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是西方现代文明逐渐统治全球的历史，如今我们得知，这段历史还有另一个具有诱导性的表述方式，即“海洋文明”征服“大陆文明”的历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始应对这一文明的挑战，而且应对得非常吃力。直到最近三十多年来，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焕然一新，国力蒸蒸日上。在这样的升平景象中，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如今的我们仍然还在吃力地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何理解现代中国与所谓“世界秩序”的关系，在中国知识人的头脑中迄今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全民学习英语、国内航班通用双语、一浪高过一浪的留学热潮、教职只向洋博士开放……我们与国际接轨的渴望何其强烈。可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长，我们开始听到西方人不断惊呼“中国威胁论”。尽管我国政府不断对外宣称中华民族素来爱好和平，但“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尤其美国从未停歇。近几年美国实施战略东移，不断在钓鱼岛方向和南海施加军事压力。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张笑宇的《重建大陆：反思五百年来的世界秩序》（以下简称《重建大陆》）出版，虽然篇幅不大，却能够碰触到中国学人的敏感神经。
作者以当前的南海争端开篇，以此挑明五百年来的世界历史是“海洋文明”征服“大陆文明”的历史。当今的世界秩序依然是“海洋文明”的承继者美国在统治全球，可是，美国越来越无力应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恐怖主义。作者认为，作为“海洋文明”国家的美国没有治理大陆“流民”的经验，因此，这个历史时刻是“重建大陆”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时刻，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重建大陆。
“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及其对立，是作者所依托的基本分析概念。这一对概念显然借自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中的著名提法。施米特在这本书中分析了海洋性权力与陆地性权力在欧洲文明中的冲突史。在施米特笔下，“陆地与海洋”的区分是具体的政治力量的表征。“陆地”指控制了陆地的国家霸权，“海洋”指控制了海洋的国家霸权。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历史。即便如此，古代的海洋霸权如雅典、迦太基、威尼斯，与现代海洋霸权英帝国相比，仍然有绝然差别。
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初版于1942年，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法国，虽然对英国实施了近一年的战略轰炸，依然没有令英国屈服。当年拿破仑认为，若能统一欧洲，英国海军即便有能力封锁海岸线，实施经济封锁仍然无法威胁到大陆帝国：海权帝国对真正的大陆帝国并没有什么威慑力。归于统一的欧洲大陆帝国将拥有新大地法，从而取代基于“陆地与海洋”区分建立的旧大地法。《重建大陆》一书将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对抗的概念扩展成了“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文明冲突，由此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海洋”和“陆地”这两个空间概念不是被用来标明两种现代政治权力，而是像作者那样被用来标明某种道德—政治原则的文明类型，那么，作为文明类型的“海洋文明”是什么呢？历史上有建立在海洋上的文明吗？
《重建大陆》从讨论17世纪初关于“海洋是自由还是封闭”的一场著名思想争论起笔，在作者看来，这场论争预示了“海洋文明”或现代文明的开端，其实质是新兴海洋强国荷兰试图挑战传统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航路的垄断。可是，这场争论对当时的欧洲大陆的政治现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众所周知，这场争论之后没多久，欧洲大陆就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正是由于这场陆地上的战争，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才被彻底肢解，荷兰获得独立后才崛起。挑战霸权，不管是海上霸权还是陆上霸权，主要凭靠共同体的实力，而非讲道理。倘若如此，作者何以认为格劳修斯和弗莱塔斯的这场争论是“海洋文明”开端呢？作者的观点是，格劳修斯在论证海洋的自由属性时提出了新的政治—道德原则：所有个体在道德层面上实质平等。在作者看来，“海洋文明”所标明的根本上是一个道德—政治原则，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叫“自由”。与之相反，弗莱塔斯所凭据的天主教持守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下之分，此乃“大陆文明”的实质。这样一来，作者就给承认所有个体在道德层面上实质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贴上了“海洋文明”的标签，给持守道德品质有高下之分的传统天主教原则贴上了“陆地文明”的标签。
如果说这样的标签仅仅是一种“别名”用法也未尝不可，但作者并未浅尝辄止，他还致力于将“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用法实名化：“海洋文明”的载体是那些靠海洋为生的定居者。于是，靠海洋为生的定居生活与靠大陆为生的定居生活就成了两种基本的人类生活方式。作者以欧洲古代史上的三次海洋与大陆的对峙作为史例来证明这一论点：希腊与波斯、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我们知道，有三部古典史书刚好与这三次对峙对应。可是，从欧洲古代史我们无法得出作者希望得出的结论。首先，我们很难说希腊与波斯的冲突是海洋与大陆的冲突，如作者自己所说，希腊战胜波斯，靠的是斯巴达和雅典的团结或海洋与大陆的糅合。第二，伯罗奔半岛战争固然表明，代表大陆的斯巴达战胜了代表海洋的雅典，但如果作者因此认为，在希腊世界，海洋与大陆的争夺以大陆的胜利告终，就很难解释亚历山大帝国的胜利。第三，如果作者用罗马战胜了代表海洋的迦太基来证明陆地与海洋自古冲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呢？
