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摘自《外交十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是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的前夕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作为中国外交的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了三句话：“我已注意到了３月２４日苏联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穴勃氏讲话除了以往对中国的攻击外，还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雪
这三句话引起国内外舆论高度重视。当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要对勃氏讲话做出及时反应的指示是小平同志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的。更少有人料到这是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重要的一步棋。
当时的大背景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但在同年４月，美国政府又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并在１９８０年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里根入主白宫后，中美围绕着台湾等一系列问题的斗争十分尖锐，而苏联却开始出现谋求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迹象。中国立即向苏联建议双方就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进行谈判。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中国派特使钱其琛和苏方进行磋商。磋商历时近８年，共进行了１２轮。到１９８９年５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晤时讲了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标志着中苏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这也意味着中国外交从“一边倒”、“一条线”向各国都友好的政策过渡。
“天有不测风云”。在中美和中苏关系相继改善后，中国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中国外交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央决定采取灵活的战略，以日本和南欧国家为突破口，集中力量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六·四”不久美国就派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此时东欧出现政治动乱，特别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美国估量中国将会步东欧国家的后尘，因而放慢了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甚至施加更大的压力。其实，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当时，美苏关系出现改善的趋势，但美国担心孤立中国会促使中苏接近，影响美国在大三角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海湾战争前后，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外交十记》中“黑云压城城不摧”一章刻画了当年与美国的外交斗争，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困境中斟酌利弊、趋利避害、应付自如、游刃有余的状况。最终成功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压促变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苏东剧变后，我们不以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国与国亲疏的标准，与东欧国家和新成立的独联体国家保持和建立了外交关系。
正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陷入低潮的时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国为保持周边的和平与稳定，重视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和越南关系正常化，并且先后和新加坡、韩国及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告别冷战：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钱其琛做了十年外长，或者说是他直接参与制定并执行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中国外交。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是中国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奠基时期。
我曾经就此期间的中国外交写了一章讲稿，题目就是《告别冷战：论８０年代的中国对外政策》。目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冷战结束时，中国外交虽然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却能够很快摆脱被动，并拥有比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起，比较早地开始了摆脱冷战对中国外交的制约的过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到邓小平在１９８２年决定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再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摆脱冷战思维，跳脱冷战的框架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外交。
《外交十记》包括的这个时期，中国外交解决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一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个问题逐步明确了，即外交就是为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服务的。当时邓小平多次谈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制定的。现在看来不是问题，当时解决并不容易。例如，１９６６年８月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观点长时间影响了中国外交，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外交摆脱冷战的影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有篇回忆文章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改革开放，但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封闭了很多年，没有人能讲清楚。当时派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基本认识，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放在上述背景下，就能看出这个决策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外交仍然坚持意识形态挂帅，就无法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因为导致中苏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那场意识形态大论战。如果没有对时代主题的新认识，也难以改变对苏联威胁的过高估计，那种估计支配了７０年代的中国安全战略，而历史已经证明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冷战时期，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达成的文件中，只有１９８９年的《中苏联合公报》中不包含针对第三方的内容。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摆脱冷战束缚的重要标志。我们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还重视得不够，钱其琛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的这个方面。
探寻外交政策调整的开端
