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辞世，每每令人们感到一种无限的怅惘。在相当程度上，大师们将精湛的学问和艺术，从一种高山仰止的高度，提升为一个民族精神的膜拜。于是我们会有“后无来者”的感叹。
昨夜星辰昨夜风。
斯人已去，风范长在。
从几年前“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的逝世，到最近一段时间启功、黄昆、薛暮桥等一类的大师级人物的逝世，关于大师的话题又提了出来。
有人说，如果给启功一个历史定位，那就是：他标志着一个时代，他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大师时代永远地走进了历史。许多人感叹，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今后是否再能出现像钟敬文、张岱年、费孝通、启功等一类的大师表示担忧。
大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他们除了继承传统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学问和艺术精湛、甚至开一代风气之先者大有人在，然而能够被尊为大师的，凤毛麟角。大师们的辞世，每每令人们感到一种无限的怅惘。在相当程度上，大师们将精湛的学问和艺术，从一种高山仰止的高度，提升为一个民族精神的膜拜。于是我们会有“后无来者”的感叹。当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逝世，就曾“给传统文化这个天空留下了一种巨大的空寂”。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一个万劫不复的损失。但现在，少数几位的大师级人物的不断离去，给学术界所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
“大师的出现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积累，并且一定是越来越进步，人文条件却并不必然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的出现。”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如是说。
一方面，这样的大师们，一旦告别人世，其学问和人品风流，也迅即和人的肉身、人的灵魂一道，化作了袅袅轻烟。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师们身后仍能呵护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能真正显示自身的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与文化品质。像陈寅恪的传记作者陆键东先生所说的，陈寅恪的人生价值和文化意义，就在于“为后世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他们发乎其情地用博大精深的学问和艺术深深地爱着、影响着我们，而令我们肃然起敬。
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流星般消逝的大师们，大师的天空似乎有些沉闷和寂寞。大师的另一个普遍特点，是“耐得寂寞”，枯灯黄卷读古书。大师们的太多学问，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风。大师需要淡泊心志，需要潜心研究，需要秉烛夜读，其学问如入“化境”。正如书法界评论启功的书法作品：“不仅是书法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我们用“仰之弥高”来形容对大师的崇敬。古往今来，正是大师们的目光，聚集成了人类前进的方向。他们的思想和智慧足以照亮人类的一切黑暗，指引着人们看到充满希望的曙光；他们的名字也许并非广为人知，但他的思想和观念，早已成为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人类的灵魂与血液。这样的大师，生前身后都不寂寞；而大师辈出的人类世界，没有一个人的前行会永远地孤单而无援！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都正发生剧烈变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曾说过，我们现在的大师大都产生于百年前后的清末民初，而且“那个时代恰逢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中，产生了一代伟大的学人。”那我们呢？
曾德雄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博物馆”悲剧》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的文化人都在做什么？他们的心志高远吗？他们的研究还能潜心而不思孔方吗？他们夜里不是去寻那灯火阑珊处吗？我们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要‘成事’，而是为了‘成人’。他们的知识活动并不是像这种活动本身所要求的那样，解答社会公众的疑惑，改善包括自己在内的公众的生命境遇，或替他们寻求精神的归依，而是为了要成就自己：使自己因为著作等身而‘成功’、因为作品而获奖、使文章成为什么‘标志性作品’，等等。”
深深怀念离去的大师，同时也满怀思索和忧虑——我们的时代还能造就出这样的大师吗？现在的教育、学术界更多的是浮躁的风气、功利的心态和僵硬的体制，往往用量化标准来衡量学术成就，这样的土壤很难造就大师级的人物。大师凋零，感慨之余我们应更多地思考，如何为未来的大师提供好的土壤和空气，如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这或许是对远去的大师们最好的慰藉。
附：2004—2005年先后逝世的大师们
张岱年：哲学史界泰斗
张岱年（1909年5月23日～2004年4月24日），字季同，别署宇同。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
张岱年对文化问题尤感兴趣，特别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董辅礽：一代经济学大家
董辅礽（1927年7月26日～2004年7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董教授对中国每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发表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他积极捍卫“温州模式”，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主张超越“梯度发展”理论，提出向西开放，加快西部发展。
在整个经济领域的研究中，董辅礽作为所有制改革的先驱，对于宏调见解独到，用发展的角度看股市等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陈省身：国际数学大师
他的数学，至美，至纯。
他的一生，至简，至定。
陈省身（1911年10月28日～2004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美籍华人，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是唯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
主要著作：《微分几何讲义》、《陈省身论文集》《天位势的复流形》。
