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政治转型失败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导致其失败的关键原因有三个：(1)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致使转型缺乏社会动力与活力；(2)传统士人阶层气象的丕变导致组织制度的缺失；(3)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使转型缺乏精神基石。研究总结这一历史实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更可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末政治转型；失败原因；启示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1－0098－05
19世纪60年代后，近代中国经历了设立总理衙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政府主导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以悲剧的形式而宣告失败，清王朝也因此走向终结。从宏观上分析，导致晚清转型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各种内外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致使转型缺乏社会动力与活力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以思想文化的变革为先导。由于不同的文明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它们应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也就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来说，一个基于相对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主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反之亦然。中西文化冲突是晚清政治改革动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晚清中国要改变传统观念，冲破古老的文化大国情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小农社会，在与其他先进文明相对隔绝的特殊条件下，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营养，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发展成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它不仅支配着统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情感态度、观念意识和价值体系，而且成为庶民百姓的价值信仰中心，浸透到他们的理想和民间习俗中，甚至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存选择和实践精神”，最终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其文化心理的惰性日益彰显，成为阻碍政治转型的结构性缺陷。
首先，长期以自我中心意识单向性的文化传播方式导致“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两千年中始终没有摆脱古圣先贤的价值观念的藩篱，一直未能培育出一个自觉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悲的就在于面对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体，不但维系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还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却始终没有提出和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变”的理论或“历史的进化观”。到了近代，当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和交流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时，自周秦以来形成以保守性与崇古心理为特征的文化传统不但再不能为社会机体注入新的活力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沉重历史负担和强大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又往往与既得利益扭结在一起，沉积为一种保守的历史惰性和习惯势力，拖住历史前进的脚步，形成一种强大的抗改革因素。千百年来，传统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世界”，把建立在传统儒家纲常伦理基础上的华夷等级秩序作为划分天下文明的标准，这就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体系的多元性的现实产生严重对立和冲突，这就要求其能对“异质文化因素有较大的容受力和吸收融合能力”。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的政治转型不是社会矛盾带来的，而是文明危机带来的。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经典地位在社会转型到来之前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动摇，而且它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吸收和融合过外来文化，并有效地整合过许多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由此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优越感，使得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潜势很弱，最终导致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排斥，成为晚清政治转型的“绊脚石”。当一个沉湎在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中的古老民族不得不进入国际化竞争时代的时候，它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大一统文化形成的高度同质化的价值体系导致自我更新机制缺失。自西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统一全国思想，排斥其他文化使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导致中国失去了多元文化相互竞争促进的文化机制，士绅内部阶层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化，泯灭了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正如一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只有当无数微观个人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所处的特定环境进行调适，文明才能得以累积性地进化，一个社会才能在应对机遇偶然的事件中，获得文明发展的更多的动力。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的中国人，从士绅、官僚到一般下层民众，基本上受的是同样的文化训练，经受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视野、态度也大多雷同，社会分化的水平很低，价值与观念态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种观念、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缺乏制衡与缓冲。正因如此，传统的儒家文明在应付外部文化冲击时所表现的麻木愚钝或不知所措的反应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当古老的中华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由于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综合反应的能力，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最终导致转型的失败。
二、传统士人阶层气象的丕变导致转型缺乏可担当的主体力量
历史实践证明，政治转型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的担当主体。这个能担当的主体阶级或社会力量必须拥有坚定的代表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理念，而且在保持内部高度政治团结的同时还得注意协调社会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千百年来，儒学精英中的士大夫群体通过科举制度得以晋升，与封建王权一起一直担当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但到了晚清，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使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气象发生重大丕变。
首先，清王朝高度的思想钳制政策，导致官僚阶层内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士大夫阶层无法为政治变革提供智力支持。尽管儒学崇尚“忠君”，但儒学精神中也有“正君”的一面，即知识分子能够批评帝王，规范君权。从历史上看，儒学精英一直执守自孔孟相传的济世之心，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一直与君权一起成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担当主体。从孔子以来，史学曾培育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经常通过读史阐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所以儒学中的优秀人物常常有一种自觉的师道意识，到宋明时期更是以主流文化的方式传承了600多年。虽然很少有君临天下的帝王喜欢知识分子的师道意识，明代君主更是用廷杖来对付言路，但敢于“任斯道之南面”的儒学中人却后继不绝。
清政府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不仅具有历代王朝集权政治的特点，更由于是一个由满人统治的独裁政权，使集权政治更加强化，统治者们运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甚至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到了窒息官僚阶层内部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地步”，导致传统士人阶层气象发生蜕变，明哲保身成为士大夫的主流。清王朝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专门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剥夺了