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变化的开端在何时？钱其琛的书基本上是从１９８２年调整“一边倒”和“一条线”战略开始的，这一年我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但是我认为，调整的开端应追溯到１９７８年，甚至更早一点，而调整过程大概要到１９８６年才结束。其实，打倒“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就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当时通行的说法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叶帅的这种说法就是暗示，我们的外交路线已经有所调整。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作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决断：一是实现中美建交，二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小平同志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从这时起，我国的外交工作实际上已经与改革开放相配合。虽然此后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坚持“一条线”，但小平同志的“一条线”和毛主席的“一条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小平同志的“一条线”不仅要解决安全问题，还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小平同志的手法十分高明，政策过渡十分平稳。和我交谈过的一些美国学者甚至没有认识到我国从１９８２年后已悄悄地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总的来看，里根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更为均衡的政策，而美国人没有感觉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没有受影响，这是非常成功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调整是观念的转变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外交的一件大事。书中详细记述了小平同志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全过程的处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而且在于他非常好地控制了这一过程的节奏。他提出的正常化的条件，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安全问题，也没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没影响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是全面的，虽然此后不久苏联解体了，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调整不仅是政策的变化，重要的是整个外交观念的转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们明确了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除一贯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尊严外，主要是配合中心工作，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个变化是决定我国外交工作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例如：我们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在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方面，我们承认世界是多元的，承认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是可以合作的。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划分世界，但保留了“第三世界”的提法，仍然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乔冠华曾说：中国外交十年一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承上启下的阶段。对我国外交工作来说，这也是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危险就在于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有可能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的老路上去。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举重若轻，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他提出既要顶住西方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要和西方国家交朋友。这是保证我们较快度过那段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因素。新的党中央不仅坚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确定的基本外交政策，还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把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开展睦邻外交、打破西方制裁这两项任务上。这个时期不长，但外交工作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在两三年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２３个，超过了建国后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建交高潮。乔冠华曾经总结说，中国外交十年一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又是一个十年的开头，而且存在不少变数，但是中国外交没有出现重大波折。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表明了中国外交的成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们基本上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中国外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外交的内涵大大拓宽，囊括了政治、经济、安全、环保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对此不必多说。第二，我们和大国的关系真正地发展起来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我们和大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安全关系，讨论的不是真正的世界性问题，而主要是双边安全问题，这种大国关系其实还是周边关系。第三，首脑外交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双边关系、多边关系都逐渐实现了机制化。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对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长远意义。
2从周边看世界
●柬埔寨问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协议的签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签字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延续１３年之久的柬埔寨战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使柬埔寨恢复其独立和主权，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范例。———摘自《外交十记》
周边的昨天与今天
《外交十记》中有三篇半是关于亚洲外交的，就是“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关于中—印尼建交的“东京的‘葬礼外交’”、关于中韩建交的“通往汉城”，以及“黑云压城城不摧”中有关中日关系的描述。这几件事，是当时中国外交的大事，至今对中国周边外交有着重要影响。我亲身经历了事件中的一些活动，感触很深。
钱其琛在书中说到，柬埔寨问题是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巴黎会议是一个国际合作解决地区性争端的成功范例，但它对中国还有一些更多和更深远的意义。
我觉得第一个直接效果是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巴黎会议是１９８９年７月下旬开始的，离“六·四”政治风波仅一个多月时间，钱其琛就在巴黎实现了与几个西方大国外长的会晤，成为我国恢复对外交往和打破外交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时我担任翻译，美方当时就提出了恢复富布赖特奖学金等事项。