2004年国际小行星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在第52769号《小行星公报》上正式向世界公布，将一颗永久编号为1998CS2号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陈省身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 。
当我们仰望星空，会发现有一颗“陈省身星”在人类的上空熠熠生辉。
陈逸飞:与文化同行
陈逸飞(1946年～2005年4月10日)生于宁波，浙江镇海人。毕业于上海美术学院，1980年进入纽约亨特学院攻读美术硕士学位。
主要作品：《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桥》、《浔阳遗韵》、《人约黄昏》、《理发师》。
他曾先后在华盛顿、纽约、东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和国内外收藏家广泛收藏。陈逸飞油画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画面上弥漫着宁静和平和，在写实主义中渗透着中国传统的美感。无论是描绘江南水乡的风景还是生动传神的女子肖像，无不体现画家的一种追求：“运用西方的技巧，赋予作品中国的精神”。
陈逸飞近年来以“大美术”的理念在电影、服饰艺术、环境设计艺术等诸多方面也取得了如同他油画艺术同样的创造性成就，令文化界人士为之折服。一个把艺术融入生活的艺术家，一个把艺术和商业完美结合的企业家。他总能把艺术的触角延伸到尽可能远，并使他生活的环境和跟他工作的人都感受到艺术的熏染。
费孝通：行者无疆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诞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主要著作：《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小城镇，大问题》等。其中《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先后对我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
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费孝通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启功：高山景行 泽被后人
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姓爱新觉罗，字元白。生于北京，满族。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论书绝句》、《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先生出身于清皇族支系，属于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幼年丧父，之后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家道中落，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后在恩师陈垣的介绍下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任教，两次被辞退，几经波折后在辅仁大学任教。虽说早年景遇不好，但是爱诗喜画、生性豁达的启功先生却还是炼就了一张笑脸。在非常时期，即使是在遭到众多打击的时候，依旧笑对人生。
启功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他不太喜欢人称他“书法家”，更愿意人称他“教授”、“学者”。启功先生非常关心学生。2002年，他拿到兰亭终身成就奖的8万元奖金后，转手就捐给了学校的贫困生。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既是启功先生为北师大题写的校训，也是自己对自己多年从事教育行业的勉励。
黄昆：固体物理学先驱
黄昆(1919年9月2日～2005年7月6日) 生于北京，浙江嘉兴人。中科院院士，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是晶格动力学的奠基人和权威，声子物理学科的开拓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从“黄漫散射”到“黄方程”、“黄—里斯理论”，黄昆在学术上接连取得创新性的重大成果。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把他与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列入了“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并有国外专家称“我把黄昆的书像圣经一样放在我的书桌上”，如饥似渴吮吸物理学精华。
除了诺贝尔奖，闻名海内外的中国物理学家黄昆几乎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面对许许多多巨大的荣誉和奖励，黄昆是如此的低调，“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各方面给我荣誉不少，我不能位尊无功，俸高无劳”。
薛暮桥：经济学大师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 2005年7月22日），生于江苏无锡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拓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曾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全国物资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学界公认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拓者。
主要著作：《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政治经济学》、《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薛暮桥是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
正如薛暮桥先生自己所言：“我一生抱定的治学宗旨是，不断追求真理，知错必改，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当然也包括我的经济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捕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他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反思和经验总结；二、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四、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问题；五、货币与价格理论；六、国有企业改革；七、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制度；八、地区经济差异与全国统一市场。
编辑：方辉国（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