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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关注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阅读社会现实，我习惯于从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寻找中国法的精神。”
记：能谈谈您参加高考选择专业，选择法律以及选择西北政法学院时的想法么？
喻：1987年高中毕业，我考上的学校是成都中医学院，读的是中医专业，学过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医用化学、方剂学、解剖学、中医诊断学、中国医学史等课程。现在想来，那是一个很绿色、很环保的专业。要是搁在古代，那真是一个很理想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与当时的青春、激情，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氛围显得有些不协调。记得刚进大学校园，我买下的第一本书就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的萨特，就跟现在的周杰伦一样“酷”。即使看不懂，也要翻一翻。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我主动退出了成都中医学院，重新考入了西北政法学院。
并非刻意要选择法学专业。作为文科考生，要么选择传统的文史哲，要么就是经济、法律。当时我以为，文史哲方面的基本修养可以通过自学来获得。当时，经济学也是一个受人追捧的学科，但我对数字不敏感，赚钱赔钱的账算不过来，当“账房先生”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就随意选择了法学。这绝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
记：您当时报考研究生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喻：西北政法毕业之后，我去了四川的一个基层检察院。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积累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不过，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和琐碎的事务让人日久生厌。后来就去报考了西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法理学。尽管出自行政法本科，但我觉得行政法这个专业过于技术化，不太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选择了法学领域内与哲学、历史学比较靠近的法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严格说来，法理学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二级学科”。说它是一个“专业”，其实并不“专”。
记：能谈谈您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整个求学期间，对于您影响最大的老师吗？
喻：很多老师都给了我为人为学的道理。如果只说一个，他就是我在西北政法的汉语老师陈云辉。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跟他的心理距离最近。他从西北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来到西北政法学院汉语教研室教书。他翻译过一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题为“论李白诗歌中的白色”。还写过一部书稿“温庭筠诗歌研究”。他有一篇论文题为“冷漠与苍凉：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与关注方式”，展示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美学风格，知人论世，极为锐利。
记：您出版的著作中往往从法律文化等视角去阐释问题，能谈谈您专业的着力点吗？
喻：2004年，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题为“文化与社会中的法律”，这句话可以概括我的学术追求，那就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丰富的社会现实中寻找法的精神。一方面，我关注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阅读社会现实，我习惯于从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上去寻找中国法的精神。所以，在法理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我一直留意法律文化学和法律社会学。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叫《自由的孔子和不自由的苏格拉底》，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中国法治观念》，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反映了我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法的精神的努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反映了我从社会实践中寻找法的精神的尝试。
“既然中国文化与西天佛理融合以后的产物是禅宗，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法理融合以后的产物又是什么呢？该如何去想象这个尚未诞生的宁馨儿的仪容？”
记：在法律文化学和法律社会学这两方面，您觉得还有哪些开拓的空间？
喻：有一个值得开拓的主题，是寻找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融合交汇之后的结果，我一直希望以中国现实社会作为平台，去寻找这个结果。
打个比方吧。汉朝的时候，中国从印度引入了佛教，经过了四百年的化合，西天佛理与中国文化共同孕育出一个新生事物——禅宗，禅宗是西天佛理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结合以后的产物。如果把中国的儒道文化看作丈夫，把西天传来的佛理看作嫁到中国来的妻子，那么，禅宗就是这一对夫妻生下的儿子。它有西天的血统，但却是中国文化的嫡子。
