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春瘦七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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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你山阳的吹笛人

可为我们吹奏了悠长的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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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1912~2004),原名王馨迪,笔名心笛、一民、牛何之、华缘。辛笛一生的准则是“做人第一,写诗第二”。他六十年的诗歌历程中一直吹响着那只动情而苦难的芦笛。无论是他的爱情,他的诗歌,他的经历都在时而欢欣、时而幽咽的曲调中呈现了一个时代波诡云谲、唏嘘感叹的历史面影。

一纸轻寒上吹响的芦笛

辛笛祖籍江苏淮安,1912年12月2日出生于天津马家口。此时的马家口已经沦为日租界。辛笛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前清举人。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辛笛四岁识字,五岁进私塾,七岁能成文赋诗,“窗外月明如洗,秋虫唧唧。我正好背诵欧阳修的《秋声赋》,心中模模糊糊地萌发了写诗的兴趣”。年幼的辛笛对枯燥的四书五经倍感无聊,将此视为“苦事”。辛笛经常把唐诗宋词藏在四书五经下偷读,尤其喜欢杜甫、陆游、李商隐、李贺、辛弃疾、姜夔。为此,辛笛没少受父亲和私塾先生的戒尺体罚。辛笛9岁时,时在唐山开滦矿务局任秘书的父亲看到传统教育难以奏效,便请了家庭老师教辛笛学习英语。辛笛白天跟老师学习,晚上就自己尝试着翻译《伊索寓言》。然而平静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1924年,因为军阀混战辛笛和家人不得不四处逃难。在居无定所、食难果腹的日子里辛笛通过诗歌来表达郁积的心情,“主人只解爱琴书,为卜乡村静地居。野水桥边风浪紧,声声传语缓行车。”13岁时辛笛在天津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读书,次年辍学。1927年,15岁的辛笛转考南开中学准备插班到初三。由于接受私塾和家庭教育,没有受到新文学影响,南开中学要求用白话作文可苦了辛笛。还好,最终辛笛考取了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期间,辛笛一开始接触新文学便似乎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他课余几乎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为了买书甚至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节省下的钱都买了鲁迅、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等人的书。到南开中学的第二年辛笛开始在《大公报》副刊发表诗作并翻译一些英文作品,其中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莫泊桑的《农夫》等。辛笛几乎每天都要去书店和书摊。辛笛还曾费尽周折为周作人买过一本外文书,周作人在《杨柳风》中曾记载此事。为表感谢,周作人抄录日本诗人大沼枕山的诗歌相送:“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辛笛对这幅字格外珍视,可惜在战乱中这幅字不幸丢失。在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辛笛与父亲几次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抱着工业救国的想法希望儿子读理工科,而辛笛却偏偏决定报考文学。1931年秋,辛笛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他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成为文学大家,比如钱锺书、李健吾、曹禺、曹葆华、孙毓棠等。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辛笛与同学一起到火车站请愿,他们曾直接趴在铁轨上抗议,不让列车前进。被军警驱散后,辛笛和几个同学在夜色里偷偷爬上火车来到南京,直接到政府门前请愿游行。回到清华后,很多激进的热血青年和学生受到追捕。为此,辛笛经常将他们藏在宿舍和亲戚的家里避难。尽管国难当头,但是当时大师云集的清华园以及新文化的影响给了辛笛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时郑振铎、俞平伯、吴宓等老师的课非常受欢迎。在叶公超的“英美现代诗”和吴宓的“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课上,辛笛得以系统接受了艾略特和叶芝、里尔克、霍布金斯、奥登等诗人。辛笛潜心阅读,“每每心折”。在校期间,辛笛曾和同窗好友盛澄华准备创办一个刊物,名为《取火者》,但是因为受到当局“关注”而受挫。期间,辛笛和盛澄华曾参与编辑《清华暑期周刊》和《清华周报》。

