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在各自文艺政策的指导下，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开展过一系列批判作家作品的文艺运动。耐人寻味的是，双方有时在抨击对象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在台湾提前“死亡”的七位大陆作家
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大陆不少爱国人士和党外朋友受到莫须有的审查和迫害。这种左倾错误，被国民党利用并拿到新闻媒体上大肆渲染。在香港和台湾，人们均十分关心大陆政治运动中遭迫害作家的命运。那时传闻甚多，以至以讹传讹。仅胡风而论，至少提前“死亡”过两次：
一次是1955年9月，海外传说胡风受迫害而死，香港的资深作家徐讦连忙写了《悼胡风》。
第二次是1959年，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转载自美联社消息说：
胡风先生自1055年被中共逮捕，其后拘于北平城外某奴工营“改造”。在1050年2月，因不堪虐待，打破窗子上的玻璃，用来割破喉
管自杀了。
这消息也许是有政治背景的人特意捏造，以攻击大陆实行的是“暴政”。为了以假乱真，谎话编得活灵活现。当时两岸隔绝，无从查证，因而作家胡秋原信以为真，在台湾不胜悲哀地写了《悼胡风先生》。
“胡风事件”之所以引起香港和台湾文化界的关注，一方面是他们同情胡风所遭到的非人待遇，另一方面对某些人来说是出自他们一贯的反共立场。像胡秋原便误以为胡风真的是在反共，是所谓党外知识分子反抗极权主义的代表，因而他在一篇题为《毛泽东要杀胡风吗?》的广播稿中，用煽动的笔调写道：“胡风事件……是争自由的山洪暴发之第一响。”其实，胡风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推翻新政权的企图，他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不同看法。尽管看法措辞激烈，但这更多的是文艺观点上的分歧。
在两岸军事对峙的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大陆要“搞掉”所谓“文艺黑线”，众多作家受批斗，有的作家不堪污辱而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乘机加紧做大陆文艺界人士的“策反”工作。1966年7月，“中国文艺协会”等十个文艺社团，联合发表他们对大陆“迫害”文化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胡秋原，写这样的反共文章并不奇怪。何况胡秋原与胡风是同乡，又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在日本时，胡秋原就经由同乡杨君介绍与胡风相识。抗战时，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理事的胡秋原，和同为理事的胡风经常见面交谈局势。他们一个是“第三种人”，一个是左翼作家，两人的文学观显然有重大差异。
由于两岸隔绝太久，再加上十年动乱，武斗升级，大陆一些著名作家常被台湾作家误以为已去世，如美联社香港1966年9月30日电称：广东《羊城晚报》编辑秦牧“仰药自尽”。又如1975年海外传说钱钟书已去世时，夏志清在报上写了追念文章。同样并非左翼作家的沈从文，在台湾也有提前“死亡”的遭遇。那是1968年，《中央日报》云：
以写作手法新颖，自成一格……的作者沈从文，不久以前，在大陆因受不了迫害而死。听说他喝过一次煤油，割过一次静脉，终于带着不屈服的灵魂而死去了。
梁实秋看了以后，写了《忆沈从文》作为悼念。后来梁氏读了聂华苓《沈从文评传》，才知道沈从文还在进行“思想改造”。
又一个例子是：一位叫顾一樵的友人告诉梁实秋，冰心已于1968年谢世。很念旧情的梁实秋由此写了《忆冰心》。他和胡秋原不同，不谈政治，只谈友情，从遥远的台湾洒下一把同情之泪。梁实秋后来才知道冰心受到上层保护，并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她系1999年2月28日病逝于北京。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新诗研究》中，所用的某些材料不是道听途说就是无中生有，如说绿原在1956年左右“被迫在汉口投江自尽”，又说“海外传云辛笛已死，某家书店还重印了他的《手掌集》，以示追念”，其实，这两位作家当时还健在。
也有一些大陆作家早已凋谢而台湾作家误以为他们还健在，以至闹出上世纪80年代末，菜单位邀请已在九泉之下长眠11年的张恨水访台的笑话。
胡适：两岸共同的批判目标
1954年，中国内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
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周扬称之为“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200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30本，总计有300万言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作些富于谐趣的批注。他曾想对大陆的“批胡运动”作一总答复，后因他的好友叶公超的劝阻而未写。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百万知识分子的批判，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对自己另一种方式的抬举和宣传。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40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后来大陆“大鸣大放”时，北京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带话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了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早在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会谈时，就谈到“五四”时胡适与陈独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即使50年代中期“批胡运动”过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l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正当海峡这边批胡高潮刚过去后，海峡那头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恶浪。
事情是这样引发的：以胡适任发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国》，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时，《自由中国》出版了“祝寿专号”，上有胡适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不要大权独揽而应发扬民主，做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守法遵宪的“三无”领袖。胡适的挚友、该刊主编雷震写的文章，则要求官方彻底改革国防与经济。
胡适这时尽管在海外，但他仍时刻关心着大陆的思想文化状态。他在接受《台湾新生报》采访时，认为大陆在搞“百家争鸣”，开放思想自由，如果台湾不再“彻底实行言论自由”，那就不能“树立真正与共产党不同的模范省”。胡适还面劝蒋介石将国民党一分为二乃至为三，以便群众监督。胡适这些言论及《自由中国》所散布的彻底改革时政的主张，很快遭到国民党官方的“迎头痛击”。1956年底，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全都一起上阵围剿《自由中国》。首先向“祝寿专号”发起攻击的是蒋经国做后台的《幼狮》月刊，该刊认为《自由中国》给蒋介石祝寿是假，将共产党的思想在台湾走私是真，呼吁台湾人民要防止这种“走私”思想的传播。“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的《国魂》月刊除转载此文外，另发表两篇社论《清除毒素思想》，《事实俱在，不容诡辩》，污蔑《自由中国》像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做共产党的尾巴，并给追求言论自由者戴上“不爱国、不革命、不反共”的帽子。
最具权威性的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名义发布绝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在“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从不正面点名和使用“不了解”及“天真的妄想”词句看，国民党对胡适的攻击是有限度的。
胡适过去与蒋介石私交不错，胡适流亡海外后又像过去一样从政治上支持国民党。当《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认为“反攻大陆”口号带有欺骗性，是无法实现的谎言时，作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院委员会”副主任的胡适公开发表谈话，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碰，因它是台湾人民希望所在。基于胡适摇摆不定的表现，故蒋氏父子批起胡适来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场。
摘自《新文学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