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先生》，我感受到教育里的一些悲伤和阴暗，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和乐观。教育有一些解不开的结，但同时片子里也呈现出非常认真的努力，学者、孩子们、家庭……纪录片大家能在网上搜到，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幕后的故事吧。
奇妙之旅
1991年我在西安，住的地方隔壁就是省电视台。有一次我在西部海拔最高的太白山和王渭林导演聊天，在太白山顶六月积雪的客栈通铺上，我们提到不少选题，越聊越兴奋，比如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命运。
2005年，我开始拍《寻找少校》，拍的是不为人知的中国远征军。他们的故事就像一股暗流，沉入了时间的荒野里。有一些远征军战死他乡，埋在了诸如缅甸的荒山，墓碑也被人扒掉了；一些留在国内的被当做反革命余孽判刑20年。跟领导报备后，我获得了半年假期。我有一种紧迫感，感觉再不赶紧拍的话，老人们就全去世了。我去找寻沉浸在时间和意识形态的尘土里的那些东西，拍了三年。拍的时候我担心不能播，拍完后，国家领导人发言说要肯定国民党的正面抗战价值。拍完《寻找少校》后我又拍了《发现少校》，追踪了一个93岁远征军老兵历经九死一生的最后时刻。
我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时多次去云南。有一次在腾冲的古玉市场，我想找些民国杂志，因为我一直收集类似《小说月报》之类的民国报刊。一个杜姓老板跟我说他那儿收着一箱子书，让我全拿去，看着给钱。我很高兴，用几百块换了一大箱子书，首先就翻到了几册民国小学的国文课本。我过去在北京的潘家园看过，一直没留意，这次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我正聚精会神地看呢，一个老大哥也凑过来看，结果我们两个老男人就在那儿朗诵了起来，感觉那时候的教科书好棒。我翻到最后一看，蔡元培校订，顿时我就懂了。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先生，也想起了20年前在太白山顶许下的愿望。我觉得该启动这个项目了。当时云南的斜阳照着我手中的课本，我感觉这个黄昏决定了一些什么。两年后，深圳的报社约我写专栏，我答应了，想写一个《老课本新阅读》的专栏。我以课本照片、插图为由头，整体作为内容，再加上一些解读，开写。两个月后，有两家杂志的主编来找我，《读者》的彭长城，《读库》的老六，后来老彭就把专栏出了书。
2010年初，我在美国国家图书馆查《寻找少校》的资料。春节过后，老六给我发短信，说我的专栏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我正照着美国的斜阳，感觉得到了一点回应。受到欢迎不是因为我写得好，是过去的馈赠。台湾的张晓风也给我电话，说她很喜欢我的书，一口气买了十几本给周围的朋友。她还很热心给我弄海外的出版。2013年海峡两岸有个交流会，介绍我后，旁边有个大姐问我是不是写了老课本系列，还给我列了书里的好几篇。我很感动，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席慕蓉。她给我的书写了书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一本奇书，作者是邓康延。”
这些都是很奇妙的经历。原来民国的东西能让两岸三地的人一起共鸣。我深深地感恩，因为我的前一部纪录片有关惨烈的战争，却从中生发出这么阳光灿烂的课本内容。
先生之风
小学课本的审校需要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说究竟是使用“来上学”还是“去上学”作为固定搭配，就要斟酌很久。“来”字发音亮堂舒畅，但笔画数比“去”多。就这么一个问题，当年是胡适这样的大家在做。分析得这么细，真的是大学者编小课。我每次写专栏，就感觉化身成一个民国的孩子，和大家一起上课，只不过我不能回答问题，也没法和身边的人一起交头接耳。当操场的下课钟一响，大家蜂拥而出、四下奔散，我还继续站在教室里，仰望着大师给我的气场。
纪录片《先生》在首播的那一天，我就跟团队说，希望在首播的时候做几件事情，要办一场展览、出光碟和书、让微博现场转播、让媒体当天报道。团队的人就笑了，说我就喜欢做梦，难不成电视台、报纸都是我的，说上就上？过程很艰辛，比如弄个展览时间就很难。一开始只有露天展馆，但我想着不能让先生们日晒雨淋，还是要一个室内展馆比较好。但一直排不开，直到最后突然有了档期。就是这样的多方协调，8月16日凌晨《先生》第一集播放了，当天下午快递过来200本书，展览也同时在做……我承诺的事情做到了。8月16日成了深圳文化人的一个大party，我给这聚会起了一个标题：他们的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甚至说到“先生”这两个字就让我激动不已，这两个字就是成功的一半。目前出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这十位民国先生。筹备两年多，拍摄一年，召集几十人，采访上百人……我还想拍第二辑，可以拍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但是，我发现自己能轻松列出四五十个民国先生，却列不出一个当下的先生。民国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标准，折射出现有的问题。