1934年1月1日,郑振铎和靳以、巴金等人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在北海与景山之间的三座门大街14号那个幽静的小院里,辛笛通过南开的同学章功叙(靳以的二弟,靳以原名章方叙)结识了郑振铎、靳以、巴金、卞之琳、曹禺等人。据晚年的辛笛回忆,当时在北平的巴金公开场合并不爱说话,但是一争论起来,操着川音的巴金竟然极其雄辩,语惊四座。1935年夏天辛笛大学毕业,他在北京灯市口的贝满女子中学和南长街的艺文中学教授英文和国文。他的好友盛澄华则留学法国研究纪德。为了鼓励学生学好中文,在课余时间辛笛组织学生参加作文比赛。奖品是辛笛自己用工资买来的刚出版不久的《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年后,辛笛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得到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推荐和父亲的一位银行家同学的资助。1935年,辛笛和弟弟辛谷合出了第一本诗集《珠贝集》(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对于辛笛来说是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该年春天,爱丁堡大学为艾略特举行授予博士学位的隆重仪式。辛笛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当年在清华园读书时他就对这位大师级诗人倾慕不已。激动中的辛笛回到住处后几乎彻夜难寐,而床头艾略特的诗集早已经被他翻看得散了架。辛笛有幸聆听了艾略特在爱丁堡大学做的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专题讲座。当时辛笛已不记得艾略特讲了些什么,但对听课时的舒畅感觉一生难忘。艾略特衣着讲究、举止优雅的绅士派头和潇洒的风度以及自我嘲讽都令辛笛倾倒。在英期间,辛笛不仅结识了艾略特、史本德、刘易士、缪尔等一大批重要诗人,还参加了很多诗歌讲座和朗诵会。那时的朗诵会多在乌烟瘴气的小酒馆举行。此时辛笛的诗歌已趋于成熟,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月刊上发表。辛笛还利用假期专门从爱丁堡乘夜车到巴黎找好友盛澄华。当时盛澄华住在拉丁区的一个三层楼的学生公寓。他们一起参观法国作家的故居。每天清晨,辛笛都要到卢森堡公园散步,下午到香榭丽舍大道看夕阳。1939年辛笛回国为母亲奔丧,途经新加坡时,他特意拜访了时在《星岛日报》任总编的郁达夫。尽管郁达夫正忙于抗日募捐,但还是抽出时间请辛笛到南天酒家小聚。临别前,郁达夫送了辛笛一张签名的相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辛笛为躲避敌伪注意,只得离开大学进入金城银行任秘书,后担任信托部主任。“孤岛”时期,徐森玉与郑振铎等人想尽办法转移和保护当年从北平转来的8000多部珍贵古籍和经书。辛笛和徐文绮将其中的十几箱藏在中南新村寓所顶楼上的隔层里。后来,这些保存完好的珍贵书籍存放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因为内战,上海的文化环境很快恶化。1946年6月4日端午节,辛笛等人准备在上海辣斐大戏院举行诗歌朗诵会。但是由于大批军警封锁前后门,禁止开会,原定八点半开的朗诵会不得不被推迟到九点半。最终由于军警的疯狂冲击,朗诵会没有开成。1946年8月间,辛笛和袁水拍、倪海曙、徐迟、夏白、李丽莲等人创办《民歌》诗刊。第一期发表了郭沫若、洪深、贺绿汀、马思聪、辛笛、袁水拍、徐迟等人的诗作和文论。《民歌》创刊号销路很好,首印一千多册很快售罄。正当辛笛等人备受鼓舞的时候,《民歌》引起当局注意很快被查封。尽管如此,利用银行工作的便利,辛笛仍以各种优惠的贷款大力支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星群出版社、森林出版社、开明书店以及《文艺复兴》、《诗创造》等杂志。期间,辛笛出版了诗集《手掌集》以及评论散文集《夜读书记》。1948年1月《手掌集》由星群出版公司出版。该诗集32开,初版本印数是1050册。其中1000册为西报纸本,另50册为道林纸。诗集的封面设计是曹辛之。封面采用的是英国版画家Gertrude Hermes女士的木刻《花》。《手掌集》出版后影响很大,还受到港台诗人的追捧。正如香港诗人克亮所回忆的,“有人找到了王辛笛的《手掌集》,几乎喜欢新诗的朋友都借来抄录或影印,以备吟咏品赏。当年喜欢这部诗集的朋友真多,后来有人把这部诗集私自影印出版,新诗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莫不人手一册”。受志同道合青年诗人的影响,辛笛与曹辛之、陈敬容、唐祈等人决定创办一份刊物。辛笛邀请陈敬容、曹辛之、■和唐祈到家里聚会并商定刊物事宜。刊物定名为《中国新诗》,编委是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方敬,辛笛负责出版事务。尽管《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被迫停刊,但是“九叶”诗人在这里的集体露面开启了中国新诗的一个崭新时期。在香港期间,辛笛曾与戴望舒一起在永别亭前祭奠一代才女萧红。1948年辛笛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该年夏天辛笛乘火车在沪杭线上穿行,路旁的茅屋、坟墓的凄惨景象激发了辛笛对一个黑暗时代和生存困境的深沉思考,“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 / 一节一节的社会问题 / 比邻而居的茅屋和田野间的坟 / 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1948年秋冬之际,在上海空前紧张的白色恐怖和随处可见的暗杀中,辛笛也被敌特跟踪监视。为安全起见,辛笛将家人转移到香港,自己独自留在上海。