其实，作者完全没有必要用古代史来证明海洋与大陆的对立，因为，他要谈论的其实是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的道德差异，只不过用了“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这样的让人容易产生道德偏好的标签：“海洋文明”醉心商业，纵欲堕落，贪恋金钱，奉行民主制；“大陆文明”服从纪律，勇于牺牲，谨慎节制，迟缓稳重，奉行贵族式的混合政制（第13页）。在作者笔下，“海洋”和“大陆”这两个空间概念不仅仅是两种政治权力的符号，而是两种文明类型的名称。
既然“海洋文明”的实际含义指的是现代文明，作者就没必要说古代也有“海洋文明”。否则，谈论17世纪的那场关于“海洋是自由还是封闭”的争论没有意义。由于作者把“海洋”和“大陆”的文明冲突视为两种自古就有的冲突，他就不得不解释古代式与现代式的“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对峙的根本差异。按作者的说法：古代的“海洋文明”没有“海洋式作战”和“海洋式贸易”这两大法宝。“海洋式贸易”将基本的人际关系同化为贸易，将物质产品同质化为金钱。其实，要说古代没有海洋式作战，实在过于牵强。现代式的海战在技术层面远不同于古代式的海战，不等于古代没有海战。“海洋式贸易”的说法同样如此。事实上，作者用“海洋式作战”和“海洋式贸易”这两个术语要表明的不过就是现代商业文明：现代技术和现代道德使得自古代文明时期海战和贸易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说到底，作者挑明的问题最终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既然如此，作者用“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来代替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并据此思考近五百年来的世界秩序，难免捉襟见肘。不妨想想：任何居于沿海的定居者都是世界历史中的得胜者吗？近代首先发现自由海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最终败落了。为了让自己设定的分析性概念框架站得住脚，作者不得不解释说，这两个现代早期的海洋霸主其实并非真正的海洋民族，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具有大陆性质，或者说都奉行天主教式的道德等级差异原则。这样一来，作者笔下的“海洋文明”这个概念本身就崩溃了。在作者看来，荷兰和英国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可是，这两个民族差不多同时开始搞海洋式贸易和学会了海洋式作战，可荷兰衰落了，英国却最终取得了世界帝国的地位。对此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在近代历史视野下，荷兰由于没有精英政治家群体而缺乏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愿望和能力。既然如此，“海洋文明”的标志与是否靠海为居和有航海业毫不相干，一个民族只要信奉新教和有一个担纲其政治理想的精英政治家群体，就能成为“海洋”民族，进而能克敌制胜。
作者用“海洋文明”这个概念代指的其实就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构想。按作者的说法，这一政治构想的第一个要义是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的高下之分，所有人都是道德上平等的个体。按照古典的人性论，人本身并非均质性的；与此不同，现代哲人霍布斯建构出一种人的均质性的人性论，并成为现代个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为了把人说成“均质性”的，现代哲学家们不得不抹平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的道德差异，即将人理解为在欲望和激情上相同的个体，舒适的自我保存是普遍人性。作者对现代政治原则的这一概述可谓精准，问题在于，崇尚这套学说并不需要以崇尚海洋为前提。与人性究竟是道德上均质的还是有差异的论争相比，“海洋是自由还是封闭”的争论的世界历史意义几乎微不足道。
作者从海洋与陆地的对立框架出发来论述英国所代表的“海洋文明”精神和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难免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事实上，对后来的世界历史具有更为直接的巨大影响力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法国大革命高举的文明理想更为清晰地肯定了均质化原则，拿破仑战争曾将这一原则有效地在欧洲大陆推广，我们却不能说法国是“海洋文明”国家。前现代的英国一直信奉天主教，持守人的道德品质有高下之分，说前现代的英国是“大陆文明”国家，有何意义呢？简言之，“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分对于界定现代文明的均质化原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仅如此，给西方现代文明贴上“海洋文明”的标签，使得作者无法突显世界政治冲突的生存论实质。凭近五百年来的世界史常识人们也知道，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大陆发生的连绵不断的大大小小战争比海战多得多———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诸大国》（犇犻犲犌狉犲狀犕犮犺狋犲）一文表明，欧洲争霸的各国在陆地上所打的战争远比在海上打的战争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世间的许多冲突都是国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由于技术文明的发展，政治冲突从控制陆地扩展到控制海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施米特还预见到，政治冲突将很快从控制海洋扩展到控制天空。我们显然不能说，如今的后现代是“天空文明”与“陆地文明”的冲突。
