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并不奢望成为诠释中国的百科全书。
中国幅员辽阔，犹如一个大洲。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俗、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以及各自不同的宗教。宛如一道绚丽的民族彩虹！
这还不是全部。
从北到南穿越中国，或者沿大江小河顺流而下，这些河流由西向东流淌着汇入大海，你会发现这块土地上占90%的中国公民是汉族。仅汉族本身就已构成一块巨大的拼图游戏，要拼成一幅中国全景颇为不易。在他们迁移飘泊之中，一个长途跋涉到广州的上海人（桑嘿宁），根本听不懂一句当地人用“冈东”方言对他讲的话。而一个天津人——一座东北部的沿海城市——亦难以向他的中部省份湖北省的同胞指路。同样，湖北人与蒙古族人也难以沟通，因为对方的语言对其而言犹如外语（他们都有各自的语言）。新疆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区，人口2000万，分属13个不同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和汉族等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人民代表大会时有个很有趣的情形，即在每一场辩论的时候必须用五种语言进行同声传译：普通话、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和吉尔吉斯语，这样才能保证代表们能够平等参与讨论。
虽然在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之间时常发生争端，但这些民族组成了今天的中国大家庭，尽管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赢政就已统一中国，并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车同轨、书同文，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但这并没有妨碍今天中国仍然有80多种口头语和30多种书面文字正式保留了下来。
中国的这些基本特性却被大多数欧洲人所忽略。他们难以接受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且给人以多重观感的国家。所以，当有人问我：“中国怎么样了？”我会情不自禁地反问：“您问的是哪个中国？”
是东、西方“民主”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毫不容情描绘的中国？还是那个常被西方人指为“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②、一个共产主义与野蛮资本主义荒诞混合的独裁和极权的中国？或者是成千上万的西方旅游者可以去参观的、那个拥有摩天大楼、宽广而拥堵的大街和豪华大商场的中国？仅在上海，人们就可以罗列出几十家比巴黎春天百货和老佛爷商场还要庞大、奢华和顾客更多的大商场，更别提超过200家的五星级大酒店了。
我们还没提到另一个中国，每天有几百万民工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四处奔波谋生的中国。或者是那个在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时迸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热忱和兴奋的中国。
在如此多种多样的中国之外，这几年又出现了另一个新的中国：博客笔下的中国和生活在中央帝国各地的法国网民眼中的中国！这里举一个在网站上找到的例子：
我在南宁生活和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中国醒了，法国也该醒醒了！当然，为了自我安慰，我们可以继续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关于中国的天方夜谭：虐杀新生儿、强制西藏妇女流产等等，我不多赘言，就此打住。
法国，自由的国家，你用你的自由干了些什么呢？
在中国，要开个餐馆，除了安置工程外，行政费用仅43欧元！税务支出仅5%，还可以分月支付。平均工资为50欧元，不过配家具的单间公寓月租仅10欧元。
在中国，晚上很晚出去散步，哪怕是独自一人也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够同样以此来描述法国的许多城市和小镇吗？
南宁被称为绿色城市，这不是徒有虚名！
这里没有反法偏见。在广西，人们一直认为法国是一个生活美好和充满浪漫主义的国家！这不是一幅虚构的绘画，这是事实！
或许我下面所言将会刺激某些人！在中国，我感到比在法国更自由！当然这要考虑到：我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但是我怀疑一个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能否说出相同的话……
这是在巴黎的沙龙和城里的晚宴里新近出现的中国的另类形象，这一形象或许被理想化了，但并没有失去可信度。
借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其余的国家则是第三世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2000年初提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理论。他认为，根据购买力可以将中国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2%，他们的人均GDP接近发达国家，分别为9996美元和15516美元。第二世界是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等六个省，那里有居民2.74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1.8%，他们拥有中等收入，平均工资高于3960美元。第三世界是3.28亿沿海地区居民，占中国总人口的26%，人均GDP均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四世界是6.3亿贫困地区居民，收入低于1247美元。考虑到中国工资收入变化如此之快，这些数字显然需要不断地进行重新评估。
在反映中国特征的两个形容词“巨大的”和“多样化的”后面，我们还需要添加另外一个形容词：“运动中的”，即“变化中的中国”的意思。
2007年，为便于了解北京奥运会，一家法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一个正在成为世界第三强国的中国；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它的居民受益于其经济增长，它的发展节奏和持续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一切均预示着这本书将会大获成功！这一建议极有诱惑力，我差点就接受了。根据出版社的日程安排，我应该在2008年3月交稿，以确保书稿能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版。
我们应该很容易猜到这本书的命运：2008年3月14日 ，拉萨发生的骚乱完全改变了它的前景。全世界突然忘记了奥运会，将目光都聚集到了西藏。我的手稿在出版之前甚至会被扔到纸篓里。而且，两个月以后，手持奥运火炬的年轻中国姑娘在巴黎受到拦截和侮辱，这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中法关系。中法网民就西藏问题发起了网络战。一部分人威胁抵制法国的家乐福和路易威登，而另一部分人则叫嚷抵制北京奥运会。
这充分证明，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总是有风险的。
我曾参与了另外一本书——《外国人眼中的萨科奇》的撰写，此书在2008年由米凯龙出版社出版。就在书出版后几天，有个在巴黎的中国学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这样批评我：