才子名媛、布衣夫妻

辛笛与夫人徐文绮一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走过五十多载的风雨历程。1981年5月,身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辛笛遥念妻子时写下情真意挚的《蝴蝶、蜜蜂和常青树》。蝴蝶的美丽绚烂,蜜蜂的勤劳甜蜜,常青树的强盛生命力都准确概括了徐文绮美丽坚卓的品质。

徐文绮出生于浙江湖州菱湖镇,为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之女。徐文绮的亲生父亲为徐森玉的三弟徐鹿君。徐家男丁兴旺,竟然没有女孩出生。所以,徐文绮的降生给这个男性聚集的家庭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喜悦。在徐文绮两岁的时候,膝下无女的徐森玉多次恳求弟弟徐鹿君把文绮过继给他。徐鹿君夫妇出于兄弟情义只好割爱从命。徐文绮的亲生父母由此成为了“三叔”、“三婶”。徐森玉(1888~1971),名鸿宝,浙江吴兴人,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文献学家。徐森玉早年就读于“有泉石之胜,无市井之喧”的白鹿洞书院。徐森玉高古、清雅的性格离不开五老峰、森林、清泉、雅舍、书斋的影响。然而为文物和古籍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徐森玉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于1971年5月19日含恨离世。

徐文绮的祖母是名重一时的刻书世家闵氏的后人,是当地有名的美女。徐文绮的母亲是江苏泰州人,也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徐文绮是名门闺秀,才貌俱佳、举止脱俗。尽管出身名门且姿色出众,但徐文绮绝非是一个脂粉女子,而是名符其实的才女。当时金城银行的老板、著名民主人士周作民曾夸赞徐文绮:“可惜你是个女子啊,你若是个男人的话,那可不得了!”徐文绮自小对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兴趣,独对读书情有独钟。家中的藏书楼成了徐文绮的乐园。那个坐在院子里或楼梯口的白衣女孩成为徐家的一道特殊的风景。徐文绮自小聪慧并很早就在报刊发表文章,父亲为此甚为得意。此后,徐文绮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和附中。考大学时徐文绮并不想在北京的高校读书,而是偷偷一个人跑到天津报考了南开大学。一天早上吃饭时,徐文绮的大伯父一边吃饭一边读《大公报》。当在南开大学“登录科”看到徐文绮的名字时,他对徐文绮说“报纸上有一个人的名字竟然和你一样啊”。徐文绮听罢立刻抢过报纸,然后兴奋地跳起来对大家宣布:“我被南开录取啦!”尽管家人不希望一个女孩子跑到外地上学,但既然已成事实,全家还是很高兴。徐文绮进入南开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又东渡扶桑留学。在日本期间,徐文绮闻悉南开校园遭到日寇飞机惨无人道的轰炸后义愤填膺。她决绝地放弃学业回国。她精通英、日、俄三国文字,回国后曾在上海海关工作。到上海时徐文绮已经25岁,在那个年代属于典型的大龄女青年。养父和生父都急于女儿的婚事。