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个热词，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国际政要、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阐述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获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相应、理解和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新的旗帜，指引中国外交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从国际社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人们对世界的理解逐渐被“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概念所主导。国际社会的概念来自欧洲，是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之后确立的，用来指由主权国家（后来转变为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无政府社会。与国内等级化结构不同，国际社会是由众多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社会，没有比主权国家更高的合法权威。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导原则就是主权平等，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看来，国家间的政治无非就是强权政治，争夺权力、增加权力和炫耀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强权即真理”成为国际社会的通用法则。美国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认为，自1648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主导秩序就是势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近现代五百年，也是国家间战争与革命的五百年。一方面，西方列强在势力平衡的秩序下不断展开争权夺利的战争，甚至爆发了给整个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洗礼下，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实现了政治觉醒，掀起了民族独立革命运动，先后获得独立，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走革命道路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然而，无论是欧美列强之间的世界大战，还是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革命，都没有根本改变近现代西方确立的“国际社会”，仅仅是通过建立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一系列国际管制机构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真正推动国际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二战后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如火如荼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释放了资本、技术、信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不仅生产方式全球化了，生活方式也全球化了，整个世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地球村”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化浪潮更是将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资本流动异常活跃，气候变化日甚一日，跨国犯罪和大规模传染病在地球各地肆虐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即便是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也开始意识到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在继续强调势力平衡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国内政治合法性对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认为除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传统外，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法统对未来世界秩序也十分重要。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正在从“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相比“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它在尊重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强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倡正确义利观，倡导亲、诚、惠、容等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导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等等。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正在从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观”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观”，这为中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舞台上系统阐述中国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标志着中国外交上实现了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是中国智慧的集中释放。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着天下情怀。在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共同体，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和谐的前提。在面对不同族群、不同文明时，中国更多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即使存在争执，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古典时代，面对来自游牧部落的袭扰和来自海洋的盗匪，中国人更强调文化天下，“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人不懈抗争，文化所蕴含的实力历久弥坚，最终在山河破碎的艰难境况下顽强地站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在外交上始终恪守中国人的哲学之道，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广交朋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世界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参与世界事务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特方式，是中国智慧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产物，也是对整个人类的重要贡献，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公共产品。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准确把握共同体的内涵和人类命运两个关键词。
首先，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区分了两者的内涵，滕尼斯认为共同体要么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比如家族、宗族等），这些群体依靠自然的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要么建立在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联合体（比如村庄、城市）或思想联合体（朋友、师徒等关系），所有这些共同体的共性特点在于它们建立在有关人员本能的或者习惯性共同记忆之上，是一种十分紧密的联合体。相比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社会则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联合体，比如商品社会、公民社会、国际社会等，社会依靠一种人为的机制比如阶级关系、族群关系、暴力关系等得以维系。滕尼斯的看法对我们理解共同体具有很大启发，根据滕尼斯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比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互联互通的基本条件，创造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基础，这一条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抓住了当今世界共同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势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未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党甚至每一个人都必须顺应这一世界潮流，主动融入全球共同体的大循环中，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空间，中国外交不仅要服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也要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需要。
其次，人类命运不同于片面的国家命运。在基督教世界看来，命运（destiny）是一种前生注定不可改变的归宿，所以有的人认为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不可取，理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与另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归宿，爱好和平的人们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杀人犯、强奸犯共命运。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人类命运不同于国家命运，更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冷战结束以来，从屡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事件，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埃博拉疫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面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爆发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否认当今世界存在的各种矛盾，而是强调即便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矛盾，也不可回避人类存在着共同利益，倡导要采取包容、开放、共赢的思维来聚同化异，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之大端。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强调某一个党的命运，也不是仅仅强调某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强调人类“地球村”的整体命运，只有人类整体命运得到保证，才会有具体国家、政党和个人的美好前景。这一认识站在了人类历史的高度，作为指导中国外交的理念，无疑为中国外交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力中国公共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它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乃至中国外交步入新的天地。
一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建立的绝大多数国际制度，都是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基础上的，其理论基石是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观，并且已有的制度更多代表着欧美列强的利益、价值和政治传统，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和不公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推动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制度的改革，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需要，适应整个世界步入“地球村”的需要。当然，由于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家秩序，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有国际体系改革，使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要求。
二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国外交从全方位外交走向立体化外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从西方列强的外交孤立中走出来，逐步进入了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国已经构建起了周边、大国、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等全方位的外交伙伴关系。然而，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一些新的社会行为体开始成为中国外交必须高度重视的对象。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APEC北京峰会、杭州G20峰会等一系列重大外交实践的经验表明，中国外交不仅是面向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更是面对世界众多政党、各种政治势力、工商界团体、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智库、大学甚至普通民众的立体化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有助于推动中国外交的思想解放，在做好全方位国家外交关系的同时，更要做好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的非传统外交关系，积极构建友华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和人脉关系网络，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三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国与世界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分化，世界上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裂为和平区和动荡区，分化为权贵合一的统治阶层和贫困潦倒的被统治阶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的这一恶果日甚一日，长此以往，整个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针对此种片面发展和两极分化的黯淡前景而提出的，它强调人类社会要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个国家发展，也要让其他国家发展；一个国家安全，也要让其他国家安全，一个国家过得好，也要让其他国家过得好”。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比如“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指导下的产物，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它代表着中国外交未来的方向。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智慧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国方案的代表，本质上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公共思想产品，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有着光明的前途。今后，中国要自信地向世界传播这一新理念，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推动中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开辟新局面。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