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为人类新的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关切人类共同的命运，超越了已有的各种政治经济隔阂。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面临贸易战的挑战，但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去看待，共同迎接经济发展困难和面对未来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远景中的必然选项。因此，认清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差异与本质，从而更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定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最终跨越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在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引领下走向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关键词：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贸易战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61-06
作者简介：熊久勋（1991-），男，河南信阳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民政（1962-），男，陕西彬县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军事政治。
近期，中美政治经济摩擦不断，美国不断发起高额关税，威胁退出WTO，美国相关领导人罔顾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内政外交，中国为维护国家正当利益提出严正交涉，进行贸易反制。这一世界政治经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暗示着历经了数十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全球化趋向分化的态势无疑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布局、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资讯流通面临巨大阻碍。世界经济增长、全球政治生态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变革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政治精英的自由主義理念与其国内低端选民的选票发生了冲突，激起了其国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面对这一股全球化的逆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着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勇气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揽的中国价值理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世界局势依旧不太平，并频繁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新挑战、新问题。因此，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世界经济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之前，我们需要透过现象去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所遇到挑战的本质，拷问经济摩擦背后的深层矛盾，在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的思维理性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差异及其本质
当前，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遇到的不小的阻力，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发动的贸易战。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形式，贸易战与全球化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背后分别深藏着同异纠缠的质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正是在一种合力作用下发展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都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正、负反馈。
就全球化与贸易战这一历史现象而言，首先要厘定其对经济发展的正、负双向反馈。贸易战与全球化有着质性同一之上的巨大差别。首先，在实践出发点上，全球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在此过程中用国际纵向分工、国内垂直专业分工[1]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制造业竞争力，在承认发展的差异性基础上逐利并扩大生产，以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贸易战则相反，以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思维作为国际交往原则。其次，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条件下，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最有效形式;贸易战的逻辑则在于认知差异和利益失衡综合作用下，滋生的对成长大国的恐惧心理所导致的经济极端对立[2]，用强权政治和霸权欺凌推行经济对抗以促进本国生产发展，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别国发展的代价之上。这种选择仍旧凭附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缺陷的全球经济实践再体现，特朗普政府企图构建一个仅仅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其三，在政治落点上，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多边行为，倡导合作沟通互利的机制;而贸易战则是一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以国内法僭越国际法，引起分歧的扩大，是一种典型的逆全球化形式。
因此，贸易战与全球化虽然在对利润的价值诉求中具有同质性，但却在实践的多维空间里建构了差别悬殊的交往理念、价值取向、实践原则。贸易战属于上世纪已被历史抛弃的冷战思维新变种，以对抗、霸权和绝对利益代替了全球化的合作、对话和互利共赢理念。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趋势正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之所以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如此急剧的价值颠覆、实践逆转和政治对立，其根本的局限性依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理念的狭隘性，因而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理念主导下全球合作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首先，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加剧了各方保护主义的情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圈缺乏共同面对的价值认同和交往理念基础。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在保护一国财富短期效应上的优势被短期凸显，这一优势取得了对全球化选项压倒性的理念胜利，因而进一步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贸易限制政策呈现出对促进自由贸易政策的优势力量，极易导致贸易战的产生及其扩大化。其次，当前经济全球化在全球产业链开始了新的布局调整，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导致价值获取方式、途径对应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利润优先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挑战。在国际视野中来看，一些原本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分工地位的国家具备了提升地位的能力和潜力，逐步在自身能力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渐渐获得全球价值分配的有限倾斜，但却因为影响资本主义的绝对利润而遭到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破坏。而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其在享受了数十年全球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产地以及巨大销售市场后，本国产业调整加速，中低端就业机会消失。然而在其社会治理失效后，国内政治秩序随后便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困境。资产阶级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理念无法解决最为普遍的民生问题，导致政治转向，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得以主导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理念。最后，经济增长乏力时，基于不公平规则的贸易霸凌主义实践，使得资本主义绝对价值优势得以维护。贸易战选项着眼于排外的民族国家利益，以确保本国贸易优势崛起为财富的来源、战争的命脉以及敌人所畏惧的对象[3]，因而既成为“顺应民意”的极端民族主义选择，又成为全球产业链较高地位既得者“顺手牵羊”的选项。面对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政策，中国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新秩序生成的实践上，仍然面临难以避免的代价，既要坚决扩大开放合作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实践原则，又要在保障自身利益与关切民意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正当反击。当前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走向更加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业已形成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践原则构成了极大挑战，给世界带来巨大不安定因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大国，在有理有力有节地回应的基础上，仍需要与大多数倡导开放、包容、合作的国家继续走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以避免贸易战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革进程中的死结。
