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础。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紧紧依靠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向纵深发展，依然需要更多专业人才。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人才；队伍；民族古籍；工作任务
【作者】冯秋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图书资料中心馆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114—006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学科基础扎实，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既是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目标，也是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需要。少数民族古籍事业也是如此，它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工作量大、难度较高，不仅广泛涉及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文物学、图书馆与文献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而且还涉及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对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专业水平和技能的要求很高。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培养造就一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热爱民族文化事业，具有各项扎实功底和良好素质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才队伍，是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保证，也是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一项长期和基础性工作任务。
一、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
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保护和研究工作，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创立而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随着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的开展，民族古籍的搜集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面、大规模、有组织的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正式展开。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民族古籍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回顾和总结几十年来民族古籍工作的历史，笔者认为，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取得辉煌业绩的重要经验之一。
（一）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一贯方针
自20世纪80年代民族古籍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工作部门，都十分重视民族古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并将其作为民族古籍事业的大政方针之一加以贯彻执行。早在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中就明确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持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要注意培养后续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1984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国办发[1984]30号），该文件在总结分析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及抢救和整理人才状况后强调：为了全面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抢救民族古籍，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培养民族古籍整理人才；要发挥现有的新老专家的作用，要动员、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的研究人员，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以及社会上的专业人员，积极参加民族古籍整理工作；要立即着手培养新生力量，逐步形成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梯队。2008年1月，国家民委、文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民委发[2008]33号），深刻分析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强调指出：“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培养造就一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热爱民族文化事业，具有各项扎实功底和良好素质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才队伍，是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保证。”尤其是要重点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修复、翻译、整理、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
上述方针政策不仅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而且具有连续性、发展性、前瞻l生，它的确立与贯彻执行，为全国民族古籍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动和保证了各个时期、不同阶段民族古籍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以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为基础，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1984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组织调动专家、学者、老艺人和古籍传承人等社会力量参加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的优势，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工作，积极探索培养少数民族古籍新生力量的有效途径，建立分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少数民族古籍人才梯队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才紧缺的问题，提高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如辽宁省“在组建、巩固队伍的基础上，各级民族古籍工作部门，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了各种工作手段和办法，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培训班、理论研讨班和民族古籍项目论证会，狠抓队伍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形成一支政治、业务、作风都比较过硬的队伍，涌现出一批从事民族古籍工作的优秀人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古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如1985年就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首届察合台语进修班，培养了50名察合台文古籍人才。1986年，选派17名中青年专业人员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两年，专门学习少数民族古籍理论和相关专业知识。如今，他们大都已成为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类似的途径和方式，全国已先后培养了专兼职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人员5000余人，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发展。目前，全国各地已征集了数百万种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了散藏在民问的少数民族古籍约百万种；公开出版5000余种，民族古籍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撰和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而且为今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向纵深发展，需要更多专业人才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工作人员不足，尤其是精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熟悉古籍保护和修复技术的专业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十分突出，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古籍事业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仍然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我国散存的少数民族古籍数量巨大，内容广博，类型纷繁，要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使这项事业能够长期、持续稳步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乐于奉献、勇于开拓的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尤其是要重点加强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修复、翻译、整理、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要从政治上爱护、职称待遇上关心、生活上照顾，为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一）整理人才的培养
