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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高发期之一，历来是自然灾害史研究的热点。目前学界关于东汉自然灾害史的研究集中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灾次及时空特征、灾害成因、灾害思想、灾害影响、荒政措施等方面。区域灾害史和单一灾种的研究是东汉自然灾害史研究的特点，今后应结合研究动态，逐步弥补已有研究的空白与不足。
关键词 东汉;自然灾害史;区域灾害史;单一灾种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05（2019）02-053-04
DOI： 10.19383/j.cnki.nyzhyj.2019.02.022
Abstract Eastern Han Dynasty is one of the high incid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has always been valued by academic communit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focuses on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haracteristics， time and space， causes， thoughts， influences and relief policy of disasters.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regional disasters and single disaster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make up for the existing gaps and deficiencie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trends.
Key words Eastern Han Dynasty;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history of regional disasters; single disaster
有學者认为，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饥荒史，而自然灾害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动因之一，因此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有助于对古代饥荒史的总体把握。东汉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高发期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目前学界关于东汉自然灾害史的研究集中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灾次及时空特征、灾害成因、灾害思想、灾害影响、荒政措施等方面。该文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总结其特点和不足，以期推动东汉自然灾害史研究的深入和完善。
1 灾害史料整理
自然灾害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发现其发生规律，因此搜集整理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成为灾害史研究的首要工作。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高佣等人编撰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中就对东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灾情、发生时间、发生区域进行了一定的收集整理。同时代对东汉自然灾害进行研究的重要著作还有邓拓的《中国救荒史》[2]和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3]。
除了著书之外，一些通史性的资料汇编中也涉及到东汉自然灾害史料的整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4]，该书以大事记的形式收集了自汉代至清代自然灾害方面的有关资料，并将灾害进行了分类，分列于各年表之下，是一部较为详实的灾害资料的汇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有傅筑夫与王毓瑚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5]、宋正海主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6]、马宗晋主编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7]、张波主编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8]等，也对史书中关于东汉自然灾害的史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和搜集。
此外，还有一些就某种灾害进行专门辑录之后汇编而成的史料，如谢毓寿与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9]、骆承政与乐嘉祥主编的《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10]，其中对东汉自然灾害的记述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灾次及时空特征研究
广大灾害史研究者通过对浩繁史籍的搜集整理，对东汉自然灾害的次数进行了统计（表1）。从中可以看出：①不同学者统计的灾害次数差异较大。以洪涝为例，刘太祥统计的发生次数为49次，袁祖亮统计为75次，两者相差26次;有关干旱的次数统计更是如此，温乐平统计的发生次数为27次，袁祖亮为77次，两者相差50次，差异过大;发生次数较少的霜冻，杨振红统计的发生次数为3次，袁祖亮统计为18次，看似差异不大，但是因为基数较少，这种差异也是非常惊人的。②表1中学者姓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从大趋势来看，同一类灾害，年代越靠后的学者统计的次数比之前的学者多，笔者推测是随着史料的发掘，原先存在疑问的灾害被陆续证实，因此被计入正式的灾害。
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关于东汉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卜风贤指出东汉各种自然灾害在空间分布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山东黄淮海地区、山西秦岭以北、太行山以西、长城以南、贺兰山—龙门山以东的地区是重灾区[18]，这一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刘春雨着重探讨了东汉时期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指出各种自然灾害基本都是发生在今河南、山东、河北、安徽、陕西、山西、江苏北部以及湖北北部[19]。此外，王铮等人的《中国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20]、王晟哲的《中国自然灾害的空间特征研究》[21]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探讨东汉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蝗灾的研究。如施和金根据史料记录，对历史上各阶段的蝗灾发生地区进行了统计，发现东汉蝗灾主要发生在今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和山东境内[22]。陆人骥认为夏秋季节是蝗灾的高发期，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是蝗灾的高发地区[23]。官德祥对两汉时期煌灾的时间、空间分布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讨论了蝗灾的发生规律[24]。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灾害史研究者编制了《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集》[25]、《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26]、《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27]等多种灾害地图，在某种程度上为东汉自然灾害地域分布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3 灾害成因研究
关于东汉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迁、天象变化、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等几个方面。
（1）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的关系
一般认为气候寒冷期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高发期，而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东汉正处于气候寒冷期。如竺可祯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4个冷期和4个暖期的交替变化，东汉正处于第2个寒期的前期，中国气候正变得日趋寒冷[28]。王子今从节气、竹豆、小麦种植、民族迁徙等方面论证了东汉处于气候转寒期，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至极冷[29]。卜风贤认为周秦两汉时期中国气候经历了一次由暖而寒的大转变，特别是公元前50年代至公元70年代变化明显[30]。陈业新的研究更加深入，在认同卜风贤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西汉略冷，东汉稍暖，但期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31]。另外，陈玉琼的《气候对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32]、王铮等人的《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33]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自然灾害与天文运动的关系
高建国认为两汉时期太阳活动极度衰弱，各种灾害相继发生，其中东汉属于太阳黑子出现极小期，气候状况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34-35]。栾巨庆对行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36]。胡火金探讨了岁星运行对灾害的影响[37]。
