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与刘清扬分分合合的关系不是简单可以归结为悲剧或者喜剧的，时代的变迁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的轨迹或者说个人成长、组织成长的更丰富更真实的背景才是值得记忆和纪念的……
1921年元旦，张申府和刘清扬在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从马赛登岸后抵达巴黎。漫长的海上漂泊，使两颗孤独的心日渐靠近。张申府在巴黎租住的一套房子位于爱歌里路50号，那是一栋四层高的坚实楼房。雕花铁栏围成小阳台，阳台后的窗户垂挂着白色窗帘。站在阳台上可以浏览巴黎的五光十色，更重要的是可以呼吸巴黎独有的空气。显然，这座建筑的房租不会低廉。张申府之所以能租住在这样一栋建筑里，是因为蔡元培聘请他担任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每月有800法郎的薪资。其月薪超过勤工俭学中国学生一倍多。由此，他不仅不用去做工，而且可以有时间去学习、上课、聚谈、写作或恋爱。在1921年至1922年的一段时间里，张申府的家也是中共小组开会的地方。
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出生在河北献县。1911年，同情革命的张申府回乡结了婚。发妻本名朱惠侬，张申府为她改名朱德侬。虽然是旧式婚姻，但两人相当和谐。1914年，妻子在生产几天之后，染病痛苦死去。张申府的一句话可以充分说明两人间的感情，他说：“如果她不是过早逝世，我不会再找其他女人。”
1915年春天，张在家庭的包办下第二次结婚，他自己说是“上当受骗”。年轻时的张申府对于婚姻家庭，尽管思想上很激进，但行动上是很拘谨的。在这一点上，刘清扬则要倔强得多。1916年的时候，与她定亲的男方要求履行婚约。她提出了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方式，来决断彼此的关系。她建议，由她出一个题目，男女双方各做一篇文章。如果男方的文章胜过她，她就出嫁。这种决定婚嫁的方式只在民间故事中出现过，不知刘清扬是否从中受到启发。当然男方没有这个实力，因此相当尴尬，刘清扬的哥哥乘机规劝男方退出。男方得到一个台阶，于是便知难而退了。此前的种种似乎一直在为张申府、刘清扬两人1919年五四时期的第一次见面做着铺垫。
到了1917年秋天，张申府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逻辑教授。在北大，他从陈独秀、李大钊那里听说了刘清扬其人，知道这位天津姑娘是觉悟社里有名的才女，口才十分了得，称得上是一位极具鼓动力的街头演说家。这也是张申府和李大钊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北平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原因。张申府回忆说：“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她）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大钊）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也回到了北京……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从中可知，那时的刘清扬是一位相当自我的人，性格独立思想自主，真可谓“特立独行”。
刘清扬，1894年出生于天津。1979年8月3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讣告中说：青少年时期，她就接触进步思想，参加了同盟会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组织爱国妇女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清扬同志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武汉、重庆，曾担任战地儿童保育会理事、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参加民盟北方区委和北平市支部的工作。……1948年10月，刘清扬同志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北平解放后，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经常在一起讨论创建组织的问题。去欧洲之前，张申府曾往上海探望陈独秀，一面是告别一面是形成共识。此次，陈独秀委派张申府在欧洲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中国留学生入党。在开往马赛的轮船上，刘清扬向张申府表白了爱情。张申府说：“我们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共。……我们从欧洲回来后，她住在我家，起初像一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介意。”两人之间的感情发展异常迅速，尽管上船之前张申府已有女朋友。1920年11月23日上船赴法之前，刘清扬仍然是一个处女，而张申府已有了两次婚姻经历，对此张申府颇感自豪。1920年12月27日，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船抵马赛。然后一起前往巴黎，1921年1月两人正式同居。一直到1948年两人分手，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两人曾经举行过正式的结婚仪式。1921年春季，张申府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他的介绍下，刘清扬、周恩来、朱德先后加入共产党。对于如何介绍他们入党，张申府回忆说：“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这种加入党组织的方式，同后来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明显带有同人性质。