少数民族古籍范围广、种类多。其整理工作包括选择底本、影印、标点、校勘、注释、辑佚、索引、序跋、附录、今译或汉译等。整理是古籍保护、研究与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涉及学科广泛而又复杂细致的工作。工作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古汉语、现代汉语和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要具备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相关知识。目前，全国各地、很多民族都尚有大量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待整理，相关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二）翻译、解读与研究人才的培养
翻译、解读与研究，是古籍工作的重要环节。无论汉文还是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只有通过专业人员的翻译与解读，做好基础性工作，才能为后续的利用、为更多读者的学习与研究奠定基础。“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任何古籍文献，如果没人能看懂，就等于废纸一堆，内容无法知晓，价值更无法判断。与汉文古籍的翻译相比，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翻译难度更大。翻译者除了要精通汉语文和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掌握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方法与原则外，还要熟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只懂语言而不懂文化，无法对民族古籍进行翻译、解读，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例如，傣族的贝叶经和纳西族的东巴经中，都包含着大量的宗教内容，如果翻译人员不了解傣族原始宗教和佛教二元信仰的历史与现状，不了解纳西族东巴教和藏传佛教的信仰状况，翻译工作的开展或翻译出来的作品都是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因为门槛高、条件严苛，所以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基本都是专家、学者型人才。要求高，需求量大，二者叠加更加凸显了这方面人才的稀缺。再比如，北京、辽宁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中收藏着数量庞大的满文古籍和档案资料，可如今能够读懂和翻译的人才已经寥寥无几。小少文种的情况更加严峻，“部分小少文种，至今尚未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目前小少文种处于濒危状态。如尔苏沙巴文、羌族释比文、古仡佬文、古苗文等，能识读这些文字的人所剩无几，且年事已高。假若这些老人离我们而去，那么这些文字及其文献无疑将成为名存实亡的‘死文字’。”“这项工作后继乏人的现象极为严重，救人及培养人才已成为民族古籍工作重中之重。”对于此类情况，著名语言文化和古籍专家张公瑾教授曾十分担心地说：“今后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古代文献解读的难度大，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很难达到工作的要求；其次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力还是不足，有的古代语言和文字能释读的人已寥寥无几，我们不少文种正面临严峻的危机。最近学界有人将这些学科称之为‘绝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的15门绝学学科中，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学科就占了6门。其中除了几种古代文字之外，还包括藏文和纳西族东巴文。”因此，重视和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技术保护与修复人才的培养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其中指出：“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如现存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因此，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
古籍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也是有生命并会逐渐衰老的。如果管理不好、保存不当，随时都会面临酸化老化、酥脆、虫蛀鼠咬等危害，损毁会大大加速，寿命也将缩短。少数民族古籍原来大都长期流传于民问，使用随意性大，存放条件也大都比较差，窝折、污染、破损、老化、虫蛀、鼠咬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都急需进行技术处理、修复保养。这是大多数民族古籍收藏单位都难以回避的共同困难和问题。近几年来，笔者参加傣族文身图谱的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调查走访，无论在寺庙、博物馆、研究所还是傣族群众家中，所见古籍很多都残破不堪、伤痕累累。我们征集到的十几部图谱、占卜书、经书中，完好无损的比较少见，或油迹斑斑，或虫眼密布，或缺角少页，令人惋惜。而与此迫切需求相反的是，目前，民族古籍工作队伍中技术保护和修复专业人才奇缺，很多收藏单位破损古籍数量与所需修复人员数量严重失衡。有些单位的修复工作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大量破旧、残损的古籍仍然摆放甚至堆砌在库房之中。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藏量约50万册，需要修复的将近20万册，现有修复人员仅10人左右。按此数量计算，全部修复完成需要180年时间，人才匮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辽宁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除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等单位有专门古籍修复人员外，其他民族古籍收藏单位鲜有专门人员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因此，各级民族古籍领导和工作部门，所有民族古籍收藏单位，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古籍抢救、管理和保护工作既需要领导的支持、经费的投入和参与人员的热情，同时也需要以专业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为指针，积极吸收引进和大力培养技术保护、古籍修复等方面的高精尖专业人才，以确保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健康和深入发展。
（四）数字化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
古籍数字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成电子数据形式，通过电脑硬盘、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有效地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用之问的矛盾，使古籍文献走出公私藏书之家，化身千亿，便于获取，减少了读者的奔波之苦，同时，数字化的古籍便于检索查阅，节省了读者大量时间和精力。”加强少数民族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并通过网络资源互补与共享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信息需要，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图书馆、博物馆等民族古籍收藏单位的重要任务。目前，相关技术与设备已经十分成熟，只要有经费投入和相关人才的配备与培养作保障，很快就可以取得明显成效。在此方面，以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为龙头，民族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和民族地区的大中型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可以发挥自身人才、经费，尤其是网络和服务平台已经基本具备的优势，先行先试，做出表率。
三、多种形式并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古籍人才
