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制约机制在哪里?
（《财经》2002年3月5日号《世纪星源症候》）
一家上市公司要想“瞒过”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师乃至中国证监会，在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很难。
董事会成员因为常以公司管理层或当事人为主，所以在许多时候，董事会受到了管理层的影响乃至控制，这一层监管通常是无效的。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难以进行直接监管，一方面由于证监会与上市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部门没有足够多的精力去一一实行事前核查。证监会通常在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被披露后才介入。证监会目前主要实施对违规公司的处罚，发挥监管部门的威慑作用。
证券公司分析员由于受到证券公司雇佣，而证券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承销、推销股票或买卖股票的佣金，因此证券公司分析员通常不会去质疑上市公司以免影响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而且国内基金管理公司都是由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所控制，所以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分析员也一般不会公布出对上市公司“不利”的研究报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证券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还没有“做空”机制，机构投资者无法通过“做空”来获利，因此没有利益去驱动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而一般投资者因为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素质和人力物力也难以发现这些上市公司的严重违规行为。
因此，在现阶段揭露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的重任就落在财经媒体的头上，因为对媒体而言，其独家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将最终影响它的生命力。
广州张海波
步履艰难的民航改革
（《财经》2002年3月5日号《民航改革定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航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由于受到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民航业的发展实际上带有过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
作为我国民航业的直接管理者，民航总局一直是通过对几大直属航空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方式来管理中国的民航市场（民航总局对直属航空公司在产供销、人才物方面进行较严格的控制，通过对油料和航材以及计算机结算系统等的垄断经营，对航空公司实行间接的控制，航空公司尚不能真正地成为自主经营、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况且这种管理体制的作用已经被市场证明是十分低效的，不能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航总局身兼多职，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既是国务院对民用航空业进行管理的机构，又代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这实际上使得民航总局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不分的又一个“典型”。这样双重身份的职能定位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相违背的。民航总局这次提出的颇具革命性的改革措施无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武汉 李军
单个股东对银行参股不能超过10％吗？
（《财经》2002年2月5日号《海尔走入金融》）
在提到海尔对青岛商业银行投资参股时，《海尔走入金融》提到“这个数字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现行《商业银行法》规定单一股东参股银行不能超过10％，而海尔事实上用一种迂回的办法绕过这一规定”。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法》并没有单一股东参股银行不能超过10％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法》涉及对商业银行投资参股的规定主要有：第十五条规定注册资本达到10％以上的股东应当填写正式的申请表，并提交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第二十四条，商业银行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10％以上的股东，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10％以上的，应当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所以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单一股东对商业银行参股是可以超过10％的，只不过对持股10％以上的股东有更严格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律短缺和法律意识还十分淡薄的国家，在引用法律规定时更应注意准确性。
西安 刘天才 郑震龙
GDP统计应该打假
（《财经》2002年3月20日号《GDP高增长的背后》）
看了《GDP高增长的背后》这篇文章，感慨颇多。文章写道：“过去七八年间，在中国经济增长每年7％～8％（很有可能是全球最高），而国内整体宏观经济形式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出现这样大面积的不良贷款实在是匪夷所思，也在另一面验证国内经济整体低回报率的问题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关注。”
我认为GDP高增长和经济回报率低的现象，只是一个表象。GDP每年增长7％～8％的数字应缩水。我所在的企业是一个由国营转为民营的中型企业，处于社会最基层，它的产值的统计与上报是最能反映GDP增长率的真实性的。去年底，与我们有一点牵连的上级部门都要我们向他们上报产值。原管理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所挂靠的高新产业开发区、我们所属的城区，都要我们向他们上报产值。单我们这个企业就重复报了三次。这个市的原市长调到外省任职前，为了要政绩，要求企业按照预算的产值往上报。我们实际并没有那么多的产值，只好把来年的产值往上报。不知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现象发生？从我们这里发生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为什么GDP在高增长，而企业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了。
广西 真直子
更正
《财经》3月20日文章《麦科特噩梦》第32页提及“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的前身是广东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经查实有误，广东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应为广东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前身，与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并无关系。同页还误指当事人高志卿于2001年7月16日因涉嫌参与欺诈上市“被捕”，实际应为“取保候审”。特此更正并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