第二是巴黎会议实现了柬埔寨的和平。和平协议签署后，我去柬埔寨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柬大选时，我在靠近柬泰边界的马德望省监督选举，这个地区是人民党和红色高棉长期争夺的地方。我负责的选举站有２７００多名登记选民，投票率高达９７％，几乎都来了。上午９点开始投票，凌晨４点多老百姓就开始排队，站累了就蹲在地下，有的老年人眼睛看不清，哆哆嗦嗦地投票。看得出人们对结束战争、实现正常和平生活的渴望和期待。巴黎会议给柬人民带来了和平，中国作为积极推动和促进者，在周边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后来中柬关系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个意义是促使越南从柬撤军，解决了影响东南亚和平及我国周边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排除了中苏和中越关系正常化中的一大障碍。我国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集中在经济建设上。
第四是通过解决柬问题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曾经历了冷战对峙，但在柬问题上利益和立场相近，中国公正、积极的姿态，以及与东盟国家的良好的协调，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和好感，推动了中—印尼复交和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
钱其琛在书中还提到，巴黎会议是中国解决周边热点问题的一个开端。这件事对我们今天处理朝核问题有借鉴意义?熏在朝核问题的谈判中，我们还经常回忆起在柬埔寨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中国与东盟：从对立、猜忌到改善与发展
２０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论是与大国的关系还是与周边的关系，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了中国外交为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中心任务服务；中国外交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２０年来中国外交的成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中国外交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拘泥过去，需要与时俱进。
以中国与东盟关系为例。２０年前中国与东盟关系总体是对立的，互相猜忌。我１９８８年到马来西亚当大使，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印尼当大使，深切感受到中国对东盟工作的重视，感到开展工作的艰辛和来之不易的成就。
１９８８年我赴任前去请教中国首任驻马来西亚大使王幼平，他特别提到中马之间存在的几个问题，如南海、马共、华人等问题。１９９５年去印尼时，中—印尼关系中也存在互信问题。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掀开了新的篇章，过去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参加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将来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说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对东盟政策体现了外交从全局出发，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搞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印度不是中国的威胁，更不是主要威胁
再如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我１９９８年４月出使印度，十几天后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了核试验。当时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印关系的新问题。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前提和基础上重新恢复和发展中印关系。经过中方艰苦的工作，包括必要的批评和适当的斗争，１９９９年６月，也就是在核试验的一年多之后，印外长在访华时与唐家璇外长达成了重要共识，即中印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中印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双方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印度的核试验是以“中国威胁”为前提，所以双方达成这一共识非常重要。
由于中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由于印方的努力，才使得中印关系在这之后走上了正常、健康的发展道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今年６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领导人对此做了高度评价。
印度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１２年来，印度以年近６％的发展速度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印度的科技在某些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世界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印度的军事力量也不可低估。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南亚事务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也要看到，印度２００２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５０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１．２万亿美元的４０％；印度十几年来吸引的外资大约有４００亿美元，不到中国４０００多亿美元的１／１０；印度的进出口贸易去年大约是１１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６２００亿美元的１／６强；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４８０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一半。中国改革开放２５年和印度改革开放１２年相比，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已经远远超过印度。将来中国同印度综合国力的差距还会拉大。印度也希望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可以说，印度不是中国的威胁，更不是中国主要的威胁。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建设任务，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广泛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基于这样一种对印度的看法，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印度的工作，使中印关系不断有新的发展。
3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最高准则
●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平衡的关键因素。———摘自《外交十记》
国家利益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
钱其琛是中国职业外交官的杰出代表和一种象征。中国的职业外交官与世界上优秀的职业外交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继承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精华的一面。职业外交家不同于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有其独特的气质、风格与内涵。对于他来讲，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有时还要忍辱负重。他默默实践着一种伟大的抱负，赢得了人们的高度尊敬。
从《外交十记》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把改革开放不同时代的追求联系到一起的东西。比如国家利益问题。我们都同意，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外交的最高追求，我们大家也都从钱其琛的著作和言行里感受到这种东西。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国家利益本身有不同层面，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组合，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我以为，新时期的国家利益有三大需求：发展需求、主权需求、责任需求。