同年，刘清扬产下了一个男婴，后来这个男孩送给了一位法国保姆收养，因为张申府和刘清扬要随周恩来转移到柏林，并从那里去莫斯科参加1924年的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他们离开巴黎的时间是1922年秋天。原因据说是衣食无忧的张申府（有薪金收入）、刘清扬（有兄长的资助）、周恩来（有家族的补助）等与贫穷劳作的勤工俭学学生出现了分歧。张申府对蔡和森等发动勤工俭学学生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前示威（1921年2月28日）要求“给我面包”不以为然，认为用双手去争取在法国的学习机会是最佳途径。实际上，张申府后来了解到勤工俭学学生的艰难处境后，完全转变了看法。9月，“里昂的华法教育会被数以百记的勤工俭学学生占领，因为他们听到传闻说他们等了许久的学习中心，会由一批新的较有钱的中国学生主持开幕，他们为此抗议。
“10月，我听到示威者占据了宿舍，并试图和学校当局谈判，法国警方在里昂的中国教育当局的全面支持下，从马赛押送了许多中国学生出境。这些学生之中包括蔡和森和我们巴黎中共小组的一个成员陈公培。
“里昂事件使我知道勤工俭学学生的凄惨处境。我们巴黎小组的赵世炎，非常投入里昂的抗议活动，是学生的主要谈判代表。他在其他学生被押送出法国前的一刻，逃离里昂，我在巴黎听到这消息，十分愤怒。我亲自去驻法的中国当局进行交涉。吴稚晖，我在国内认识的‘五四’名人，当时是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我力求他听听学生的要求。……
“吴稚晖拒绝改变他的立场，由于这涉及我做人的原则，我不愿再和他以及他的机构打交道，于是我递交辞职信，放弃我的高薪厚职。我站在勤工俭学学生的一方。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困难，法国的物价很高，我又没有了收入，没有办法，惟有搬迁。
“我从其他的中国学生那里听到，德国的住房和食物都还较便宜，于是1922年2月，我、周恩来、刘清扬三人搭乘夜车到柏林。”
柏林小组的活动有声有色，组织扩大，党员人数增加。朱德、孙炳文等人正是在1922年下半年入党的。
当时，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朱德等都去哥廷根旁听一些课程。张申府跟踪数学和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朱德旁听的是社会科学；刘清扬和周恩来的社会活动多一些，听课的时间相对较少。张申府除了小组的活动外，在学术上也有出色的表现。他涉猎甚为广泛，如德国哲学、罗素的学说以及现代科学，甚至包括弗洛伊德的学说，接触并吸收了当时最前沿的思想成果。他曾和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著名教授希伯特讨论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并尝试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惜没有最后完成。他和罗素也有通讯往来，以至于以后成为罗素专家。身为共产党员或说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从不排斥各种西方思潮，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特别强调思想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社会革命犹如人性的改变，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方面。对于国内和国民党的合作，张申府独持异议：“在我们与国民党组织联合阵线时，我们不要忘记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最后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在《少年》（欧洲少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R”颇能说明其思想取向，他解释说：“我用这个笔名标志我当时的所有热情：罗素（RUSSELL）、红色（RED）和革命（REVOLUTION）。”
以张申府为中心的柏林小组，周六有一个学习聚会，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张申府作为逻辑学专家，为朋友加同志讲解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哲学背景，有时还涉及黑格尔的哲学。
1923年2月下旬，张申府遭遇到来自欧洲同志们的压力或者说挑战。这就是少共（党的青年组织）投票将张申府驱逐出党。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私人感情方面和组织观念方面等。私人方面，张的自负引起后来者的不满。他不仅是旅欧支部的实际领导者，而且在学术领域颇多建树，自然有些知识分子的自傲，且自傲后来成为张申府性格中的一部分，不论顺逆都没有改变。会上有人指斥，你一旦不接受张的指示，他就威胁要退党，且多次发生，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组织方面，张申府认为少共是旅欧支部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这一点早在1922年秋天就得到陈独秀的确认。而少共领导人则要把少共建成整个欧洲共产党的总组织。在1923年2月法国比扬古会议上，“有些学生觉得张躲在幕后作指挥，一手指挥周恩来，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参加此次会议的郑超麟回忆说。赵世炎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两人面对此种情况真是左右为难。周恩来回到柏林后，将消息告诉张申府时，他大声咆哮：“你们敢？如果陈独秀是我，你们敢把他逐出共产党吗？”张的自负可见一斑，他甚至怀疑周恩来在其中起了作用。周恩来回答说：“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点打击。”此事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少共改名中共旅欧支部，张申府继续其欧洲与中国共产党组织间通讯员的角色。