您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句子：“当民调显示萨科齐的民望在法国直线下降时，但尼古拉在中国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形象。而且，他在中国大大超过了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成为在戴高乐之后右派中在中国最知名的法国元首……”？
这根本不是事实！这里的中国学生没有人喜欢尼古拉·萨科奇。然而，您却敢在文章最后断言：
“但是，应该承认中国人很欣赏‘新小拿破仑’，不是盲目崇拜，也没有忽略其弱点。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喜欢那些也喜欢我们的人，不是吗？”
“法国总统根本不是如您在文章中所说的亲华派西方政界人物，而且中国人也不喜欢‘新小拿破仑’”。
郑先生，我们这些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本来很欣赏您写的文章。但是，这次，您让我们非常失望……
我不得不写信向他说明，我的文章是在3月初就交给出版社了，即在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受到阻扰之前；也是在萨科齐对其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提出条件之前。他声称将来视北京和达赖对话的结果而决定是否前来北京。在此之前我怎么能够想象到我的同胞对法国总统的态度转变得如此迅猛？
而且，5月12日 ，这个永远的悲剧性日子，一场灾难的来临使我更加坚信：无论如何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再也不能出版了。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四川发生了毁灭性的里氏8级特大地震。地震的规模足以在某种程度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是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如同2001年9月11日之前和之后的美国发生了彻底变化一样，地震之前有一个中国，而地震之后则出现了另一个不再完全一样的中国。
简单来说，中国已不再是那个停滞的“中央帝国”了。相反，当其他国家，因其国家性质，自身的错误或过失、天真，乃至其因成功固步自封之际，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变化，在进行着深刻而彻底的变革，……我们中国人在政治、社会和风俗习惯上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它们来得如此剧烈，以至于地球不时在我们脚下颤抖。我们也在自问：我们自身也在改变吗？我们的变化也像我们国家发生的变化一样深刻吗？我们还是同样的我们吗？或者，数以千年计的历史模具早已将我们浇筑成永恒不变、与数千年前完全一样的中国人？这是个大问题。
辜鸿铭是中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他熟谙9种古代和现代西方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人和领会中国文化，必须同时具有深刻、宽容和纯洁的思想。他还增加了第四个必不可少的品质：敏感。他觉得这正是他的同胞们的基本特征。
问题是，他认为西方人几乎很少有机会真正地了解中国人。辜鸿铭并非戏言：因为“美国人足够宽容和纯洁，但不够深刻；英国人深刻和纯洁，但不够宽容；德国人宽容和深刻，但不纯洁……”至于法国人，“他们不及德国人的深刻，不及美国人的思想宽容，也不及英国人纯洁，但是法国人比其他人更加敏感。”因此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人。
关键恰恰在于此。当今中国处在深刻而快速变化的时代。要理解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之深刻意义，敏感性难道不是极其重要的品质吗？这里我要讲述一个我经常向外国朋友讲过的故事。这是一个愚者郊游的故事。傍晚时分，他正饥饿难忍。突然发现有个卖烧饼的，他急急忙忙地走过去买了一个烧饼。尽管价格较高，但他吞下烧饼后仍然觉得很饿。于是，他又买了一个，接着买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可他还觉得没有吃饱。直到吃了第七个，此时他口袋里已经分文不剩，他终于觉得吃饱了。于是，他怒气冲天，指着卖烧饼的吼道：“干吗让我白花钱，吃了6个烧饼都不顶事，吃第7个才让我吃饱？”
美国人礼貌地听完了我的故事，评论道：“这是个愚蠢的故事。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已经不饿了。其他就不重要了”。英国人务实地注意到：“故事主人公应该知道下次能讨价还价，争取到一揽子价格，现在他已经知道需要7个烧饼才能吃饱了。”而德国人听后感到气愤：“应该报警，既然前面6个烧饼没让他填饱肚子，那肯定说明烧饼缺斤短两或有质量问题。”而法国人还没有等我讲完故事就得出结论：“这个白痴，不管怎样，只会说蠢话……重要的关键，在于……”他急忙向我作没完没了且非常复杂的解释，然后问我：“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敏感性往往演变成一种心理优越感，导致他们主观地形成了针对中国的看法，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看法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法国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这全世界都知道。辜鸿铭认为，中国人与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认为中国人其实是“幼稚型的”，但天生是务实型的。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可以让中国人，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掌握着两种语言，甚至讲法语和对法友好，去冒险回答法国朋友提出的有关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所有问题呢？
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或是几乎不可能。
「注释」
①该章原文为comprendre la Chine ： Mission impossible？，作者在此借用了美国影片《谍中谍》的原文片名，使法国和西方读者一下子就能领会到，理解中国在作者看来确实是一件难乎其难之事。这类写法在本书法语版中比比皆是，这也正是本书在法国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尽可能保持并忠实地传达这种风格，但难免挂一漏万，故在翻译完成后又特邀作者本人对译文进行了校阅、增删，在此向作者表示感谢。——译者注
②一位法国电视评论作者曾多次引用此言论。难道只是一个比喻？总而言之，与事实完全不符。2008年7月31日 法国《观点》 周刊在第1872号刊物上刊登了历史学家雅克·马赛的研究数据：截至2008年7月1日 ，法国监狱共有64250名囚犯，即每10万居民中约有103名囚犯。这个比例远低于美国（737人）、俄罗斯（606人）、古巴（487人）、乌克兰（360人），也略低于新西兰（186人）、西班牙（145人）和英国（144人），同样也低于中国（118人）。但显然，中国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囚犯成灾。法国“89街”网站在2008年发布了一篇名为《全球四分之一的囚犯在美国》的文章写道：“美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5%，但美国的囚犯却占全球囚犯总人数的25%。” 即美国3亿人中有300万名囚犯，而中国13亿人口却只有150万名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