作为民国时期上海的名媛并作为时尚画报的封面女郎,徐文绮身边有大量的倾慕者。徐文绮对那些沾满铜臭和世俗味的追求者不屑一顾,甚至还一度抱有独身主义的念头。只是机缘巧合,徐文绮最终选择了学识渊博的辛笛。辛笛晚年还对女儿王圣思说:“当时追求你妈妈的人到底有多少,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面对徐文绮将身边的追求者一个个打发掉,徐鹿君非常着急。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来前一段时间金城银行总稽核王轶陶(辛笛的叔父)曾和他谈起有一侄子在欧洲留学,学识和人品俱佳。徐鹿君向女儿小心翼翼地提起此事。徐文绮一直对有学识的人另眼相看,当她听说这个人叫王馨迪的时候竟然有些惊异。真的是机缘巧合,徐文绮在南开读书的时候竟然和辛笛有过一面之缘(辛笛是31届,徐文绮是35届)。虽然辛笛在清华大学读书,但因为家在天津的缘故,每年寒暑假以及每个月末都要回家看望母亲。当时,辛笛的中学好友章功叙在南开读书。每次回天津,辛笛都要跑到南开去找章功叙。章功叙当时正在追求徐文绮的同桌。为了通过徐文绮拉近自己和那位女同学的关系,章功叙知道徐文绮喜欢文学就拿来辛笛的诗歌给她看。文学眼光很高的徐文绮竟然对辛笛的诗歌很是欣赏。当时徐文绮在同学中被称为“煤油美人”——人漂亮,但性子急,一点就着。

又是一年暑假,天津酷热难当。辛笛和章功叙恰巧在南开校园里遇到刚从图书馆出来抱着一摞书准备回宿舍的徐文绮。这次见面,二人都有些矜持。他们只是友好地点头,没有深入交流。而仅仅是这匆促的一见,辛笛对徐文绮满是好感,而徐文绮也因诗识人,默默地记在心里。此后二人各自漂洋过海留学,飘萍一方。

1936年辛笛到英伦留学,期间开始与徐文绮通信。1939年辛笛写信给徐文绮,希望她也一同前来。当时徐文绮很是犹豫,于是写信给远在贵州的徐森玉征求意见。由于路途遥远、书信阻隔,一直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徐文绮非常着急,于是在7月1日和3日接连写两封信催促。7月19日刚从贵州回来的徐森玉在思考了一整夜后回信,同意女儿出国,“汝披沙拣金有年,得一王馨迪自非寻常之盲从者可比,余闻此事亦深庆幸。凡一切世俗之见均须摒除。若令王馨迪提前归国,于学业损失太大,渠既将为我家婿,应事事从渠之方面着想。”当徐文绮筹措费用准备出国时,辛笛却因为母亲辞世而回国奔丧。辛笛奔丧,途经上海。叔叔王轶陶从上海火车站将辛笛直接带到徐家。辛笛把从英国带回的一把黑色的雨伞送给徐文绮。辛笛送伞时看不出她的表情是高兴还是失望。据后来徐文绮的妹妹文缃回忆,姐姐回到房间后对这把伞简直爱不释手。奔丧结束,辛笛准备再回英国继续留学,只可惜因为二战爆发,他只得前往上海光华大学和广州暨南大学教学谋生。

在沪期间,辛笛一上完课就到常德路海关总署黑色大门前等候徐文绮。那时阴雨连绵,辛笛经常被淋得满身湿透。二人的感情终成正果。1940年初春辛笛与徐文绮订婚。7月28日二人的西式婚礼在西青会大楼举行,几百人参加了婚礼。此时徐森玉远在贵州无法赶上婚礼,生父徐鹿君代为操办婚事。证婚人是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寿镛。当婚礼现场热闹无比的时候,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辛笛和徐文绮竟然悄悄离开。二人乘电车到国际饭店独自享受新婚的快乐去了。

