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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3月23日下午15：30-18：30
地点：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分馆
学术主持：丘新巧
丘新巧（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书法博士）：
在座参展的书法家，我想请大家具体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我想对在座的学生和同行，也会有帮助和启发。
第一，个人创作经验;第二，如何深入传统？第三，当代书法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第四，高等书法教育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张索（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系副主任、硕导）：
今天各大院校里面，书法学科的设置都是在美术学院里，包括我们华师大也是将其设置在在美术学院里面。美术学院设书法專业，是以西方的美学观、艺术观来建立的，是把书法当做视觉艺术、空间艺术来看。这样一来，大多数院校比较重视技法训练和艺术层面，但对于文化往往重视不够。华师大作为综合性的大学，在书法教学中除技法外，还比较注重文化，以下是我们作的一些尝试，请大家批评。
第一，对于语境的认识。我们今天写书法的人从小接受的就是白话文、有句逗、简化字、横式书写、用钢笔等。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新语境。
即使是在新语境环境中，在书法创作的时候，仍没有一张作品是白话文、有句逗、简化字、横式书写的。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都是文言文、竖式书写、繁体字、用毛笔、无句逗。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旧语境。
如何去解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关键桥梁是古汉语。从古汉语的角度，我们今天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基础都是有缺陷的，绝大部分人相对于古代，仅是蒙童的初级水平。所以我们要“补课”，媒体上称之为“补钙”，我们在这方面要狠抓，从头做起。
第二，中国的书法是在日常书写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要求写字必须端端正正，必须写正楷，不能涂改，没有自己发挥、创造这一说，“持敬”才是古人写字的前提。今天我们把书法当成艺术，艺术应该有风格，就是讲“创造”和“个性”，所以这两种是矛盾的。我认为书法首先是文化，先要恪守传统，特别是在高校专业教学中，尤为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措施，就是加强日常书写，要求我们的学生每天用毛笔写日记、竖式书写、倡导文言，使书法专业的学生回到旧语境中，感悟日常书写的重要性。
我认为古汉语是我们专业的核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书论导读要碰到古汉语，金文导读要碰到古汉语，碑帖导读也要碰到古汉语。所以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请了俞丰老师讲碑帖导读，俞老师编了一本书《历代经典碑帖注释》，俞老师讲的内容、文辞、语法，是将历代碑帖的内容以古汉语方式来讲，使古汉语在书法专业有效落地。
我们还请了曹锦炎老师讲古文字，用曹老师编的《商周金文选》作为教材，讲字形、讲文辞，讲偏旁部首源流。
由于古今语境相差太大，书仪方面非常欠缺。我们专门请了丁小明老师给同学讲日记书仪等。在中国书法的传承中，涉及到古碑帖的版本问题，所以我们还请了上海图书馆的仲威老师来讲《碑帖鉴赏》。
此外，我们还专门开设了《诗词题跋》课程。由钱伟强老师任教。通过学习使学生能题跋、能诗文。
总之华师大的书法教学在重技法的同时尤为强调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以很的好结合，在道和技的层面，尽量能够达到书以载道，道技相融的效果。
王客（上海师范大学教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就传统而论，书法传统往往被分成了帖派和碑派。事实上很长的时期古代的审美、哲学、艺术，我们讲的是阴阳之间的一种对立统一，它是很开阔博大的，就书法而言，不分碑派、帖派，也不分南北的，因为人性是一致的，所以艺术是一个整体。发展到后面，我们把它分成各种门类，各类风格。其实一分门类之后，它就丧失了整体提升的格局。在划分碑派、帖派的时候，容易把自己分类到某一个区域里头去，甚至会分到某一个区域里头小风格里头去。
我觉得我们的传统其实不是那样，我们的传统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有创造性。我们以为我们继承了传统，事实上我们是反传统的。
讲到碑和帖当下的融合，我前段时间在民国书法里边，得到了很多体会。大家容易把民国书法定义成碑派的延续，我觉得恰恰不是这样。因为民国这个时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觉醒的一个时代。它的书法风格是全面继承了传统，而不是真正单一的碑派，其实它是一个很融合的状态。
我在民国书札里面看到一个词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的词一一得笔。得笔是我最近思考比较多的一个词。米芾他有一个书论，把他身边很多人罗列了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还是他自己最得笔，其他人都不太得笔。在民国书家的身上我看到了碑帖融合真正的高度，他们重要的特征是得笔。
我们这个时期，可以思考的东西很多。在创作上面要有一定的理想，不要过早被风格所迷惑。我还是那句话，好差最重要，风格其次。如果有一个不好的风格，我还不如没有风格。现在别人看到我写的字，经常被批评说老实，或者说比较传统，比较没风格。我表面谦虚的时候，我内心很不服，你那个风格我还看不上。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诉求，风格即人，作为完整独立的个体，风格也必然是独有、唯一的，只是要自然养成，不要妄想、捏造。
杨建虎（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
我们一般以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依靠新材料的发现或者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新材料的发现必然会引起学术界广泛地关注，围绕此新材料则相对容易发现新问题，甚至形成新的研究领域。
20世纪三大考古发现为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简牍帛书。甲骨文研究的进展主要有缀合、考释、断代等，从而也带动了的西周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等研究;敦煌遗书的研究在历史学、文学、艺术学上取得了进展;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即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