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绵延高耸的雪山，浩瀚的沙海，广袤的草原以及滚滚东流的江河水，不仅哺育了高原儿女，而且也孕育了灿烂夺目，独具异彩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策源地。世代居住在青海的各族人民，在开发青海，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和以黄河流域文化为特征的高原民族地方文化，它既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又包括汉民族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在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有“中国希腊”和“春秋岐山”之称，以历史悠久，风格独异，气势恢宏，光辉灿烂而著称。
一是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长达几千年之久。如前所述，青海人民在华夏文明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如在殷商以前，已把野生动物“盘羊”最早驯化、改良成家饲绵羊，其养羊业居华夏各民族之冠，并以羊毛线绳织成的毛毯输入中原；将藏语称为“雅”的一种野牛驯化为乳、肉、役兼用的家畜——牦牛，并且在汉魏时已输入中原；在商周之际就用牦牛与黄牛杂交，成功地创造了优良畜种“犏牛”。在夏商周时期，就最早培育了耐寒干旱的农作谷物——“来麦”，即青稞，并传入中原人研成“麦子”，“耦耕”，“二牛顶额”，也远在中原其他民族运用牛耕之前。在公元三四世纪就培育出了“青海骢”，号称龙种。“金络青骢白玉鞍，长鞭紫陌野游盘。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公元七世纪初就创造了藏族人沿用至今的文字、历法等，并在天文、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记录资料。青海先民不仅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曾经遥遥领先于中国或世界，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也有许多成就属于世界前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音乐、舞蹈、彩绘；在十三世纪左右，就有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可以与古代印度著名的《摩阿婆罗多》媲美；热贡艺术——五屯壁画，在近代对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就产生过深刻影响；塔尔寺的壁画、雕塑、酥油花堪称艺术三绝。
二是博大精深。青海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史学、教育、哲学、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理论、思想，还包括文物古迹、文艺创作、民间风俗和科技成就等，并在许多领域曾分别达到过当时世界水平的峰颠。国民党元老、著名学者戴传贤认为“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和中国百姓的老家”，“从青海的山脉、水源清楚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如果把中国比欧洲，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时的周代，青海就是岐山”，强调了青海文化地位的重要性。他曾撰文称“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泉源地，是五大民族真正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是中国真正文明的源泉”。夏鼐也指出：“青海是昔日诸种文化的汇合处”。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的青海地区居民点已是星罗棋布。
中国是世界最早出现彩陶的国家之一，地处黄河上游的青海又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地方，被称为“彩陶之都”。仅青海境内东起湟水一带的民和，南至黄河上游的共和就出土了达二三百处上万件精美彩陶。这些陶器造型新颖，花纹优美，是我国彩陶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重点发掘的有大通孙家寨、乐都柳湾等七处，按地域的差异和时间的不同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特别是乐都柳湾出土的彩陶，以其数量之丰富，造型之多变，纹饰之繁缛，构图之精美，艺术风格之独特冠诸远古文化之首，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彩陶艺术鼎盛的风貌。大量人像彩陶壶和人面彩陶壶，反映了古代人体艺术塑画和绘画的艺术成就。更需值得一提的是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盆。在陶盆的内壁上绘有三组舞蹈人花纹，每组五人。这种集体舞蹈是远古文化中独具异彩的艺术形式，以造型生动活泼和内容丰富深刻，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研究中国的科技史、音乐史、舞蹈史、美术史甚至体育史都提供了实物资料，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重要插图载入该书。同时，它又是我国古代狩猎民族的最早舞蹈形式的反映。在马厂类型的陶器中，造型更为新型多样，不乏艺术佳品。其中民和县阳山墓地出土的喇叭型彩陶器别具一格。其外形似喇叭筒，一端呈喇叭口，另一端作盘型口，两端的外沿还附有一小耳，并在口沿上彩绘锯齿状花纹。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远古民族原始政治文化的反映，也是一种长鼓式乐器。