“海洋文明”崛起这个命题能够成立，“重建大陆”这个命题才成立。正是基于“海洋文明”崛起这个命题，作者提出，大陆文明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流民”，因为，“海洋文明”没有“流民”。按照作者的论述，大陆的首要特征是生存空间拥挤，其直接推论是大陆上的文明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常常爆发惨烈的竞争———似乎英国很少爆发武装冲突，似乎霍布斯对战争的恐惧不是来自岛上的内战，而是来自海上争夺航道控制权的海战。由于生存空间拥挤，资源稀缺，大陆上的民众生活于困苦之下，总是生活在对邻里的恐惧感和对统治者的恐惧之中（第88页以下）。因此，大陆上的民众极易成为“流民”。“流民”极易摆脱政治秩序，导致整个秩序的崩溃。“流民”这个词早已见于中国古典史书。按照传统的理解，“流民”就是政治秩序崩溃后，无法受到公共秩序保护的、居无定所的底层民众。可是，政治秩序的崩溃，“流民”常常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还并非是问题的关键。作者凭靠自由主义的人性均质化学说断定，大陆上的“流民”无法被均质化，因为“海洋文明”的普世权利构想无法解决“流民”问题。依照作者的论述，“流民”问题的根源是资源稀缺导致的生活贫困以及公共权力的脆弱（第89页）。因此，治理“流民”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现代化，即依靠现代商业方式来改善“流民”的生活状况。初看起来，与流俗的观点不同，作者似乎想要将现代商业方式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切割开来：解决公共权力脆弱的问题，只能靠建立强有力的主权民族国家来完成。作者断言，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主权者与个体公民之间直接建立一种纽带，这种专属于主权者和个体公民之间的纽带不容被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影响、阻碍和破坏”（第68页）。现代主权国家构想正是为了根除内战而出现的，博丹和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就是为了克服内战问题而提出的。面对内战危机时，主权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决断来保证国家统一不就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脆弱的问题？
这样看来，作者关于大陆无法被均质化的论点就很难成立。为了让公民忠诚于主权民族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允许公民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亦即为了让国家拥有真正的现实性，国家成员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参与国家的历史进程。这意味着，构建民族主权国家不得不以均质化原则为基础。至少，前现代的英国绝非均质性的。经过切合本土的启蒙运动，大陆民众事实上已经建立起均质性思维和生活方式。
在作者笔下，“重建大陆”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一方面，所谓“大陆”指的是各个古代帝国所代表的古典文明，另一方面，所谓“大陆”又指的是已经被西方现代文明给摧毁和肢解的区域：“旧大陆”已经由于拥抱现代文明而变成了“新大陆”。既然如此，所谓“重建大陆”究竟要重建的是哪个“大陆”呢？这种自相矛盾反映了作者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现代文明（或作者所谓“海洋文明”）的性质。从历史上讲，西方现代文明是拉丁基督教欧洲解决自身政治—文明危机的结果。现代欧洲诸王国为了自己成为强国首先摧毁了自身的古典文明，这见于17—18世纪欧洲著名的“古今之争”。既然作者将“海洋文明”的性质界定为纵欲堕落，贪恋金钱，这种文明竟然以“普世文明”自居就在道德上是可笑的。“海洋文明”对“大陆”的军事压力就并不具有道义性质，所谓“流民”问题就是一种理论虚构。反过来说，商业和技术是中性的东西，古老的“大陆文明”同样可以加以利用，但不是用来唯利是图，而是用来为以和善与追求高贵的文明原则服务。
作者对五百年来世界秩序的考察以南海问题开篇，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不过，这个实质并非“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征服，而是美国试图围堵、遏制中国，是权力冲突。世界政治的文明冲突论既无法解释同属一个文明内部的政治体之间的冲突，也无法解释分属不同文明的政治体结成联盟对付敌人。如今，为何印度要派军舰到南海与美日一起演习，完全无法用“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征服来解释。同样，如果重建世界秩序，与地缘式的海洋与陆地对峙原则无关，而是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权力冲突原则相关。作者说：
海洋民族兴起最关键的因素并非它性格中的海洋性，而是在世界历史的那个关键点上，在海洋文明中有这样一个和这样一批精英的政治担纲者，他们以自觉的文明史观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将这样一个政治决断注入他们身处的民族精神之中：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与斗争，在于坚持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在于战胜那些鄙弃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一个人只有怀着这样的觉悟，他才配称得上是政治精英。（第57页）
作者非常有见地看到，中国如何进入“世界秩序”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自身是否有一批具有自觉的文明史观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的政治担纲者。如作者所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远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骄傲的民族”（第127页）。若中国的精英们陷入“海洋文明”的迷思，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何种影响？因此，如何“重建大陆”的确是考验中国知识人和政治担纲者的真正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