我的选人准则是，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所以，不管是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还是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都昭示着人类的教育精神。十位先生里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政见不一，但彼此间以君子之风互重，和而不同。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的故事也牵动着一代人。如果我们有他们的学识，又遭受他们的命运，我们会往何处？比如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想把中国历史梳理一遍的纯粹学者，与世无争，觉得做好学问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最大贡献。陈先生说，自然科学我们希望能精确到秒，人文科学我们就希望能精确到天。就是这样一个先生，“文革”的时候被批斗，家属很怕已骨折卧床的他抬出去就难活着回来。事后才知道，他的早年清华弟子、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刘节代先生代他挨打，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远方——这是我脑海中先生的形象。我还请了台湾的张大春先生题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我们在找他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也在找我们。
先生的气场仍在
刚才提到，我们还同时有展览。这些先生，大家都听过大名，但没看过他们的故事、照片，没感受到他们的气场。曾有南大的朋友来看展览，看完之后就说要努力让南大办一场。两个月后，就以南京大学为名义，在当年的民国首府办了一场。2013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展览，“先生归来”这四个字每个字都一个卡车那么大，有朋友开玩笑跟我说，邓康延你这哪里是办展，简直就是给先生招魂嘛！台北红馆的馆长之前跟我通过几次电话，听说有这么个巡回展览。我跟他解释，这不是巡回展，完全是被大家的热情推着走。随后他就飞来深圳看我的材料。展览中，还有热心读者奉献出不少自己珍藏的、和十位先生有关的东西。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先生们的手笔、物品都还在民间珍藏着。
我能感觉到这种对话的气氛，大家都沉浸在了先生的气场里，这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的先驱，超越了台海、时间、阴谋、阳谋，这是或者在天空看着我们的、或者在大地深埋着的精神。所以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邀请我讲座，我都愿意，因为我想要分享这种巨大的气场，就是传统文化带给我的感动。
我很感谢我的团队，虽然大家风格各异。有人说我是外行，没有章法，动用五六个编导，拍出来风格不统一。但是，拍出来都说好看。我对于每一个先生，首先大事年表都要细细自己审，然后是著述、故事细节、论调，这些东西我必须突出，其他的我就全部放手。文化就是这样，越放开越自然，越能打动人。
无论拍哪位先生，我们走他走过的路，采访他的后代、学生、学者、传记作家，用老镜头、原场景、人物访谈、情景回放、动画穿插等各种方式表现。比如拍晏阳初，我们不想变成絮絮叨叨讲日常，就拍“安徽碧山共同体”的乡村实验艺术家欧宁重走晏阳初之路，追随先生做乡村教育的故事，这就像一个先生领着他的学生在走，好看多了。我们还安排深圳大学表演系学生朗读竺可桢日记，组织深圳外国语学校分校的学生探讨教育理想国，请南山育才学校的学生讨论国家国民及爱国……
比如高小龙导演请缨来帮我拍胡适，最后严重超支，拍了100多小时的素材。让我感慨的是，高小龙请来了胡适的侄孙胡从到台北祭祀。胡从踏入台北胡适纪念馆时，突然跪地俯首，肩膀抖动泣不成声。可惜最后剪辑的30分钟版本里没留下这段。我太喜欢胡适了，他的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就是他温润人格的写照。竺可桢也是，看竺可桢的日记，他能够预测几千年后气候的变化，但是没法把握自己眼皮底下亲人的命运。这就是先生们的悲凉。
我坚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们的故事包括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包括了民族非常深沉的无奈和悲凉，包括了一切痼疾，也包括了一切希望。
（根据邓康延的讲座整理，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