在铜石并用时代，青海境内有上百处齐家文化遗址，其中贵南县尕马台墓地出土的一面青铜镜，是国内最早的一面铜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浓厚的兴趣。
从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陆续发展起来的屈肢、砍头、乱骨等墓葬形式，是羌人所持有的。由此看来，把齐家文化、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类型的文化看作是羌人文化即高原文化的先驱是允许的。
在柳湾20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近700件彩陶上，发现了170多种“符号”，按其结构可分为几何型和动物型，其中几何型符号数量最多，达139种，都由点、横、斜等线组成。而在几何型符号中数量最多的是“十”字型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文字的前身。在一个地区集中发现如此多的符号型彩陶，实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之最。
青铜器时代，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及其湟水流域，东起甘青交界的黄河沿岸，西至海南藏族自治州，北达海北藏族自治州，南抵黄南藏族自治州发现了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和卡约文化。特别是诺木洪文化分布最广、最密，以畜牧业为主，与齐家文化以农业为主相比，对青海高原部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畜牧业经营已比较发达，家畜有牛、羊、马等六七种，可以认为是最早的“牧业文化”。
诺木洪文化、卡约文化，从地域上来看，显然还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文化的遗存。特别是卡约文化的阿哈特类型，其分布地是阿尼玛卿雪山东北的黄河河曲之处。这一带古代称为“赐支”或“析支”，无疑是居住在析支的一个族，《后汉书·西羌传》几乎把它当作羌人的祖先来看待的。由此也可以推定青海地区从马家窑到辛店、诺木洪、卡约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均是“羌人文化”。
这些遗址不仅证明了青海先民在远声时期就创造了古代的灿烂文化，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而且也证明骄傲的黄河流域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交融所形成，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黄河文化。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混合》一文中指出：“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黄河流域的西起青海，东迄河南，中间包括陕甘二省……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
可以说在秦汉之前，河湟两岸，九曲牧场，祁连山下和江河源头等地，是西羌久已游牧的地区，他们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牧业文化，即高原民族文化。与此同时，这块古老神奇的地方，以她的神秘、独特的人文地理，奇山大川，奇风异俗等为国内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文学创作中成了“永恒的题材”。在我国远古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昆仑系统”神话，就产生在青海地区，并哺育着华夏民族的文豪艺萃。著名古籍《禹本》、《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穆天子外传》、《太平广记》等，记载了大量与青海有关的“昆仑神话”传说，往往把青海与美丽的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虎齿豹尾”的西王母，影响久远，脍灸人口。明代诗人蒋石卿形容说：“吾闻青海外，赤水西流沙，神人生鸟翼，蓬首乱如麻；出入乘两龙，左右臂双蛇，中有不死药，奇丽更芬葩。”据说西王母掌握着长生不老之药，使长弓射日的后羿羡慕不已，不辞辛苦地求取此药，结果被妻嫦娥偷吃后飞奔月宫。黄帝以昆仑山为“帝下之都”，听天韵乐于“咸池”；穆天子、尧、舜称王，都总前往昆仑山，拜见过西王母。《神异经》还记载昆仑山还“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屈原《离骚》将昆仑山的神奇色彩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兮同流”，诗人乘玉虬，驾鸾凤，朝发天津，夕至西极……经流沙，渡赤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比寿，日月同光。多少人从中得到灵感，写出了瑰丽奇幻的诗篇，如杜甫“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光”；刘驾“莫但取河湟，河湟非边疆；愿今日入处，亦似天中央”；李峤“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等等。昆仑山成了中国的奥林卑斯山，是“百神之所在”。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保留了华夏远古乐舞的珍贵信息，这些信息为出土文物所证实，而成为中国乐舞之史的最原始资料。犹如昆仑是黄河、长江之源一样，在青海地区产生的华夏远古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艺术源头，且其影响及于世界。