由于辛笛的木讷且不问杂务,婚后的徐文绮毅然辞去公职放弃一切来精心照顾丈夫。此后几十年她无怨无悔地甘心付出。他们“才子佳人、布衣夫妻”的一生被传为诗坛佳话。正是有了徐文绮这样一位“全能型”家庭主妇无微不至又不厌其烦的照料,辛笛才得以心无旁骛地专心从事诗歌创作和文学研究。建国后艰苦的日子里,徐文绮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在料理家务的同时在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做外语教师。“文革”中徐文绮因为出身问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徐文绮被改造期间,辛笛的生活完全乱了套,由此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在所难免。穿了很长时间的袜子破了几个洞,实在没有办法的辛笛只得自己拿起针线。可是面对着针和线辛笛竟百思不得其解——线怎么才能穿到针上去呢?无奈之下,辛笛只好骑着自行车去找女儿来解决这个生活难题。徐文绮为了丈夫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外文教学和翻译工作,直到1998年,徐文绮已经85岁高龄,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她与著名翻译家杜南星合译出的70万字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2003年,徐文绮去世。辛笛在日记中写道:“无言的爱却有 / 碧海青天为证”。

“更与何人问暖凉”

1949年5月底上海宣布解放。为了支持国家建设,满怀热情的辛笛决定把父亲留给他的15万美金捐献给国家。由于特殊的外汇政策,直到三十年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辛笛曾任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兼秘书,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49年7月,巴金、辛笛随夏衍为团长的上海文艺代表团出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新朋旧友知道辛笛在银行任职,于是就经常让辛笛出面打牙祭。辛笛也不推辞,时常与巴金、方令孺、靳以、郑振铎、赵家璧等一众朋友到琉璃厂附近的餐馆以及丰泽园一聚。一代才女,“九姑”方令孺称辛笛为“当代小孟尝”。文代会期间,辛笛与艾青、臧克家、何其芳、沙鸥、冯至、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发起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会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也分别成立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在8月2日的全国诗联成立大会上,辛笛等被选为候补理事。建国后辛笛历任上海烟草工业公司、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副经理。1951年6月辛笛辞去金城银行职务,到上海财委地方工业处任秘书。当时周而复曾邀请辛笛到上海作协担任办公室主任,被辛笛婉拒。