2010年12月，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总结近年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经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发展，部署“十二五”时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改进措施。其中，对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继续做好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科学制定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规划，不断完善多渠道分层次的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储备机制，大力培养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继续做好‘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引进机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根据少数民族古籍学科的特点，将培养通用型管理人才和专业型研究人才、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理论学习与调查实践相结合。要按照少数民族古籍人才的特点，在招生规模、招考方式、专家聘请、授课方式等方面，创新思路，积极探索有利于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不断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精通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
根据上述会议精神和以往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实际经验，立足当前并展望未来事业发展要求，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应坚持通用型管理人才和专业型研究人才相结合，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各地区、各单位应该根据自身民族古籍工作的特点、任务和需求，不断整合资源，优化结构，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本部门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途径，通过短期培训培养、学历教育培养和工作与科研实践培养等方式，大力培养爱岗敬业、专业基础扎实、眼界开阔、一专多能的新一代专业技术型优秀人才。
（一）短期培训培养
短期培训是指各种类型和层次的非学历教育。其特点是学习期限短、办学形式多样，培训内容可以根据特定目标和任务而设定，灵活实用。这种人才培养方式，是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的传统和普遍方式之一。30多年来，国家民委或各省区先后举办过古籍普查培训班、古籍整理培训班、古籍编目培训班、古籍修复培训班、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撰工作培训班等众多专题和规模不等的培训班。例如，1987年以后，云南省民委就举办了多期少数民族古籍培训班。青海省曾“采取送出去的方式，加大古籍保护人员的在职培训，特别是少数民族古籍人才的培养。有多人参加了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碑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全国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为缓解专业人才不足、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和今后的民族古籍工作中，这种方式仍然不可或缺、行之有效。
（二）高等学历教育培养
高等学历教育是指受教育者经过国家教育考试，进入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规定的期限内学完相应的课程，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高等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短期培训相比，学历教育可以培养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高等学历教育也是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民族高校就已开始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下设立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方向，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多民族、多语种和多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资源优势，先后开设了中国古典文献学、民族古文献概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民族古籍文献调查研究方法等课程，招收和培养了涉及5大语系80多种语言、30多种文字、50多个民族的文学和文献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为民族古籍文献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部门培养了不少高级专业人才。例如，1986—1990年问，云南省就曾选送24名民族古籍专业人员到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进修学习。1988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古籍整理专业大专培训班”有100名学员毕业，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顺利开展，并从“救书、救人、救学科”的起步阶段步入有系统、成规模的整理研究阶段，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充分发挥委属院校教育资源优势，保障和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科学可持续发展，2008年11月，国家民委还决定在西南民族大学建立“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旨在科学规划、稳步推进短期培训和高等学历教育，全方位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专业在职人员的培训以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除了国家民委的政策支持和民族高校的重视外，各地区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部门应该从本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特点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吸收引进高端人才，或通过委托高校代培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培养自己所需的高级专业人才，为本地区或部门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健康和持久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工作与科研实践培养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得来的。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培养和造就人才，需坚持学以致用、以用为本的理念。有目的地在基层和一线实践中培养、锻炼、成就人才，让各类人才在工作和科研实践中摸爬滚打，增长知识、增长才干，也是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重要和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民族古籍工作范围广、任务重，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从领导到群众，多数人都是门外汉，但依靠“传、帮、带”等方式，大家边学边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验得到不断积累，智慧得到不断升华，工作得到不断深入和发展，成果得到不断丰富。各地区、各民族大量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实践，《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综录》、《湖北回族古籍资料辑要》等众多整理与研究项目的实施，锻炼和培养了大批民族古籍人才。早压担子早成才，不给岗位、不给平台，人的潜能就发挥不了，人才也就无法健康成长。过去是这样，今后的少数民族古籍事业依然应该如此。
总之，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推动者。无论对于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还是对于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民族的兴衰与崛起，人才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只有赢得人才，才能赢得未来。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紧紧依靠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向纵深发展，依然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在新形势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快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少数民族古籍事业才能拥有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