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全球化，其本质逻辑根源在于主导利益认知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狭隘性。因此，跨越贸易战和全球化共有的根本局限性，需要树立新的全球发展价值观。有别于资本逻辑体系下全球化理念的有限性，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对全球化理念的飞跃式发展，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解决态度是对世界负责的方案，中国倡导并率先垂范在互利平等的框架下谋求协商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共命运”理念下共享文明发展成果、共担未来发展重任，而非霸权国家以苛刻贸易条件施加压力、以优势综合国力威逼胁迫企图达到绝对自利的贸易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要的就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深刻揭示了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经济生产力发展之间休戚与共的必然联系。这种共同利益立足于全球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利益和实践利益，立足于整个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利益的实现也是双边、多边利益的共同实现，这种利益是让渡一部分狭隘利益之后所创造的造福整体的利益，因而是一种普惠的利益，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华文明传统智慧。
反思半年以来贸易战愈演愈烈直至开打的复杂局势，需要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高度冷静地重新评价一度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全球化及其地球村概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历史没有“理所应当”，贸易战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是贸易战确实发生了，并且带来严峻的挑战。而发掘贸易战对我们的正面启示，莫过于再一次指引我们坚定并且加深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逻辑的认识与其后果的评估，回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寻求解释这种现实的理论。历史只尊重真理，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贸易战和全球化背后角力的实质，就是基于资产阶级理念建构起来的利润第一的观念，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都无法超越的根本缺陷，也是为什么资本世界为了利润无所不为的逻辑起点，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他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4]。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项
既然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狭隘性无法跨越人类历史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那么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在历史的召唤下就必然应运而生。历史总是以她本来的面目展现给人类，但人类却将历史复杂化而阻碍了对历史真相的洞察。复杂的社会制度建构，虽然强化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性，但同时也遮蔽了历史规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5]，以及在这两大发现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逻辑。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利润、财富产生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了筑形于经济基础之上整个上层建筑包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者共同构成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微观和宏观视野。而世界历史理论则全方位揭示了生产方式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命运世界历史性的必然实践走向。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不断深化，需要用历史规律揭示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解决世界发展的最佳选项。
首先，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微观视野中，人类命运始终以命运共同体的模式前进。20世纪初巴莱多提出“巴莱多定律”（二八法则），“该定律认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最重要的20%因子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或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余80%因子尽管是多数，却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或发挥次要作用。”[6]但该定律被资本主义的逻辑移用，就解读为80%的多数创造不了多少的价值、参与分配的人越少利润就越大。在资产阶级看来，利润凌驾于人之上，所以人的存在是对利润的妨碍;同时，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产生本质的主动忽视也遮蔽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生产逻辑的真相，仿佛资本的利润就是资本应得的利润一样，忽略其对属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虽然引领人类历史巨大进步的20%如同火车头一样担当着人类历史进步高效的发动机，但80%的广大劳动者始终是歷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主体，他们真正用一种身体意义上的实践推动着人与自然的交互，不断改造自在自然的存在样态，使之变成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化自然。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产生于全体劳动者，他们不是天生的杰出人物;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催生和孕育人类文明史上的杰出人物。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与杰出人物的引领共同弹奏人类生产实践史上最动听的协奏曲，进而一步一步实现分工的消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也是作为“第一小提琴手”的马克思毕生的夙愿，即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因此在这一历史发展微观语境中理解，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始终是共生的，是紧密相连无法分割的，全部劳动者紧密联系为命运共同体。
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中，人类历史始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发展。马克思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8]，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存在，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当代布局事实，国家间的分工已从产业内部分工发展到产品内部分工，生产工序的专业化使得国家间、地区间结成了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联系日益紧密这一历史事实，形成了生产关系当代格局的历史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视野中，生产方式从低级走向高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在以自然方式演进的社会经济形态面前，人类发挥其主体性作用的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9]，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定性既规定了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也规定了全球生产合作不可割裂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历史主体在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困境时，唯一科学的出路就是在符合历史规律的条件下，稳妥处理全球生产关系复杂性，而非一刀切地割裂已然生成的生产关系。而另一条主线，是以发展的观点去理解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发展是“从分散的、闭塞的区域发展到一体化的、开放的大联合发展”[10]。现代全球经济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形态，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共享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格局。特朗普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挑起经济领域中的贸易战强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不惜挑战全球共识、破坏世界经贸秩序，以获取其自身绝对的狭隘利益。但“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1]，任何企图反对历史潮流的行为，都将会为违背历史规律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在面临世界性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动能不足、新经济变革尚未实现的现实面前，“零和游戏”会带来更加惨重的后果，只有共同面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正确意识到全球经济成员发展前途命运的休戚相关，防止经济摩擦上升为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政治对立，以合作姿态承担起共同命运的责任，才能建构全球发展的希望和未来，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选项。
最后，基于市民社会理论批判而来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规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合法性。马克思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2]540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在于它始终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立场上，使最广大的劳动者异化为“没有财产的人”，导致极端的贫困，进而引发“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2]53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通过批判市民社会找到“世界历史”的实践路径。其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建立，“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2]538;其二，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建构的“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2]540-541。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一“世界历史”理论中建构自己的方法论合法性，通过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实现世界历史性的人，进而在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消灭落后的全球分工，使得各国各民族在共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主体生产角色的去分工化，最终实现“世界历史”的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实践路径和方法论本真。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就是要以超越固有思维桎梏的理念，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3]的陈旧落后观念驱逐出活人的头脑，破除西方思维固有的零和惯性，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抛弃国强必霸的霸权主义逻辑，为人类步入“世界历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廓清思想的迷雾。列宁指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4]，各个民族生存在地球上，和则共生，斗则俱毁，这已经是历次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所揭示的不争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动乱的地区都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就好比作为世界“器官”的各个民族的冲突和对立无法带来人类文明的成长进步一样。