辛笛一生嗜书如命,然而在“文革”那个“破四旧”的年代他不能不为此遭殃。平时,书不小心掉在地上,辛笛会赶快捡起来掸掉书上的灰尘,心疼得要命。子女要看他的新书必须净手才行。“文革”开始后几大橱子的书让辛笛苦恼不已。他挑来拣去把没甚用处的废旧报刊拿去卖废品,竟然用卖报刊的钱拎回一串大闸蟹。辛笛从国外带回来的领带被子女当做封资修的东西剪成五彩缤纷的布条做了拖把。单位抄家的人还是如期而至。几辆军用卡车不仅拉走了辛笛几乎所有的藏书,而且连高大的书橱以及巴金先生专门赠送的白色铝合金书橱也被拉走了。“文革”中年迈的徐森玉也未能躲过浩劫,被红卫兵押着在台上批斗。徐文绮被下放到嘉定的干校劳动改造。1968 年冬天辛笛坐车去嘉定给妻子送过冬的棉衣。当时辛笛只能在监管人员严厉的目光中隔着篱笆将衣物递给憔悴不堪的瘦弱的妻子。二人相顾无言,唯有泪痕纵横。回到住处后,夜不能寐的辛笛吟七绝两首遥寄妻子,“更与何人问暖凉,秋深废井对幽篁。簪花屡卜归期误,未待归来已断肠。”“篱边传语感凄惶,相见何曾话短长。珍重寒衣聊送暖,卅年鸳思两茫茫。”不久,年近六旬的辛笛被下放到奉贤干校劳动改造。常年不劳动的“书生”为此尝尽苦头——下田插秧、拔草施肥、拉犁运土、挖渠开河、沤肥喂猪。劳动之余,辛笛用竹子做成肥皂盒、灯罩、晒衣架等生活器具。即使环境如此恶劣,辛笛还是偷偷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旧体诗。“文革”中徐文绮腰椎被红卫兵打伤。但她无微不至地照顾辛笛度过一次次难关。1975年,辛笛写给妻子一首七绝《赠内》以示感激:“怜卿怜我不为贫,且学行僧脚暂伸。一自连朝风雨骤,三分春瘦七分人。”在离开故乡几十年后,辛笛才重又踏上回乡之路,然而一切早已经物非人非,“欲语泪先流”。僵化的文艺观念尤其是“文革”流毒还是多少影响到了辛笛。1970年代末期上海工人文化宫举办诗歌讲座,辛笛是首场开讲人。辛笛可能是心有余悸,讲座过程中几乎都是教条的术语和枯燥的宣传,很像是政治报告。当时辛笛的女儿王圣思就坐在台下。听到父亲的讲座她如坐针毡,非常失望。会场上的观众窃窃私语,哈欠连天。坐在王圣思身后的一个青年不满意地挖苦道:“这下好了,辛笛,辛笛,笛子吹破了!”回家后王圣思将这句话转述给辛笛,辛笛听后不仅没恼反而哈哈大笑。确实,坚冰只是一点点融化的,思想解放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关于编选《九叶集》还曾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书出版前,■去南京时杨苡建议诗风相近的方宇晨也应该加入。到上海时■向辛笛提出此事,辛笛说“那岂不成了‘十叶派’,伊斯兰教里有个十叶派!”考虑到书已编成,篇幅又有限制,此事只好作罢。

辛笛一生的朋友当中不乏钱锺书、巴金、沈从文、卞之琳、郑振铎这样的文学大家。这与他不计得失的慷慨和真诚的性格有关。

晚年的辛笛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起床,早饭后下楼散步,上午工作3小时,中午午睡3小时,下午阅读书报,晚饭后看看电视,9点就寝。晚年的徐文绮因为患骨质疏松症以及脊椎多次压缩性骨折卧病在床。2001年深秋,辛笛突发心脏病从椅子上摔到地板上,随后被送往医院。从此,辛笛安上了心脏起搏器。自以为大限已到的辛笛口占一诗,“驽材闷损本无多,况值衰年奈病何。起困博通感圣手,无常只好悄然过。”然而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辛笛在最后的几年开始整理自己的旧体诗,最后结集为《听水吟集》。

2004年1月8日上午9点20分,辛笛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享年92岁。而仅仅三个多月前,徐文绮刚刚辞世。妻子故去数日,辛笛做《悼亡》一诗:“钻石姻缘梦里过,如胶似漆更如歌。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伤心叹奈何。”女儿王圣思说,父亲是追随母亲而去的,“想到她与我母亲分离百日又能团聚,我们做子女的在悲痛之余又略感安慰。”辛笛生前曾写有一首诗《一个人的墓志铭》,“我什么也不带走,/ 我什么也不稀罕;/ 拿去,/ 哪怕是人间的珠宝!/ 留下我全部的爱,/ 我只满怀着希望 / 去睡!”辛笛一生最爱听舒伯特的《小夜曲》。在离世前他竟偷偷写了一首诗《听着小夜曲离去》。女儿王圣思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间在书页里发现了写在纸条上的这首诗——“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 / 卧在花丛里 / 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 / 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 / 有过多的爱恋 / 一切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 / 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 / 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

2004年1月17日,辛笛遗体告别仪式上,回荡在大厅里的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的旋律。第二天,冬雨绵绵,辛笛和徐文绮合葬在青浦福寿园。那只清脆、欢欣而忧伤的芦笛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吹响。

责任编辑 何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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