没有想到的是，一千多年以后，同样的情境再次重现：在西天佛理之后，西方法理在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从严复、梁启超算起，西方法理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了。尽管一百多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但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法理之间，仍未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两者之间更像油与水的关系：中国文化像沉在下面的水，西方法理像浮在上面的油，一阵风吹来，这层油在水面上轻快地晃荡，看起来五光十色，但就是不能沉到水里去。水依然是水，油依然是油。这就是西方法理在中国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在法律文化学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寻找两者的融合，就是去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中国文化与西天佛理融合以后的产物是禅宗，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法理融合以后的产物又是什么呢？该如何去想象这个尚未诞生的宁馨儿的仪容？
记：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您认为从本专业来看，中外的研究差距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喻：不同国家的法理学各有其风格，这是很自然的。譬如美国的法理学，主要是一些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在阐述。波斯纳是法官，庞德也做过法官，霍姆斯、卡多佐都是法官，卢埃林是律师。因而，他们的法理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侧重于关注法律的事实、现实的利害。德国的法理学主要由一些坐而论道的哲学家在阐述，因而偏重于法哲学。英美重经验，大陆重思辨。不过，无论是英美还是大陆，他们的法理学都有一种开阔的视野。
中国目前的法学理论过度强调专业化，法学论文越写越精致，小巧玲珑。这让我想起清末的蛐蛐罐：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看上去很美，但只能当做房间的摆设，不能充当建筑厅堂的砖瓦——相比之下，在风格上，我更偏爱汉代的朴拙。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倾向。我的一点私见是，法理学的一个功能，就是要打通法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所谓“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啊。
“一个健全的社会，既需要辩护者的声音，也需要批评者的声音。辩护是为了秩序，为了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不至于一路狂奔，停不下来，跌下悬崖。批评是为了杀毒，祛除社会与政治中的病菌。”
记：有不少人认为当下的学界浮躁之风日盛，您对这种评论如何看待？
喻：严格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成为多数人的事情。钱锺书有句话，大意是说，真正的学问乃两三个素心人在荒郊野树之间商量培养之事，都市里的显学必为俗学。这是一种“酷评”，要求稍稍高了一点。而且，法学和钱锺书关心的文史又不太一样。法学是一个跟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学科，我觉得法学应当介入社会现实，但是介入的方式、立场必须有所注意。
记得多年以前，有位法学家做了一场关于“如何防范群体性事件”（大意）的演讲，我在现场当听众。听完之后，我提了一个问题：“请问您的立场是什么？是官方的立场？是民众的立场？还是法学学者的立场？”遗憾的是，这位法学家回避了我的提问。不过，一个法学学者确有必要时常反省自己的立场。
一个健全的社会，既需要辩护者的声音，也需要批评者的声音。辩护是为了秩序，为了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不至于一路狂奔，停不下来，跌下悬崖。批评是为了杀毒，祛除社会与政治中的病菌。在法学理论中，奥斯丁、霍布斯是前者，马克思、昂格尔是后者。两种类型的法学理论都很重要。
记：一些人认为中国法学直到今日也未摆脱“幼稚”之名，诚然，法学的确是在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境抑或是症结在何处呢？
喻：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它太大了，不好“一言以蔽之”。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法学最大的困境就是不够“通透”，没有注意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这就像一只苹果，我们只看到了这只苹果，但没有看到这只苹果所附丽于其上的苹果树枝，没有看到苹果树枝所牵连的苹果树干，更没有看到苹果树干所生长的那片土壤，以及那片土壤所在的地理方位、气候条件。
记：提到法学界的状况的话，可能不免要提到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不少人攻击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认为这种机制的结果就是制造大量学术垃圾，以致需要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如何鉴别学术成果的质量上，您对学术评价体制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喻：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确实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它不鼓励，甚至排斥“十年磨一剑”。按照现行的体制来评价一个学者，第一个指标，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手上有没有重点项目，尤其是重大招标项目。如果获得了重大招标项目，似乎就成了“有重大影响的重要学者”，予以隆重褒扬。