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选择
新时代人类命运联系更加紧密，是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选项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因为“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15]，比如“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15]。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6]58全球合作的深化和共同发展愿景的实践，已经向世界人民证明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巨大力量，这是任何一个逆历史而动的民族、国家、政党或个人都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追求，需要我们“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超越国家之间的敌对立场”[15]，在理念、路径、实践等方面构筑逻辑严谨的完整体系。
首先，在理念层面要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的命运共同体，在其价值体系中，要明确自身话语体系多维目标，即作为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价值指向叠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重价值指向互相促进，紧密联系。利益指向是要实现一种均势平衡，既不是寻求中国自身的绝对利益，也不是虚假应许不切实际的发展前景，而是在保护现有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生产力的普遍化和利益关联最大化，从而让生产力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跃迁，让生产力得到较好发展的国家在已有生产成果基础上能够有资源继续推动生产力更新发展，进而再带动其他地区、国家进入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层次。在这一过程中，既实现了生产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又提供了生产力自身进步的内生动力;既推动了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了生产方式的更高发展;既造福了其他地区、国家的人民，又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可见，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为自身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共同实践基础。而为了实现这种实践共同体，又必须寻求参与主体价值认同和共识凝聚的最大化，增强共同协作的宽度、广度、深度以及效能，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同体构建势在必行。作为价值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寻求建构一个相互实现、“和而不同”且“和实生物”的价值理念整体，在相互兼顾合理利益关切的同时以最优方式实现共同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尊重现实制度、经济、意识形态等差异的基础上关切彼此核心利益，在政治经济文明相互尊重互相借鉴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59，从而超越零和思维价值理念，达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在路径层面要深刻认识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16]58，“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依然存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中。当今世界区域性的冲突依然不断，通过对立手段已经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同时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冲突的后果急剧升级，使用不当则会面临手段压倒目的的结局。因此，寻求和平解决、立足发展的观点是最根本的解决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贸易战、流血冲突甚至战争等方案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落脚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平与发展，而非冲突和对立。合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發展是矛盾的核心指向，和平是矛盾的根本归宿。当今在不断深化的全球生产力布局和产业链分工上，正是全球生产协同的日益加深和不断深化，使得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一种基于和平发展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多的在这种发展中受益的市场主体的认可。因此，在二战后的几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大多数国家依然选择共同面对以解决困境的和平选项。这也表明，合作才有出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反观贸易战甚至挑起争端和流血冲突乃至战争的选择，则会摧毁一切来之不易的人类劳动成果，而最后只有极少数国家得以大发战争横财。因此，当今时代和平永远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最佳环境，在和平的环境下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走向普惠、共赢，走向未来，而非基于某一国家的主观独断和无理要价，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发展的基础之上。这种逻辑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发展链条中的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习近平强调，“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6]59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对某些国家的逆历史而动的贸易战行径毫不犹豫地说“不”。因而，唯有和平与发展之路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走之路，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根本指向只有和平与发展这一种选项。
最后，以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安德鲁·菲利普斯认为，共同想象的破坏导致了世界秩序的破坏[17]。构建共同体话语体系，不仅要强思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塑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走出去，更要找到牢固的利益实现基础。中国始终不渝秉持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维护发展、一道分享机遇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就是在一种“整体的共生关系网”中，使成员之间形成无法脱离彼此的共同体。在单个成员的理性也无法发挥绝对作用的情况下，“成员将自己视为整体（即共同体）的一部分，维护彼此间稳定的关系高于对个体利益的追求”[18]，对个体利益主动做出部分受让和调整，才使得共同体成员更大的利益诸如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得以实现。“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現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9]，用实际行动筑牢命运共同体成员发展之基，用发展成果强化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用共同利益化解贸易战带来的经济挑战，用价值认同进一步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中国愿意将自己的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将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周边国家，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只有切切实实的发展进步才能形成对命运共同体的最深刻认同，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这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及其规定性的本质体现。
结语
一个合理的全球贸易体系将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促进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而非最强大国家的狭隘利益，而这一合理的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2018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远景的历史审视和认识，使得这一理念再一次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成为世界越来越认同的价值标杆。因为这一中国方案不仅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更联结了世界上各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市场的最迫切需要——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案，也正是因为对发展的主要诉求将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语言不同等等世界各地的市场主动地联结起来。中国给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和平的、发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共同行动方案，这与资本主义利润主导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作为以一个负责的、有担当的大国，中国正蹄疾步稳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加强同各国的发展联系，通过两条丝绸之路重新打通世界市场各发展主体的动脉，让经济发展的肌体活起来、健康起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同时，也要深刻警惕美国所谓经济自由、市场自由的双重标准框架的本质，从正反两个方面汲取贸易战的教训，不断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信心。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从诸多矛盾之中找出的一条独一无二的决定性道路，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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