从小平同志开始强调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了我们外交工作中的最高准则，它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不是口号或单纯的主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们的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发展、吸引投资等。
三大需求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进入新世纪，第一需求是发展，但主权需求也在上升。台湾问题，是我们在外交上也要花费消耗很多精力才能处理好的难题。另外，中国是全世界边界领土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有１５个接壤邻国，还有１５个非接壤邻国，这３０多个邻国中有一半与我们存在边界纠纷。这不是小问题。中国崛起过程中，能否妥善处理主权争端，是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最大挑战。主权需求和发展需求从长远看是一致的，但有时会产生摩擦，这是新世纪外交的重大任务，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第三个变得重要的需求是责任，即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以及作为占全球人口１／５的国家，在世界上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过去我们考虑的责任是，管理好１２６０万平方公里海陆国土上的事务，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权利问题就可以了。现在要有新的要求，对更有国际眼光的领导人而言，除了考虑国土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中国如何贡献世界的问题，比如对全球的生态污染，全球的维和，全人类所要求的公正、道义、消除不平等的呼吁等，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大的作为。以前总是讲中国有四大发明，那么当代我们有多少发明？中国人在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国际法等各个方面做了多少贡献？这后一个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要看到差距。
上面三个方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们，如何对待它们。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外交界、战略研究界开始讨论中国如何和平崛起的命题。这包含的不仅是生存和温饱问题，不止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它同时具有重大的国际含义。对世界而言，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这都是新课题。国际社会在注视着中国。《外交十记》提出了思考的方向，但它不是“完成式”。学术界、理论界应高度重视、深入研究、仔细讨论《外交十记》给我们提出的种种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那些潜在的命题，然后挖掘、升华，使之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为新时期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贡献。
国家利益的完整表述：存亡、兴衰、荣辱
牛军 如何认识国家利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们确立了对外政策必须遵循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国家利益”？我们可以而且已经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作出各种不同的具体阐述，也可以把国家利益的某个方面，分出不同的层次，排列出轻重缓急。
我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有哲学层次的思考，完整的表述就是六个字：存亡、兴衰、荣辱，三点缺一不可。因为如果缺乏完整的理解，我们在自以为是地追求国家利益时，可能会丢掉一些本源的东西。就当前的问题而言，我们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有必要考虑“荣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尊严。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但不被人尊重，在当今世界上是有先例的。
这不是专指某一次决策或哪一项政策的得失，而是说应该及时地关注这类问题。国内的改革处在转变的历史阶段，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一些消极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到外交中。可以肯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负责任的对外政策，也不可能产生有尊严的对外政策。而没有尊严的对外政策不可能得到中国公众的长期支持，这是中国的国家特性、中华民族的特性决定的。
“尊严”二字在《外交十记》中经常出现，特别是它体现在钱其琛经历的那些重大的外交决策过程中，非常值得认识和思考。今天的中国已如此广泛深入地融入了现今的国际体系，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５０年来认同的许多价值、观念，都在经历巨大深刻的变化。我们要重视国家利益中的“尊严”，首先应该定义它，思考和再建构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基本伦理和价值观，并在新的认同基础上，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从而解决中国对外政策的本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外交十记》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养分，说它相当于一本教科书，并不过分。
战略机遇期：中国外交的核心
杨成绪 我曾经对中国５０年外交作了总结。我认为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一边倒”，一个是“一条线”，最后是“与各国都友好”。这最后一条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总的来讲，我们的外交政策思想目前更加明确了，这就是重视周边、重视发展中国家关系，搞好与大国关系，而且还有许多新的做法。比如，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参加八国首脑会议的南北对话；中国作为第一个东盟之外的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第一次发表对欧政策文件；中日韩领导人第一次签署《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国第一次发表《防扩散政策和措施》白皮书。
还有更多没有例举的中国外交务实的创举，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的新攻势和新风格。如何在战略机遇期间，维护中国周边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
把握好大势把握好国家利益
傅莹钱其琛的外交实践，基于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刻的国情认识，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致力于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始终贯穿于《外交十记》中的，是作者对党新时期外交政策的坚定信念，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孜孜以求的辛勤实践。
读钱其琛的书，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的外交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国内公众对我们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要处理好国际事务，处理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周边问题，最重要的是把握两点：一个是要把握好国际大势，要“顺势而行”。当今这个“大势”就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再一个就是要把握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搞准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为了追求根本利益，在其他问题上必须有所取舍，不可能什么都要。
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外交家的思想和精神，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在前人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为维护良好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而继续努力。