他们悲天悯人的权利，还通过文字狱的方式，采用严酷手段剿洗异端思想，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让士人体会到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有心报国的士人的政治意识日渐淡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济物利人之心和规范君权的意识日渐萎顿，最后直接导致读书与立身的完全割裂，他们所关心的东西与世局和众生相隔很远，“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越来越远，“修齐治平”的知识分子精神已所剩无几。“士林中的慷慨激越、苍凉深沉已经消失殆尽，士人群体的气象也在恣意的君权面前一点点地变得奄奄无息。如此一来，在一个义与理日见萎谢的时代里，再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士人的眼界越来越窄，严重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到鸦片战争前，在外有强敌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毫无生气。儒学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本是以牺牲其向世俗理性的转化来实现的；儒学对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也是以顺从专制权威、煽动思想奴性来实现的。到了清代，这种状况更是无以复加。经过200多年的高度思想钳制，早就使士人群体对义与理日益疏离，与君权在精神上貌合神离，当中西文化激烈交冲时，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颟顸无知很难在短时间内为政治变革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更不可能担当政治转型的主体支撑力量。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其缺乏政治转型的领导力量。科举制度是传统的士人与政治结构的联系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士人政治形态的生命线。在传统社会，通过科举制度造就的庞大士人阶层既属于统治阶层，也是清，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和科举制度自身的问题，这一制度于1905年被废除，士人政治的生命线由此崩裂，“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造成士人阶层的大规模分化，士人阶层随之迅速解体，开始了传统中国社会上层在体制上的一种自我摧毁。从某种程度上讲，废科举最大的后果就是将精英阶层剥离于其统治之外，间接地为自己培养了政治反对派和掘墓人。它造就了一代反对王朝统治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却疏远和瓦解了曾拥护王朝统治的旧知识分子群体。士人阶层的背离，使清政府的核心力量空洞化，国内无任何一个阶层的精英肯为之服务，使政治转型失去了社会性的领导力量和制度支撑，仅仅成为极少数人或激进或保守的独角戏。
再次，废科举后，政府没有适时地推出替代性制度，原有皇权与绅权的相对平衡状态不复存在，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被打破，士绅阶层被迫向其他社会阶层分途流动，直接造成社会文化精英的断层，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后来胡适所说的“国无重心”的局面，使得清政府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统治阶层。原来效忠王朝的士人阶层失去了位居社会中心的制度保障，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逐步被边缘化；新式学堂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又缺乏社会根基与地位；传统社会下的农、工、商其本质属于被统治阶层，它们不会与清政府同舟共济，更不可能成为清王朝统治的核心力量。尽管军人阶层由社会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一跃成为社会的主干和领导者。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军人对其专业外的知识普遍缺乏，也不具备深邃、广阔的现代化目光，且又过分迷恋武力，因而不能承担对社会的整体领导作用，自然也不能成为定型社会基本制度的力量，反而最终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军阀。从制度层面上讲，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根源，应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分不开的。
三、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使转型缺乏精神基石
在中国政治中，政权的合法性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性很强，从古典到现代，政权在一定程度上都要靠意识形态存在、巩固和发展，因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会成为制度变革的先导。如果说传统士人阶层气象的丕变掐断了中西政治文明可能对接的某个管道是清末政治转型失败的原因，那么士人群体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就大大削弱了政治转型中的政权合法性的根基。
首先，传统意识形态无法回应西方挑战致使社会知识精英普遍出现信仰危机。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进入近代，中西碰撞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导致知识分子产生社会批判思想和变革思想的真正动力。在传统中国，儒学既是一套道德一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既是封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情结所在，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文明形态的冲击，中国被迫出现了对文明危机的反应。但是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信念建构始终无法摆脱悖论性的命运，为防止文化失范需要求助于传统，而现代化的新生政治又须抛弃传统，这是中国政治转型中特有的困境与尴尬。晚清政治转型要对传承2 000多年的传统政治理念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必然要冒文化失范的巨大风险，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正是西方文化转型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最大区别之所在，无论西方文化转型的过程是如何的轰轰烈烈，但西方文化的根基没有被置疑和推翻，其要解决是同一种文化的继承与变革，它们要批判和打倒的是腐败、肮脏的教会和严重压抑人、束缚人的教规；而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在西方世界的挑战面前作为被迫启动的社会转型的一个层面而展开的，因此首先面对的困惑就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异质型的西方文化的两难选择。晚清的改革目的和改革措施本身存在着文化上的剧烈冲突。从本质上说，他们仍然同守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真正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进行改革，其结果将是整个封建大厦的倒塌，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但他们又不得不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即按照中国传统的那一套是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如果不进行改革，他们的统治和整个封建大厦也将不可避免地颠覆。加之清王朝是一个“嵌入式”的王朝，其政权的根基一直在汉人手里，当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后，整个政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内外双重夹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西文化交冲导致民族意识的复苏却首先激活了一直深藏在儒学中的种族意识。士人群体纷纷把反满意识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就直言：“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孙中山正是以排满为抱负，他的三民主义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前提的。’这就使得文明危机反应的主体一直面临一个困境，也就是要先处理好满汉族群之间的权力矛盾，因而无心进行彻底革命性的变革。由于汉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导致以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清王朝日益孤立，并最终覆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在世界政治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满清王朝替代明朝汉人王朝是中国政治转型失败的历史宿命。
其次，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