河湟文化研室年轻专家牛友菲先生研究认为：殷商之前传说中的夏文化，即是由青藏高原的羌人创造的，这一地区是夏文化的源头，并从乐舞史的角度进一步确立说，在卡约村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琴弦”和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民和出土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喇叭彩陶、诺木洪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四孔骨笛”四大件乐器，便是夏代青海乐舞的全貌，其中石弦琴、舞蹈彩盆和骨笛尤具代表性。这种石弦琴与甘肃陇右出土的相当于汉晋之际的那种卧管筱一脉相承，更具华夏音乐的正统意味。中国文化史上所谓的“西音”，亦即夏音，是从古大夏的地名而来。虽然古代大夏在洮河流域，但它的主人却是羌族，影响及于纵横数千里的青海羌境，应视为同一区域，是华夏文化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传说中的伶伦“奉黄帝之命”，去“大夏之西”，至“阮俞之阴”，从“嶙溪之谷”得“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之乐律。古“大夏”既然在古凉州地带，那么这个“大夏之西”，当然就是昆仑山下青海柴达木盆地及祁连山脉地带，“阮俞”就是昆仑山脉，“嶙溪之谷”为《水经注》浩门河东南迳，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的“解谷”或河水又东迳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允谷”或“榆谷”，皆在青海境内。这与《庄子·天运》中的记载非常吻合：“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自不自得。’帝曰：‘……其卒无涯，其始无首，一始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女故俱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这种调式虽一，而调律常新，并不使人生厌的“无调性音乐”，发源于柴达木盐湖即“咸池”附近，初传到荆襄之地，即“洞庭之野”，使之始为“惧”，继而”怠”，终而为“惑”，“荡荡默默”，而不自得了。今天泰国在—首乐曲中主音常常移动，终了也不回到原来位置上的“无调性音乐”，正是经荆楚乐人改革并超越了夏代昆仑山脉柴达木乐之古韵遗风而创造的。十九世纪德彪西使用全平均律音阶之无调性音乐，正是中国古代《九辩》之乐的重演，而《九辩》、《九歌》正是夏启“梦之帝所”即昆仑山的乐名。这种“九辩”之乐，正是起源于昆仑神话系统的发源地——青海高原。《九辩》、《九歌》、《九韶》以至于《山海经》中提到的《九代》、《九招》，是中国历代相承同一个乐舞的不同名称。青海出土的石弦琴和骨笛就是《韶》乐的伴奏乐器，又是《韶》乐的道具。这种舞蹈“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之类，大通的舞蹈纹盆即有反映，是国内最早的乐舞记载。唐·韦元旦“琼策暂下钧天乐”的诗句，正是用了黄帝在咸池(今柴达木盆地)奏“钧天广乐”的典故。唐岑参“胡琴琵琶与羌笛”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歌唱”中的“胡琴”，就是从这类石器弦乐中发展而来。此乐传入欧洲后，罗马尼亚的《云雀》就是对此乐的继承。牛先生在另一河湟文化研著《古乐发隐》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旁证博引唐诗中的一些论据，进一步发挥其观点。他指出：唐人王之涣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所说羌笛系由今诺木洪出土的“四孔骨笛”发展而来，在乐器史上有特殊地位，是所有管乐的鼻祖，是我国管乐器的一枝奇葩，在先秦时期就纳入“八音”之一。“四孔骨笛”是新石器时代的管乐器，也是中国最早的乐器，以后发展到竹笛、铜笛、铁笛、木笛。竹笛的制造“伏羲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官，或谓舜作韵乐”。“律官”即“笛类、韵乐”即《九韶》之类的乐舞。又“黄帝命伶伦作律，伐昆仑之竹，二生空窍原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官”的记载，和《前汉书·律历》、《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篇》、《玉海》等典籍的类似记载，都与青海羌人有关。羌人制造的“黄钟大律”——羌笛，启发了汉代一管多音之器——长笛的横吹。正如汉代马融《长笛赋》中所说：“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辞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迈便易枝。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龙吟之声”为特色而备加推崇。李白“笛奏龙吟水”和李峤“羌笛泻龙声”生动道出了羌笛的特色。韦庄《湃阳间》云：“牧童何处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声”。刘禹锡《杨柳枝词》云：“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王昌龄《从军行》云：“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高适《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孟浩然《凉州词》：“异身之乐令人愁，羌笛胡篦不用吹”；李白《塞下曲》：“笛中闻析柳，春色未曾看”。《春夜洛洲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中“折柳”即《折杨柳》的省称，是羌笛之名曲，唐代征戍之人素爱吹奏的“异方之乐”之一。《唐书·乐志》记载：“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即《折杨柳枝》。李商隐《嫦娥》对羌笛作了更为细致的描写：“直扑七点是藏指，暗含清风调宫徽。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