4几点思考
●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
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
———摘自《外交十记》
读《外交十记》有诸多感触，这里谈两点。一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我曾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参加过一些谈判，深感它确实来之不易。它之所以能实现，书中既讲到我们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正确决策，又对苏联方面态度的积极变化给予了应有的肯定。这是客观的、公正的。当苏方做出某些切实改善关系的表示时，我方及时做出回应。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时刻。这件事的深远意义不可低估。就我们方面来说，它为我国新时期周边环境的改善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对后来的俄罗斯和几个中亚邻国来说，有我们这样一个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它们保持正常、友好关系的邻国，又何尝不是一个极为有利的重大地缘政治因素。
二是苏联解体。它确实如书中所说，是“２０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关于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书中没有展开探讨，这本来也不是这本书的任务。但书中引用了一些名人、要人的见解，很值得我们注意研究和思考。我想特别提一下书中摘引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个评说。他很早就看到了苏联存在着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以为什么都是自己天下第一的不健康心态，并且敏锐地指出，一旦他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成就同外界作比较时，就会产生动荡。这话是在１９３５年说的，不幸而言中。
半个多世纪后，苏联果然发生了剧烈的动荡，接着竟轰然瓦解了。盲目肯定自己变成了彻底否定自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看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这就是使两者可以互相转化的桥梁。病态的民族自大与健康的民族自豪是两码事，当估价自己的成就时，划清两者间的界限尤为重要。
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非常重要
章百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政策保持了连续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特点。我国对外政策今后应继续保持稳定与连续。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现在的政策比较成功，我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其二，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面临的问题层次更深，一时难以解决，这使得内部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整个国际环境也在变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变化。内外两种变化叠加在一起，就会使外交决策非常复杂。如果轻率地做出比较重大的调整，就有可能产生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连锁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应尽可能保持稳定。其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世界朝多极化、民主化方向发展，这是应该的。但是，２０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实际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变化是一种有序的、可控制的变化。实现这种变化，也要求我们的外交政策相对稳定。最后，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当然，外交政策需要根据国际国内的变化做出调整，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如在朝核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就比以前积极。另外，中国在亚太地区也扮演了比以前更重要的角色。自近代以来，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结构基本是由亚洲以外的大国构筑的。这种情况随着亚洲国家实力的增长迟早要发生变化。为此，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三国要不断协调和改善关系。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外交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随着中国自身地位的提高，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调整自身定位的问题，是定位成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定位成一个经济大国，还是介于两者之间起桥梁和沟通作用的国家。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在周边、区域和国际事务上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是我国外交发展的一个趋势。
跨越了冷战到冷战后两个时代
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所记载的中国外交活动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中可以发现近２０年来国际战略格局与安全态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国际战略思想的与时俱进，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党的基本路线的清晰轨迹。正如钱其琛在书中所述，“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２０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
２０年的中国外交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画卷，它跨越了冷战到冷战后两个时代；经历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中苏抗衡、联美抗苏到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巨变———改革开放及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时期。
这２０年，同时也可以说是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继承、转变、发展的过程，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实践。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成为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其一，我党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息息相通的。１９８２年中央关于对苏关系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国际战略思想启动的标志。
其二，中苏关系正常化所解决的“三大障碍”，实际上是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的一大杰作。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先天恶劣，在东西对抗、特别是中苏抗衡的岁月里，苏联构筑了反华战略包围圈———中蒙、中苏、中越、中阿边境，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为此，改善中苏关系，着眼点首先是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这才是中国外交目标的首要。所以中国“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问题，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其三，重视“大国外交”，并将中美、中日、中欧关系置于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作者以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例，谈到在多极世界中，大国间的利益是关键因素。
