摘要：汪曾祺小说中儒家与道家、佛家思想，三者相融并济。本文以《大淖记事》与《受戒》为例，从儒释道的自由意识角度进行阐述，探讨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自由意识的文本显现——水、庙、花三类审美意象。二是汪曾祺自由意识的渊源——儒道佛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人文素养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以此认识汪曾祺小说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水；庙；花；儒；道；佛
作为京派的传人，汪曾祺的小说渊源有自，总是绵延不断的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处处浸润着儒释道思想文化。《大淖记事》与《受戒》中无不昭显传统古典文化的气韵丰采，其中蕴含的儒释道自由意识，在文中则有深刻的诠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国传统道家思想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认为万物依天性而行，自化自成，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自在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自在自化是自由意识的外部体现，精神自由是自由意识的内在核心，其最终表现为人类精神上对自我的实现与超越。佛家同道家相仿，认为自由是超越心灵，超越生命，最终返璞归真。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由意识则直指向个体内心深处的自由，强调回归心灵自由的本真人性。“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1]同时，汪曾祺小说中有明显的儒家色彩，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的自由是克己复礼、仁义礼智信下的自由，是中庸的，是有节制的，是有约束的。纵观汪曾祺小说，倡导仁义与入世、积极乐观的儒家思想贯穿始终，小说中人物多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汪曾祺小说富有抒情写意的笔调圆融通和了儒家与道家、佛家思想，三者相融并济，极大的丰富了汪曾祺小说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
一、临水一曲鹊桥仙
汪曾祺的故乡，是江南草长，杏花烟雨的吴越水城。吴越之地山清水秀，地灵人杰。山水的性灵孕育了吴越人追求自由与诗性的士族精神与书生气质。吴越之人多自由放达，刚柔并济，谦和守礼。而这冲和平淡的山水也滋养了汪曾祺的品性精神，“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2]在汪曾祺抒情浪漫的笔调下，水不仅是干净轻软，明净温婉，自在无拘的自然形态，更是一种象征，是对自然生命的观照，是自由意识的抒写，是纯朴美好人性的描摹。
《受戒》文中构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水世界，连绵的河水，香甜的石榴，馥郁的栀子，湛蓝的晴空，率性自由的水乡人民，温馨愉悦、自在无束的水乡生活，宛若宁静温和的人间仙境，令人心向往之，欣欣然欲沉醉其中。无处不在的泱泱水汽滋润着水城的百姓，熏陶着水一般的浪漫自由的情怀。正值青春年华的明海和小英子清新朦胧的爱情萌动在烟波浩渺的流水中，他们因水相逢，因水相识，因水结缘，因水相会。如同清水芙蓉一般的纯洁明净的情愫，在两人的心底悄然绽放，迷离的爱意在两人心中摇曳，一泓清碧是明海与小英子青春美好的见证。洋溢着勃勃生机，充盈着丰沛水汽的芦花荡，是小儿女心中秘密的世外桃源，是诗性与自由情怀的浪漫舒展。一叶扁舟，承载的不仅是两人鲜明炽热的恋情，更是人性人情的醇厚。水乡里的人家面对着反封建礼教的爱情，都秉持一种宽和平静的心态，包容着超越子曰文化中不拘礼节的浪漫自由。
“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3]寥寥百字，一个恬淡清丽的大淖水乡便跃入眼帘。平远淡雅的水乡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四时风物多姿多彩，无论是秋月秋蝉，还是夏云暑雨的大淖，都有别样的风韵，但使大淖洋溢生命自由之美的，是仁和宽厚，随遇而安的大淖人。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正是敦厚温柔的大淖人帮着促成。汪曾祺淡化了文中苦涩不堪的过往，用灵动的笔触书写人世间的脉脉温情和自由人性。没有人尖酸刻薄，没有人指指点点，他们用最纯粹的人性温暖十一子与巧云。月白风清，水光潋滟的河滨边上，清清淡淡的水净化了十一子与巧云的心灵，升华了纯真恬静的爱情，随性自由的精神在水边诗意的舒放。
二、青春年华灿如花
花是鲜艳的，富有生气的。人面桃花相映红，花是生命之美的象征，是青春自然的生命形態，是原生态美好的人性人情的写照，是无拘无束的，女子美丽与惬意的金色年华。汪曾祺对鲜活生命的热爱之情，实质上是对自由人生的追求，是对恬淡自在生活的向往。庵赵庄与大淖的女子是花另一种形式的写照，那勃勃生机，充满蓬勃朝气的花，其实就是丰神灵动、温柔多情的女子。
“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4]栀子花纯香馥郁，石榴花灼灼其华，鲜活的生命气息戴在小英子的浓密的黑发上，乌发上不仅是花，更是吴越之地诗性与自由情怀在小英子身上的熏染。花一样的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子，小英子的俏皮，聪颖，秀美，伶俐，以及身上深深的自由与浪漫的气息，吸引了机灵聪慧的小和尚明海。小英子是庵赵庄少女的缩影，花是庵赵庄崇尚自由放达，闲适逍遥的女子的投射。一支绚烂多姿的花，和袅袅婷婷的少女相映成趣，迷迷蒙蒙中扰乱了小和尚明海的心，为她倾注了绵绵的情思。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5]汪曾祺洗尽铅华的语言将读者引向一片静美的、舒放的花世界。金黄芦花方圆都开遍，在微风中蹁跹起舞。野菱角的四瓣小白花洁净如月华，莹莹可爱。画面动静结合，有声有色，通过宁静舒缓的美景，我们可以感受到小英子与明海的心灵也同这片片丛丛的芦花浮萍一般，陶醉在自由自在的充溢着青春活力与奔放之美中。
“清明插一个柳球，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6]《大淖记事》中女子们发侧总是有宜人芬芳，或是淡粉的夹竹桃，或是大红的剪绒花，或是翠色的柳球。大淖女子犹如她们发髻上色彩缤纷的花一般，娇嫩，明媚，柔情。汪曾祺疏朗清淡笔调下的大淖儿女，宛若沾染朝露的花朵一般，眉若鸦翅，长入鬓角，是那样的楚楚可怜，她们在大淖宽松温和的人文氛围内自由自在的生长，恣意洒脱的生活。醉心花木，呈现了大淖女子未染上人世浮华的清雅脱俗的气质，以及寻求生命的自由浪漫、适意随性的高雅格调。