第二个指标，就是看你有没有获奖，这样那样的奖。我有时想，我们的学者总是在争取这样那样的奖。但是，萨特甚至连诺贝尔奖都要拒绝。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在我们的学术环境里，真可谓广陵散绝。
第三个指标是文章。文章也分等级。有些文章做得很精致，但并没有创造性的思想，就像“病梅馆记”里面的“病梅”，园丁把它修饰得很精致，就是为了展示一下，但说来说去，它毕竟只是一株“病梅”。
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实质，是权力对于学术的强力支配。尽管情况就是这样，但不必过于忧虑，也不必过于偏激。因为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是一种常态，只是程度、方式不同罢了。如何面对这种干预与支配，学者们还是可以作出选择的。反过来说，目前的这种学术评价机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结果。虽然有时候，我们会为“愿挨”的一方感到惋惜。但是，要求人人都是“割席”的“管宁”，怎么可能呢？“华歆”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代表了绝大多数。
记：那么您能谈谈对于现行的学术规范体系的看法么？
喻：在这个技术宰制、数字化管理的时代，学术规范有它的必要性、必然性，也不乏积极意义。但不宜过多地强调一些外在的、形式上的东西。譬如，为了让一篇论文看起来“像篇论文”，一般要有十多个注释，要有二十多个“参考文献”，甚至“参考文献”越多越好。事实上，有些引用是“装饰性引用”。还有，引用一句《老子》或《论语》，非得注明出自哪本书，编者是谁，哪个版本，哪个出版社，出版社在哪座城市，哪年出版的，在第几页等，这就没有必要了。
学术规范的核心应当体现为一种学术精神。譬如，必须恪守起码的学术道德，要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一篇学术论文、一本学术著作，关键在于是否提出了有冲击力的思想，形式当然也要讲究，否则会影响传播与交流。但不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过度纠缠。
记：阅读您的文章尽管是在法学期刊上，但是明显能感受到您文风与分析角度的新颖性，您能谈谈在您的研究思路上，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机遇，打开了这种多学科、多层面的分析路径呢？
喻：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由于机缘的关系，我在检察机关“两进两出”：早年在基层检察院当书记员、助理检察员，近年又在一家地市级检察院挂职做副检察长，直接分管民行、监所、研究室等部门。这样的阅历，让我有机会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反复跳跃。第二，我读过中医学专业，又读过法学专业，使我对医学与法学都有基本的理解。在西方的大学传统中，除了神学，医学与法学堪称最古老的两个学科。我很幸运，在这两个学科中都浸染过。第三，我在重庆行政学院工作了十多年，日常工作就是给区县长班、厅局长班、处长班、人大常委会主任班、政协主席班、军队转业干部班授课，现在又任教于四川大学，这让我对官方思维与学者思维都比较熟悉，对官场的逻辑与学界的逻辑都比较了解。第四，置身于法学研究的行业，但始终留意于文史哲方面的基本走向，我参加哲学沙龙远远多于法学方面的会议——在重庆的哲学沙龙里，灵魂人物是我的朋友王贵明教授。每隔一两个月，他就张罗一次哲学聚会。每次聚会一般有十多人，半天时间。其中一人主讲，其他人批判，最后主讲人再回应。主讲人的讲稿事先已发到每个人的电子邮箱里，后来，这些讲稿都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刊物上。那些沙龙，那些不带功利色彩的“天问”，那些没有结论的空谈与诘难，已经构成了我学术生涯中最美好的记忆……
也许是以上诸方面的原因，让我有可能多学科、多层面、多维度地理解法律与法学。譬如，从“人”的角度看法律，就不同于从“国”或“家”的角度看法律；从社会底层的角度看法律，就不同于从政治高层的角度看法律。我的“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司法过程的幕后参与者”一文，就体现了社会底层的视角。
记：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谈谈您在培养自己学生的过程中，在培养方法和指导阅读路径上的思路与方法吗？我们作为访谈者，同时也是法科学生，也希望能够从您的思路中汲取经验与智慧。
喻：很惭愧，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我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所谓法律，绝不仅限于国家主席以“主席令”的形式颁布的那些文件。法律的形态是多样的，因而，阅读与思考应当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不宜孤立地看待法律，要把法律放到历史传统、社会生活的整体背景中来理解。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养成圆融而成熟的法学心智。
喻中：四川大学教授。2008年，出任四川省资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挂职），2009年，被聘为四川大学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著作及论文：
《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2004）、《为市场立法》（2004）、《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2007）、《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2007）、《论授权规则》（2008）、《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2009）、《中国法治观念》（2011）、《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即将出版）等。在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理论方面的论文、评论、随笔若干。日前正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主编开放式的系列出版物《法律思想丛书》，今年将推出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