其四，重视周边外交，把发展中韩建交前的民间关系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看，并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这“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其五，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国与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这一外交思想既体现在对苏联、越南、古巴、印尼等国家的“东方外交”上，也体现在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的“西方外交”上。
其六，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原则。在海湾危机爆发后的“中东穿梭外交”一章中谈到，“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这种国际责任意识贯穿在之后的海湾战争、美伊战争、朝核危机等一系列国际危机之中。
其七，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也可称是“正常化外交”，即中苏、中—印尼、中韩、中以、中—南非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从建交前后的外交活动看，一是抓住机遇，二是高超地处理建交与第三者的关系，三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其八，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在中国外交史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加入联合国、打破多次西方制裁，到涉台外交斗争与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十次斗争，都是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他们的政治支持。
其九，涉台外交的艰巨、复杂、长期性。
２００３年的外交有声有色
２００３年的外交工作十分活跃?熏有声有色，如果概括一下，可以说是多边、周边、双边“三边”外交成果显著。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今年出席了多次多边会议，而且不少是第一次。胡锦涛主席出席了ＡＰＥＣ第十一次首脑非正式会议、八国集团的南北对话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脑会晤；温总理第一次出席的就是与东盟关于“非典”这个特定问题的首脑对话会，后来出席了东亚领导人会晤，“１０＋３”会晤，和东盟签署了宣言，加入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这些多边外交和周边外交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展示了中国开放、民主、务实、负责的大国形象。
在双边关系方面，中印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欧关系中，中国第一次发表了对欧政策文件，在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中确认了双方关系中过去没有提过的战略关系。
２００３年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是对我们过去外交风格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２０年外交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外交十记》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具有教育意义和外交史学的价值。今年我们处理朝核问题是改变过去传统外交思维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这一问题我们不但介入，而且还进行了积极的斡旋，这不同于以往的做法，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突出重围”（写自萨尔斯堡）
《外交十记》主要涉及的年代，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不过，书中叙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间段则要更长一些。书中提及的中国外交，有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真是波澜壮阔。不过，这种波澜壮阔要用心去体会，因为它们是用十分平实的语句写就的。在平实的语句背后，有着多少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敏感洞察；有着多少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殚精竭虑的谋划；有着多少对瞬间即逝的外交机遇的捕捉。许多事，恐怕无法都一一写到纸端。但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中国外交经历的风风雨雨实际上都在里面了。
１９９８年春，我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政协会议上，我有幸能经常听到外交战线的一些老同志们回忆往事，而且多是《外交十记》中涉及到的故事。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国外交，实际上是实实在在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要指示。记得在与外交界前辈们请教后，我不由萌生了将这些生动的故事记录下来的想法，题目就叫“突出重围”。回顾世界外交史，打破封锁、突出重围的例子有很多，但像《外交十记》中所提及的那些大事，那些联系着国内外政治气候风浪的外交实践记录，确实是带着浓重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在《外交十记》的正文后面，作者附上了五篇附录，这是他自１９９９年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后先后五次到北大来对全院师生的讲话。首先，这五篇讲话所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集体的全球视野。譬如２０００年５月，钱其琛来北大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时，提及了信息时代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宗教问题以及主权和人权的关系，并对此一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些高屋建瓴的对国际形势的宏观把握是我们制定总体外交方针的根本依据。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牵动世界政治经济的大事，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些论断的预见性。钱其琛的讲话是将“中国人看世界”这个大命题做活了。
除了对时代脉搏的跳动有着准确的把握之外，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体现了一个中国视角，但是这个中国视角不是狭隘的，而是开阔的。应当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善于包容，并在包容中炼就一种大气。正是文化上的这种陶冶成就了中国人直面看世界的一种胸怀。
这五篇讲话除了体现上述的大视野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牵动我们的外交全局的。我以为，我们在看作者阐述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并分析其内在规律时，最要紧的还是应当记住第四次讲话中的最后一段话：“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即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在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和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仔细考虑，因为我们‘所挟持者甚大’，我们的志向很高远。”我想，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新一轮上升时期，我们不仅有大气，而且有静气，有高远的志向，这也是我们的“软力量”所在。
《世界知识》召集此会时，我正在欧洲萨尔斯堡参加会议，无缘与会，只好交上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在萨尔斯堡与会的不少国外知名人士都已听说了这本书。《外交十记》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信息急速流动的今天，这本回忆录的影响已经很快超出了国界。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新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影响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