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江战役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其统战政策的目的、对象、策略等进行了反思和调整，逐步实现从阶级斗争的思路向民族战争视角转变来审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从“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增强“上层统战”，夯实“下层统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湘江战役；长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长征是中国红军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的一部伟大史诗。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经历了湘江战役、遵义会议等重大战役、重要会议，对中国特色革命的探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指出：“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程’，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也不是简单的胜利。……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1934年10月16日红军渡过中国南部的浅河于都，跨出了长征第一步，之后便一路径直走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共产主义在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所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湘江战役是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关键一战，对其反思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统战工作调整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提供一个重要的支点。
一、湘江战役与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反思、纠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由城市到农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湘江战役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大硬战，损失巨大、人员伤亡多、影响深远，从而“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对湘江战役进行反思和总结，不但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等战略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宣传、文化等政策产生了影响。
从毛泽东在1925年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到后来提出“上山”“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理论，其核心是在回答革命对象、道路和目标等系列问题。从湘江战役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红军完成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上的转变，让人们对城市中心论与农村包围城市有了更深的认识。
湘江战役的惨烈损失，特别是随着日本的侵略日益加剧的情况，使红军既要考虑如何重新确立军事路线，又要考虑如何调整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这为打破长征前和长征初期的关门主义统战策略，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从1931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已经萌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但“左”倾关门主义未得到根本克服。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民党的右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到1927年春，蒋介石从以“左”面目出现的中派逐渐演变为联共又限共、对“新三大政策”（联俄、联英、扶助农工）既利用又反对的新右派。随着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统治的确立，国民党进入所谓民国史的“黄金十年”。1931年，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镇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探索实践出现曲折。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遭受了严重挫折，经过“八七会议”，逐渐确立起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开始了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建立起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军队，国共两党进入最激烈对抗的时期。1933年9月，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经历广昌之战后，使红军元气大伤，根据地越来越小，迫于形势，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一、二、三道防线后，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错误，没有采用毛泽东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避实就虚，同时，“大搬家式”和“甬道式”部署西进，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湘江战役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防线，达到了战略目的，但如何从惨重的损失中重新崛起，开拓一条革命发展的新路，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是必须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即如何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通过吸取湘江战役“大搬家式”行军的惨重教训，组织结构精简化、缩编编制和提高军队的机动性成为红军发展的新思路。实力是最大的真理。红军从翻过老山界到黎平会议、遵义会议，通过“沿途的争论”，要求毛泽东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是必须解决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壮大问题。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过夹金山等，到懋功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再到在两河口会议上批判了张国焘分裂行为，基本解决了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伟大长征结束。其中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行程25000里，横跨当时11个省，经历大大小小的无数战斗，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锻炼了队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育了长征精神，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政治、思想和军事基础。
三是需要调整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从湘江战役到长征的胜利，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国家视野，如把国内斗争的经验运用到民族斗争中，提出了“抗日反蒋”“逼蒋抗日”等系列政策，最终完成了革命道路在实践上的彻底转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核心就是要在抗日的大义问题上达成一致。蒋介石虽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但毕竟有“攘外”“御侮”的思想。1931年9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袭击沈阳，开始了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但当时中共“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形势判断、革命任务的确定、敌我的划分、采取的策略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如“站在‘世界革命’高度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与社会主义苏联连在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以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为落脚点，与反对国民党、各军阀相联系，以‘武装保卫苏联’为最高目的的。‘关门办统一战线’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策略。”随着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1933年1月，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发表“一·一七”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开始从阶级视角转向民族战争的视角，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提出的标志。在湘江战役和遵义会议之前，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组织系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样就造成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是“投降國民党”，“为国民党效力”，这种指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导。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为深刻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和重新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提供了契机。实践证明，在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的形势下，与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唯一正确的路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内容，标志着在共产国际发生转变地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后，生存问题和实力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从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