（3）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环境方面。王子今对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从水资源、动植物分布等多个方面探讨了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对灾害的影响[38]。谭其骧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地区退耕还牧[39]。储茂东的研究进一步确证了谭其骧的观点[40]。陈业新认为人类对森林资源无节制的破坏是诱发洪涝、干旱等灾害的主要原因[41]。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腐败、战争等虽然不是自然灾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但也会加剧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甚至诱发自然灾害。
4 灾害思想研究
关于东汉自然灾害思想方面的研究，学界多将其与灾异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多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在著作中都有提及，如刘厚琴在《儒学与汉代的自然保护及抗灾救荒》一书中专门开辟一章对此进行了探讨[42]。孙筱在《两汉经学与社会》中认为祥瑞与灾异是经学限制君权的重要方法[43]。
杨世文认为灾异思想在汉代与儒学相结合，使得“灾异天谴说”成为汉代的政治语言，制约着统治者的灾害救济行为[44]。谢仲礼认为东汉是灾害多发时期，朝廷在面对灾害时采取了务实和务虚2种措施，同时灾害发生及赈灾成为朝臣与外戚、宦官斗争的重要武器[45]。黄朴民考察了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灾异思想，作出了详细而深入的解读[46]。王保顶指出，灾异观是汉代政治的重要内容，在政治实践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47]。
此外，《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灾异政策》[48]、《试论西汉灾异谴告理论的积极意义》[49]、《灾异谴告与汉儒说诗》[50]、《论汉墓画像中的灾异现象》[51]等文献，也对两汉的灾异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5 灾害影响研究
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自然灾害对小农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流民问题。孙如琦将东汉时期的流民分为5类，分别是因自然灾害流动、由苛政处向宽政处流动、由统治严密处向统治薄弱处流动、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流动、由边境向内地流动[52]。李伟、雍际春从流民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流民的安置政策、流民问题的社会影响3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两汉时期的流民问题[53]。王子今论述了自然灾害对东汉流民政策的深刻影响[54]。
自然灾害对东汉经济也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陈业新将其归纳为3个方面：①对小农经济的打击;②对国家财政经济的制约，以致东汉经济发展出现反复波动;③对东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平衡作用[55]。
自然灾害对东汉政治、文化及社会思潮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杨振红分析了灾害对两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12]。于振波主要分析了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意识下，灾异思想对汉代宰相的影响[56]。丁光勋探讨了两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与自然灾害发生的关系[57]。吴青和赵夏竹都认为自然灾害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灾害的爆发不仅造成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还对人们的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汉中后期，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社会风气也逐渐由积极进取转向迷惘颓废[58-59]。
6 荒政研究
东汉政府积极实施荒政来补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学界主要从荒政措施、荒政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
（1）荒政措施
王文涛重点从社会保障角度对秦汉自然灾害与应对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考察[15]。刘太祥总结了东汉的防灾赈灾措施，包括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轻农民负担、改革政事等[11]。赵沛着重论述了东汉时期政府救灾备荒的政策与具体措施[60]。温乐平分析了两汉自然灾害的特点及影响，并对救灾措施进行了总结和评价[13]。张文华、胡谦概述了汉代的救荒对策，主要包括灾前预防、灾时抗御、灾时赈济和灾后补救恢复4个环节[61]。此外，《两汉荒政初探》[62]、《略论两汉时期的社会救济措施》[63]、《两汉时期抗御自然灾害措施初探》[64]等著作对此也有论述。
部分学者别出心裁，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荒政措施，富有新意。如林兴龙将视角集中于抗灾救灾的官员群体[65]。王子今考察了两汉时期的救荒运输[66]。段伟对前人较为忽视而在汉代甚为流行的禳灾制度给予了重点关注，将禳灾制度分为文化禳灾和政治禳灾，并对这2种禳灾制度的渊源、意义、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6]。
（2）荒政影响
王文素主要考察了荒政对东汉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67]。王刚从西汉荒政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抑商问题，认为西汉荒政与抑商政策在时间与力度上有相当的对应关系[68]。刘少虎认为两汉荒政对整个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69]。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对荒政的特点、弊端、建设原因等进行了探讨。陈业新认为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实施的程序化、经学印迹突出、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效果受吏治状况制约等特点，汉代政府救灾举措值得肯定，但存在赈济标准较低、救灾措施施行受政府财政状况制约、偏重统治阶级利益、救荒多为被动之举等弊端[70-71]。刘少虎认為以经治国的统治思想、以孝治天下的伦理原则以及环保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崛起，是汉代统治者重视荒政建设的主要原因[72]。
7 研究特点和不足
目前东汉自然灾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2个方面：①对区域灾害史的研究。袁林的《西北灾荒史》是一部区域性质的灾害通史，按灾害类别对各个时期西北地区灾害的史料进行了统计汇编，论述了西北地区各类灾害发生的特征、历史灾况和应对策略[73]。王文涛对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灾害发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洛阳地区灾害文献记载较多主要是由于其都城的政治地位[74]。尹均科等人对各个历史时期北京的救灾措施进行了总结[75]。②对单一灾害的研究。部分学者专门就某一灾害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子今认为汉代的“海溢”历史纪录大约有7次，明确由海底地震引发的有4次，其中东汉发生了2次[76]。王子今还考察了汉晋时期的瘴气对社会的影响[77]。张剑光根据文献记载统计了汉代疫灾次数，概括了其发生特点、发生原因和政府抗疫救灾的措施[78]。王文涛认为两汉时期的疫病往往在自然灾害后流行，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与国家控制疫情的能力有极大的关系[79]。赵夏竹探讨了疫病对汉末三国社会及文学的影响[59]。甄尽忠认为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震多发期，频繁的地震与相伴而来的次生灾害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80]。陈业新对汉代政府对地震所采取的具体救灾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71]。对区域灾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灾害之间的差异性，而对单一灾种的研究能够凸显不同灾种之间的特点，均为后续的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学界对于东汉灾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学者大都将两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缺少分段的具体研究，对东汉时期自然灾害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还未出现。②对救荒活动的成效往往褒扬和肯定过多，对救荒不当的教训关注不够。③一些成果并没有突破邓拓《中国救荒史》中所确立的研究框架。④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灾害史这一学科与社会史及其他自然学科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与社会学、人类学、灾害学、环境科学、气候学等学科结合的角度推进东汉自然灾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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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