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政治改革，这关键在于新政治习惯之养成，任重而道远，此时研究梁漱溟关于培养新政治习惯的思想极具现实意义。梁漱溟一生的事业几乎全部紧紧围绕“建国”问题展开，但其建国之路始终在两难之间徘徊，即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就理论而言，梁漱溟对中西社会结构的认识过于笼统，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理解过于片面；就现实而言，其社会政治实践多数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其思想之价值。当下的中国，无论在国家还是在社会层面，都要求建构新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建国前，梁漱溟就一直守定社会立场，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这为当代市民社会建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与同时代多数知识人相比，梁漱溟关于政治问题的诸多思考都立足于國情，以老中国为出发点，都是“中国式的”，这些思考为面临诸多思想困境的当代中国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梁漱溟；新政治习惯；市民社会；国家
梁漱溟晚年在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作序时，概括了自己极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我出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前一年（1893），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第二次中日战争（‘七七’事变）等列强对我国的欺凌与侵略。从清王朝的覆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和新中国的建立，直至‘十年浩劫’，其间的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我亲身经历不少，耳闻目睹者更多。我既从事过文化学术工作，又曾投身于社会运动；既曾出入于农村基层，又曾参与过一些上层政治活动。如果将这种种加以记述，把自己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作一番回顾，是有意义的。”①在一定意义上，梁漱溟一生所关注的事业，都紧紧围绕“建国”这一近代中国的核心主题展开。梁漱溟不但围绕这一主题著书立说，而且积极将这些学说付诸社会行动。本文将尝试检讨梁漱溟的政治思想在产生之际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进而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下，探讨这些学说之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刻启示。
一、两难困境：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
对于政权，梁漱溟终其一生，始终相当警惕。无论建国前蒋介石想方设法拉拢他参与国民政府，抑或建国后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力邀他参与新政权，他都婉言谢绝，认为必须持守中间立场，才能为各方主持公道。“有许多人以为自己拿到政权就有办法；其意似乎就恨政权不在手。其实要上台有何难？上台之后，一样的没有办法。说起内战，还是起内战，武力横行，还是武力横行；法律失效，政治腐败，乡村常被牺牲，没有建设机会，种种还是一样免不了！不要说你上台不行，就是圣人上台也不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44页。也许，正是这种对政治之审慎态度，决定了他设想担负建国重任的团体组织必须与现政权保持距离。一方面，他认为自辛亥革命后政治问题集中表现为政权的分裂，故关键在于树立统一稳定之国权，而非如一般革命那样，要使政权归于某阶级，此时的中国问题并非在于政权属谁。基于此判断，他虽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政治问题的解决，但“却全然无意于取得政权，而把功夫用在力求如何使散漫的中国社会联成一体，有其明朗的一大要求可见，以为树立国权之本”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68页。。另一方面，他认为政权极具机械性与惰性，自上而下的政权系统相当被动，毫无创造性可言。而要建设新中国，重点在于创造，无成规可循，处处须创新，此绝非掌握政权的机关所能完成的建国重任。因此，为不受牵制，激发创造性，团体便不能自操政权，而要守定社会运动之立场，惟有代表社会，才能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只有不在台上，才可免于自身分裂，完成社会统一。在他看来，当时国民党暴露的种种弊病正在于此。“国民党假若未操政权，其自身也许不致很分裂。今既拥有武力，自操政权，便陷身问题之中。像我们所说要站在社会一面，求社会的统一，来解决眼前中国政治问题，它就办不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79页。
梁漱溟对于操持政权的政党与团体所产生的种种弊病，所见不无深刻之处。但众所周知，政党产生之目的即在于获取国家政权。如钱伯斯所言，“现代意义的政党乃是具有相当的持久的社会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职位”转引自吕亚力：《政治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第89页。。著名的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认为，“政党是寻求政治权力，合法控制政府人事及政策的结合或组织”罗志渊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3册《政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04页。。在英美学界，政党权力目的论亦居于主流地位。如艾克斯弗认为：政党之首要目的是于选举竞争中赢得政治权力。政党行使诸如动员公众参与政治活动，代表公共团体机构等许多功能；但赢得选举，最终达到对政府权力机构的控制，为其首要目标Barrie Axfor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360.。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亦认为，“政党是以其在选举中出现的标识为识别，并可能使其候选人，经由自由或不自由的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任何政治团体”＼[意＼]萨托利：《最新政党与政党制度》，雷飞龙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75页。。然而，梁漱溟却不顾政党政治本身之规律，认为政党（社会团体）不能以操持政权为目标。“吾辈既从事政治运动，何以又非政党？政党必争政权，吾辈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此不争政权不只吾辈团体为然，共产党，青年党乃至国民党，均必落于此局。”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35页。对他而言，政党或团体建立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人生向上，“借助于此团体组织以实现个人的向上；更从个人的向上完成人类社会的向上”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35页。。在他看来，不仅自身所从事经营的社会团体如是，国共两党均必落于此局，这种政党乃为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团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操持现政权的国民党自不能放弃政权，而是千方百计稳固政权；即便暂未秉持国政的共产党，亦未如其所设想那样，放弃争取政权。“中共不定要自操政权，社会主义乃可由和平转变得之。吾信其言，但吾不能不疑其出于一种愿望。”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32页。最终他也承认期望共产党不要操持政权，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