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出生于菲律宾大吕宋马尼拉。我的双亲长眠印尼三宝垅，从他们的墓茔往北望可遥见当年郑和船队抛锚登陆地。爸、妈分布在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地的子孙近百，从高祖起已是七代华侨世家。
我自追梦北归60年来，一直坚守故国家园。我还是一名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的党员。“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宇下草野”们并不比别人高明。只是位置不同、视角各异，感受就有别，见解自然就会有“差异”，所“参”所“议”自然各呈春秋，或许因此给司政带来某些好处。或许有些人会想，我算是“宇下草野”吗？作为参政的民主党派，其成员自称“宇下草野”，我想当属适当。
我的童年与少年，是在“椰风蕉雨”的荷属东印度又称努山打拉群岛的爪哇岛度过的。那里不仅有我童年与少年的烟云旧梦，还是我爸爸妈妈的长眠之地。我的母亲林秀英出生于1915年，是卫理公会牧师林维仁的小女儿。父亲俞书仁出生于1906年，是个遗腹子。祖母陈玉宋出生于菲律宾大吕宋。
福州东南的福清湾是我的祖籍地，那里有18个自然村集聚着以俞姓人家为主的群落，有一个很雅的称谓——嘉儒。我祖父一生在嘉儒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关于他的传说至今仍为村里老人津津乐道。虽然版本不一，但无一例外都说祖父身材高大魁梧、鼻隆眉浓而且武艺出众、英气逼人。祖父的一身功夫和医术何时何地学得，谁也说不清楚，但南少林寺就在嘉儒西边偏北相距不足60华里的东张。
1931年春，父亲和母亲结为连理。那时外祖父已经过世，家境大不如前，但外祖母仍以丰厚的陪嫁送她最小的女儿。1936年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决定出海去南洋谋生，当年3月3日抵爪哇。1938年秋，我不足三岁。妈妈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把姐姐留在外祖母家，只身带着我背井离乡去爪哇和爸爸团聚。
印尼的华文学校不论小学或中学只上半天课，父亲一直认为海外华校的教育很不够，早就想把我送回国去接受教育。1947年7月的某一天，他突然告诉我有一位泗水老乡要回国，他同意带我回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村陈嘉庚捐资创办的学校去学习。时年我才11岁。而泗水是在荷兰军队控制下，要到那里必须偷越印、荷军队的封锁线。我和爸爸动身离开日惹那天，清晨天未亮，妈妈送我上路时哭得很厉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妈妈远行，心里十分难过。我和父亲成功偷越军事封锁线，到达一个荷军占领的小镇，住进一户华侨寓所。晚饭后，陆续来了几个福清人，他们非常急切地向我爸爸问长问短。主要问印尼当前的形势，也问国内的情况。
次晨，我们继续坐马车东行，夜宿玛琅。吃过早餐，雇了一辆汽车，驶向东爪哇省会泗水，投宿在高至荣先生的店堂里。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胡愈之先生在新加坡创办并由他主编的《风下》周刊，那是一本含政论、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郭沫若、陶行知等经常助阵撰稿。胡愈之以“沙平”为笔名，每期的“卷头语”都是亲自操刀。他文笔流畅，深入浅出，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那时，《风下》完全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我看遍了那里所有的《风下》周刊，使我对祖国的内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原本计划托他带我回国的老乡，早于我们抵达泗水前就已经回国了。直到1951年12月22日，我们一家才登上从泗水驶来的荷兰皇家大海轮。爸爸非常不舍地一一和孩子们拥别，并再三向妈妈叮咛，途中要格外小心，说完就含泪步出船舱。他此刻心里必定是非常矛盾。他特别珍爱自己的子女，他既然这般决断做出了为有众多熟人的印尼华人社会所惊讶不已的决定，肯定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绝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会因某种特殊原因灵机一动做出无奈的决定。据我对他的了解，有三个重要因素是他经常考虑而且挂在嘴边的：其一，要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中华文化传统教育，只有把他们送回国才有可能办得到。其二，祖母一生孤苦伶仃又年过80，爸爸很孝顺他的母亲，这是所有近亲都知道的，年前祖母跌伤病重令他十分焦虑不安。其三，爸爸对国民党旧政权有太多的失望和太多的不满，他对新中国充满期待，对祖国的繁荣复兴充满信心……
栏目主持人：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