1924年，张申府回到国内去刚刚建立的黄埔军校任职，由于和蒋介石观念不同很快就离开了，张申府向蒋推荐了周恩来接替自己的职位。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张申府住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家里。会上，代表们就国共联合战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发言反对为和国民党结盟而改变党的路线。他认为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但蔡和森说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记得他说的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其他四人为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瞿秋白）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作为组织的一员必须遵从组织纪律，然后一起商讨出一致的立场。”张申府不听劝告固执己见：“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就这样，他我行我素地离开了会场，也离开了党组织。但这似乎不是第一次，此前在广州搞活动时，因受不了南方的湿热天气，他就曾短期开小差。忆及此事，他丝毫不觉后悔：“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投了统一战线一票。但我没有。”对于周恩来，他用四个字来评价“弯而不折”。
张申府为什么退出党组织，郑超麟有一句话应算精当：“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顺便提一句，张申府1986年6月逝世后，对于讣告中张“脱党”的说法，张家提出异议，最后用的是“退党”一词，并恰当地称张为党的老朋友。
张申府离开了共产党组织转而潜心研究哲学，而刘清扬则继续留在党内，尽管两人对待革命的观念有所不同，可仍然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冒有风险的举动，因为随时会遭致军阀及国民党的迫害。正是颠簸流离的生活导致了刘清扬几次流产。后来在北平，两人和李大钊一起工作。1927年3月间，为躲避军阀的追捕，他俩和李大钊一起羁留苏联大使馆。在李大钊4月6日被捕之前，张申府和刘清扬秘密逃离了北平，避居武汉。这年夏天，刘清扬出任党的妇女部主任一职。在白色恐怖之中，8月，两人再次转移，从武汉前往上海。年底，张申府受聘担任上海大陆大学的教授，为迎接女儿的出生还要翻译一些西方哲学文章贴补家用。刘清扬和转入地下的共产党渐行渐远，专心地过起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生活。
1928年6月，刘清扬带着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刘方明回到天津。1930年秋季，张申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所书》，这是一本关于自由（包括性自由）、妇女解放、社会革命的文集。它标志着张申府从政治活动参与者到社会革命鼓吹者的转变（即由战士转而为学者），也由以前的狂热、激进、精神、理想回落到冷静、坚守、物质、声望。他在《妇女与革命》一文中说：“似乎今日大多数有知识的女子，心目中所求的仍不外得人而归，在未嫁人时是一个样子，嫁人之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这一点（指依赖性）实在是妇女的致命伤。”这些议论为张申府的情感转移做了很恰切的注脚。当初，刘清扬吸引他的正是性格坚强、思想独立，两人携手风雨中闯荡，而此时的刘清扬则由激烈的革命青年蜕变为平静的家庭妇女。张申府成为引人注目的清华大学教授，以女权主义先锋自居，并因此受聘担任《大公报》副刊《世界知识》的编辑而开始了又一段浪漫故事。张申府一直鼓吹男女两性很难相互理解，招致化名“何必”的读者来信诘问：“如果你是女子，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纾尊降贵下嫁一个头脑智慧皆不及你的人？你对像陆仙堡（ROSA LUXEMBERG）这样的‘狂野不羁’的女子有什么意见呢？”
张申府的回信没有任何学究气，避重就轻却十分坦直：“我确实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不是女性。我不能够也没有自称能够明白妇女的感觉。但我能够说的是，我十分欣赏陆仙堡那样的智勇双全的女性。”
几个月之后，偶然通信的两个人见面了。“何必”原来是北京第一女子学校的校长孙荪荃，一个有事业、有思想又独立的女性，正是吸引张申府的那类女性。两人慢慢交往起来，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在政治上又趋活跃的张和孙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对于“一二·九”以后的一些情况，张申府自己说：“12月9日的下午，我和其他三个人在喝咖啡，其中有姚依林。我自从有一次协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拿一些钱给他后，便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两人一个是郭明秋，她是新近成立的学生会的成员。还有一个是孙荪荃。孙和我那时已经关系非常密切，难舍难分；我们的爱情已是人所共知，一如我们的政治倾向一样。在‘一二·九’学生大规模运动之前的几个星期，她已积极发动学生抗议政府。……”“三天后我上街和学生一道参加游行，在路上被警察截住盘问。我答：‘我只是走路，你没看见吗？’他们只得让我走。但两个月之后，在2月29日，我没有这样幸运了。我想这是因为我组织救国会出了名。”“他们到我的城内住处将我带走，然后再到清华园拘捕刘清扬。我的大女儿跑到孙荪荃处求助，但她也无能为力。”
三个月之后，张申府出狱却丢掉了在清华的教职，之前刘清扬已先出狱去了武汉，再一次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刘清扬做出此举动，也许是她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张申府疏离自己的原因正在于失去了以前的自我。不久，张申府也到了武汉，同样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这至少表明张、刘在政治立场上还有共同之处。但张和孙的关系颇使刘清扬感觉羞辱，忍无可忍的刘清扬曾当着两人的面破口大骂，发泄心中的痛恨和厌恶。张申府说这是刘清扬的嫉妒心在作祟。结果因为孙的关系，张、刘分开了。