三、寺庙若人間梵天
《受戒》一开篇，便交代菩提庵被讹传成了荸荠庵的背景。荸荠是家常之物，菩提乃佛门术语；庵通常是尼姑修行之地，但荸荠庵却是由三五和尚居住。汪曾祺消解了寻常人意识中的古色古香，庄严肃穆的寺庙的刻板印象，赋予了寺庙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打破了宗教与人世的隔膜，对压抑人性的否定。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7]短短百字，就营造了凡世与佛寺融洽相处的气氛。寺庙里有香炉佛龛，也有满含生活气息的打谷场、白果树。寺庙中没有戒律清规，庵里和尚除了每日烧香敲磬、打坐诵经的必要功课外，生活与寻常人的无异，骂人赌钱，喝酒吃肉，娶妻生子。他们和未除尽三千烦恼丝的普通人家一样，仍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受戒只是一张和尚的合格凭证，和钓鱼的、浆洗的、打铁的并无任何分别。这些风流快活的和尚们的生活方式是随心所欲的，而且这种随心所欲也是这一方水土的人所接纳的，所习以为常的，似乎寺庙里本应当是活得恣意坦然，不受约束。是人性本真的流露，是内心对自由的追求，是对封建礼教的枷锁不自觉的抗争，是逍遥自适的心灵的返璞归真。
《受戒》中的寺庙是人间梵天，与红尘并没有丝毫隔阂，反而圆融和谐的共同生存，这里人与人和睦友爱，其乐融融，和尚不受俗世中的繁文缛节的束缚，不必清心寡欲，而是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活得平实，活得舒服，活得安乐，人性人情的淳朴平和之美跃然纸上。
四、汪曾祺自由意识的渊源
汪曾祺小说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小说中儒释道思想文化对立统一，儒家的入世与道佛的出世互济互融，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儒家主张入世，仁义，内圣外王养浩然正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标榜的个人远大志向与抱负。其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乐观积极的入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文化塑造了人物的现世品格，例如《大淖记事》中巧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奋发图强，刚健不息。行入世之举，为出世之人，是《大淖记事》与《受戒》中主人公的显著特征，他们的内心构筑了一个超然自适的伊甸园式的心境，即使人生有风雨飘摇，有些微的苦涩，亦无所惧之，实现出世与入世完美转化。
汪曾祺自小在士大夫宽厚仁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在耳濡目染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文化下，陶冶出冲淡平和，随遇而安的性情，同时对其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也有深刻影响。儒家的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渗透到汪曾祺文中，“仁者爱人”，汪曾祺不刻意塑造典型，他多关注寻常布衣身上人性的光辉以及对生活的挚爱热情，因而笔下多是质朴无华的市井人物。“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儒家，……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8]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里如是道。汪曾祺是怀着博爱仁者之心来创作，他认为人性大多是温和朴素的，《受戒》中小英子一家人的待人接物总是秉持着淳厚之心，《大淖记事》里街坊邻居们在巧云接二连三地经历了糟心事后也是给予了无私的关怀与帮助。“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因为我不愿去写他。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关。我下地劳动，艰苦受难，也还是那么回事，捱过了。”[9]其小说往往通过走向平常，走向自由，走向审美来对人性和个体价值的重新发现和提升，从而把人们从封建礼教与世俗功利中解放出来，实现生命自由与和谐的美的统一。
道家与佛家在汪曾祺小说中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老庄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虚静自然培育了汪曾祺的乐天知命，随缘自适的心性。在那车马喧嚣、人心浮躁的年代，他看淡外物，不汲汲营营，不为名利所羁绊，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这纷纭尘世。他用一支才笔，描绘了不受世事纷扰的终南之境，这里的人能任性适意安居在自由的天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其笔下的人物并不是归隐山林，而是在自然，社会与个人中找寻到自性，发掘到生命的诗情画意，即使困境也不颓靡，不放弃，泰然处之。物我同一，自由适世，是汪曾祺对道佛之法、自由意志和生命体验的追寻。
汪曾祺平淡如水的笔下，无论是小小的船只晃晃悠悠的清逸秀丽的水乡，抑或是竹篱瓦舍、质朴幽静的乡镇，都仿若一个个清新淡远的世外桃源，都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内心强烈的自由意识，反映了作者内心对自由世界的孜孜期盼。在作者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读者都可发现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美德，体悟个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寻觅心灵与性灵的放达洒脱，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M].南宁：人民出版社，2006：3.
[2]汪曾祺.汪曾祺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
[3][4][5][6][7][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31，422，433，436，421，300.
[9]汪曾棋.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J].上海文学，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