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外形势激荡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围绕中国的前途，各自提出了“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展开了和平谈判、军事斗争等多种形式的较量。国民党政府在实质上不愿放弃其“一党训政”的政治体制，并因此发动内战，来试图“捍卫”这一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专制体制，最终被历史无情的舍弃了。中共“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解放战争时期因国共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逆转，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积极筹备及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得到了完整、彻底的贯彻和执行。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试着去研讨这一时期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发展演变的整体过程。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演变
抗日战争时期，是否实行民主政治始终是国共两党政治主张的主要区别之一。民盟及以它为代表的第三方面，自身发起了宪政运动。这些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围绕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要求，在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施宪政”的决议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合作掀起了数次宪政运动的高潮。1944年3月1日，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圍，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1](P.498)这也就明确地表达了中共对实施宪政运动的现实考虑。由于“宪政”这一政治运动首先是由第三方面发起的，随后又为国民党政府所接手，中共很难再用这一口号将第三方面力量吸引到自己周围，因此在这一运动中作为十分有限。同时，第三方面力量在“宪政”运动伊始，就显示出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提不出明确的现实性的纲领策略，因而“宪政”渐成为国民党继续实行“一党训政”的幌子。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明确提出来自己的政治主张，即组建“联合政府”。
一、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提出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挽回战局，制定并实施了“一号作战”行动，而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却一败再败。这种正面战场不应有的大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严重不满。此时，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表示出失望和愤慨，中共这时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的时机已趋成熟。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代表中共以顺便的方式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2](P.334)10月3日，中共又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的名义致信王世杰、张治中，从而以书面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正面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就中共“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作了具体阐释，提出了实行这一主张的六个步骤。尔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对联合政府提出的依据作了详细的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败、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3](P.101)并以“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为题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详细阐释了中共这一对战后中国命运和前途所持的政治主张。
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提出后，在赫尔利的居中斡旋下，国共双方进行了数轮谈判。由于双方在“改组政府”与“军令政令统一”两个核心问题上争执不下，谈判陷入僵局。抗战胜利的意外到来，由于超出国共双方的预期，使国共谈判的僵持状态出现裂隙。在国内外形势已十分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前后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谈判中，双方在“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这两个核心议题上，依旧没有达成一致，而中共本着“和平、民主与团结”的宗旨，作出了妥协，表示承认国民党的法统，并承诺不提“联合政府”，依照政府建议“参加政府”、“参加军委会”。谈判在实质上应了毛泽东之前所预测的结果，即谈判实际上成了“不了之局”。而在重庆谈判期间及谈判结束以后，国共双方政治、军事斗争，依旧没能停止。此时，国共双方都十分重视，并尽力争取国内外于己有利的因素。从国内来看，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围绕自己政治主张所展开的较量中，中间势力的态度和社会舆论所反映的民众呼声是双方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因素。中间势力和一般民众呼吁停止冲突，召集各党派政治会议，和平协商政治问题。从国际方面来看，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苏两强处于相对平衡态势，双方都致力于维护由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战后利益格局。杜鲁门声明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是战后影响中国政局的重大事件。在此国内外背景下，根据“双十协定”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以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为主要代表，围绕着“国民大会案”、“政府组织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及“和平建国纲领”展开了激烈争论。中共“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虽然在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及，但是“联合政府”的事实却在大会通过的宪法草案中被承认下来。因而，周恩来就曾对此指出：“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4](P.256)
政协协议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训政”政治主张的否定。国民党内围绕政协五项协议特别是宪草协议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反对意见甚嚣尘上。也因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些地方违背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我党党纲。由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完全否定了政协会议上所达成的宪草协议。此后，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在此过程中，第三方面的力量也出现了严重分化和重组。
综上，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是在科学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环境和国共双方实力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它明确表达了中共的政治诉求。尽管这一时期，中共这一政治主张是以不触及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的，采取国共合作的途径，以“做客”的方式参加政府。但是，中共所采取的积极姿态，无疑会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使自己由革命党并为参政党，并由此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因而对于自身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政治主张对于第三方面力量也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因其迎合了他们的政治诉求而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搭起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桥梁。总之，这一政治主张是中共开始探索获取全国政权的一次积极尝试。这一探索是初步的，也是有益的。
二、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重新提出
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共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坚持和平，反对内战。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中央及时调整自己的方针，明确提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5](P.1186)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彻底撕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后，国民党政府又马不停蹄地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制宪大会，并依据其单方面提出的宪草最终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对此，11月18日，中共中央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5](P.1219-1220)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取代“自卫战争”，表明中共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定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已由合作对象沦为革命对象。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一月十三日停战……与政协协议。”[6](P.151)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标志着中共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共已抛弃国共合作建国，准备“另起炉灶”，为建立自己所领导的“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由于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粉碎，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第二条战线”迅猛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与国统区相反，解放区人民在中共政策的鼓舞与号召下，尤其是随着《五四指示》的颁布实施，广大农民在获得土地以后，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对前线给予极大地支援，使得解放战争的进程越发加快。基于这种形势，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七七”抗战而发布的对时局的16条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7](P.471) 9月21日，新华社在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而发表的社论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指出“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强调我们必须“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7](P.784-787)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P.1237)等八项主张。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根本性转变。
与此同时，随着国共两党从“政争”走向“战争”，第三方面倡导的“中间道路”也随之宣告破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先后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及杜斌丞案。1947年10月27日，民盟更是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被迫宣告自行解散。1948年1月，在中共的帮助和支持下，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P.90)在此之后，其他民主党派，如民革、民建、民促、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都相继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至此，各民主党派完成了新的政治转型，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纷纷拥护中共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同时，这也表明，中共争取建立一个自己所领导的、将国民党排除在外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条件已日渐成熟。
中共“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解放战争时期因国共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逆转，也发生主客关系的换位，即是说，民主联合政府将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标志着中共初步实现和完成了在建国方略上的转变。
三、解放战争胜利前后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付诸實施与最终实现
1947年底，由于战场形势的转变，国民党军队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而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则由内线的战略防御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5](P.1243-1244)为了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进一步解决怎样打败蒋介石和怎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由其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5](P.1257)。
为了顺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P.145-146)5月5日，民革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中共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决定“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10](P.12)8月1日，毛泽东复电，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会议参加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9](P.273-274)为响应这一号召，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开始与中共相互合作、共同协商筹备新政协的召开。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李富春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协议。这也标志着中共“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正式步入了实施阶段。
在解放战争胜利之际，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宣告：“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5](P.1375)1月8日，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11](P.234)1月22日，李济深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无党派人士55人联合发表政治声明：《对时局的意见》。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0](P.75)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共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并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负责完成召开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准备工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于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功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样，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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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