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与科举制度联系密切。由于科举制乃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制度，科举制的废止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重塑之间的文化断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仰体系的崩溃，人们普遍处于一种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社会转型失去了必要的共同信念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后果又直接产生了近代知识分子普遍性的认同危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士大夫以来就有朋党和政争，士人和士人的冲突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朋党和政争都是在同一个意识形态中进行，因此，君子儒和小人儒虽已品相分群类，却仍然同在一个政体中。然而，中西文化的冲突，引入了以西学为知识和思想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当一部分有功名的人和另一部分有功名的人各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被称为士大夫的这个古老群体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士大夫群体始终代表着共同的文化和共有的价值，就像“定海神针”一样穿过治乱兴衰稳定地支撑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成为历史变数中的常数。儒学支配下的社会政治秩序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一旦“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整个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即走向崩毁。
从长远看，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致使中国出现文化断裂，儒学两千年来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打破，昔日儒学的神圣灵光顿时失色，整个民族处于信仰失落和价值危机之中，社会价值体系也由此发生转移。之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断趋向多元化，传统儒学在中国日趋式微，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涌入，整个思想界呈现出多元纷争、空前活跃的局面，于是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积极孕育并蓬勃发展起来了。至此，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作用不仅从制度上已经解体，更从士人的观念中开始瓦解。而在全新的制度体系中，儒家的至高统制性不复存在，同样儒学也不可能为新的制度体系提供精神支柱作用，而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价值理念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建立，导致晚清政治转型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
综上所述，政治发展是一种正向的政治变迁，在政治转型中，各种力量的对立不仅表现为政治利益的冲突，而且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冲突。晚清政治转型属“防卫性”的政治发展，这就决定了晚清政治要成功必须面临文化转型、组织重建和信仰重塑的难题，只有突破这三大难题，清末政治转型才有可能成功。
四、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由于内外种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清末政治转型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它却给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启示一：必须建立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作为支撑。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来说，这种担当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稳定与秩序，关系到分化的社会能否重新获得整合，从而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清末的科举废除使中国迈入现代化时，社会不但没有形成一个新兴的主导力量，相反出现权力和权威的真空最终陷入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转型的失败。“以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展开。”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最终以其独有的特性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担当者，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成功的整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成就。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得社会结构持续分化，公民社会日趋成熟，人们对民主、平等、法治、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强烈。历史经验表明，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使各社会集团在改革中受益，至少不损及社会各主要群体的根本利益。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既要善于利用不寻常的集中手段，又要善于利用各个层次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平衡”，以便有效动员、整合社会资源，使日益分化的社会获得新的整合。同时要具有坚定的现代化政策取向，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各项制度建设，建立一个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将政治活动制度化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改革向既定的目标迈进。
启示二：必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晚清政治转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西方各种思潮喷涌而来时，一直没能解决信仰重塑的难题，清末意识形态控制的种种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各种思潮起伏跌宕。处于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的中国民众正在经历着文化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出现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可避免地也要经历一次深刻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而全球化使国家的信息控制能力空前下降，意识形态必须放弃“国家宗教主义”的模式，以开放的心态来培养社会成员对现有政治体系的情感。因此如何成功整合各种社会思潮使民众在制度的保障之下“自由”地自觉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熏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者，如何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前提下给予民众自由思想的充分空间，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当前要想有效疏导各种社会思潮，其根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党的十七大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社会思想状况有全面准确的把握，而且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认真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加强对社会思潮政治方向的辨别和分析，提高对社会思潮的预判能力，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误思潮的形成与泛滥，做到防患于未然。
启示三：必须坚持走渐进、自主开放的制度创新道路
在一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进步。历史已经证明，晚清政治转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盘否定原有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忽视基于本民族特性的自主制度创新，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简单的移花接木，当移植来的制度不能起到预期效果时，又全面怀疑这种制度的有效性，转而将目光投向另外的制度，并试图用另外一种外来制度来解决当时的政治社会困境，最终导致转型失去有效的制度支撑，出现“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状态。由此可见，政治制度创新在社会转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社会大转型。实践表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鸿沟背后，实际上是各国在制度适应能力上的差异。当前成为全球化主导者和受益者的国家与民族，主要的竞争利器实际上是有弹性的和创新性的制度体系。由于现实国情、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来推动政治发展，只能在尊重现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路径，始终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因为有效的制度创新必须以稳定为前提。制度创新不可能同时设计出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激进地一揽子解决的制度创新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晚清政治转型的失败就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实行开放式的制度创新。建设现代制度需要相互借鉴，需要吸收人类现代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需要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的因素，“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从总体上讲，30年来中国坚持渐进式政治制度创新是比较成功的。但中国式政治制度创新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今后我们应努力进一步着重探索强制性制度创新与诱导性制度创新、实体性制度创新与程序性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使这些延续下来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好地满足现代化建设的制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