抗战全面升级后，张申府转到重庆，编辑《战时文化》。他以前的女学生董桂生做了他的女秘书。张、董工作生活在一起，董桂生在学生时代就崇拜张，如今近距离日日见面，渐由崇拜而生爱慕，终致两人同居。孙荪荃知悉后怒不可遏，写信给张痛斥不忠：“一个人不肯做克己工夫，一味胡猜乱疑，又全不从事业上全盘作打算，只一味地蹂躏人，即令个人得到胜利，也不过多作一次恶而已，何损于人！”董对张的一心一意，使张最后放弃了与孙的关系。可张申府只承认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因忍受不了社会的压力，张申府忍痛安排“小桂”嫁于自己的另一位学生。张申府当时的心情，从他给董的信中可窥一斑：“桂生，我现在出去了，不得与你面说，但有几句话总还愿能早点儿达到你的耳边。我不敢说过去我对你怎样，但我想到过去这三个月里你对我的种种好处，于公于私种种替我设想，给我的种种帮助……想到这些，我实在不能忍这样的结局，我实在擎不住这样的下场！”
1944年第一季度里，张申府似“倦鸟归巢”又似“浪子回头”。本来在重庆，他和刘清扬所居并不远，加之两人同为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时不时有见面的机会。张申府主动与刘清扬重修旧好，在3月11日完成的《妇女与宪法》初稿里，他明确表示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期望建立“长期忠诚及相互奉献的男女关系。”当两人感觉彼此心中还有对方的时候，难以割舍的情感、共同的经历、家庭的责任……使他们重又走到了一起。
1946年是张申府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难怪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申府回忆起这段时光仍唏嘘留恋参半：“那是我最得意的日子！毫无疑问，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个时候。经过八年之后，我刚刚回到北平。我们（自然包括刘清扬和孩子）在1946年3月自重庆返回北平家中，紧接着我便在北平南京之间飞来飞去，筹备第一次国民大会。那时，我是民盟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地位相当显著。当我对中国的前途和宪政发表声明时，记者就会蜂拥而来采访我，报道我的意见。”
这年的11月，国共和谈破裂，预示着内战即将开始。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不得不离开在南京梅园新村的驻地。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等一起送别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那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申府还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人物。
此后，张申府依然忙碌于民主、和平、统一，可大多是通过文字来呼吁。正是登载于《观察》（1948年10月23日）头条的一篇《呼吁和平》，给张申府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文章说：“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失了元气，丢尽了脸。”
愚直的张申府说出了如下的话，招致了民盟高层和共产党的不满：“也许有人认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实况的说话。”有人说张申府之所以发表自己的主张，盖因其不识时务，对时局缺乏了解，不知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我意正好相反，它正体现了张申府我说我话的性格，与张申府的一贯思想一脉相承。证据就是他从没特意解释，表示后悔或者承认错误。
此文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盟同人则指名道姓地攻击他“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更形成了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列举的理由有两条：
一、张申府于本年1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公开与国民党反动分子联名启事，此无异公开承认伪国大、伪宪法以及伪立法委员之选举为合法。
二、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
一个月后的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 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0日后，即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清扬的一则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全文如下：
香港消息：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达无比愤慨。信中表示她要与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
此时的张申府依然生活在北平，他没有像绝大多数民盟领导人那样聚集于香港，这个举动本身已表露出张申府与民盟的不一致性。一个月前，即11月，刘清扬和子女已到了被解放的石家庄。尽管张申府内心很痛苦，但他理解刘清扬的选择：“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没有选择，她要保护自己和女儿……解放后，我们没有说过话，但她一直都透过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岁月使张申府有了诸多改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的自信。他相信自己在刘清扬心中是有地位的，哪怕彼此又重组了家庭。
张申府与刘清扬分分合合的关系不是简单可以归结为悲剧或者喜剧的，时代的变迁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的轨迹或者说个人成长、组织成长的更丰富更真实的背景才是值得记忆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