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文/周雪光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指，中国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由并税式改革之后，得以整编简化，但是，多并为一，恰好又为后来者新立税目创造条件，巧立名目的新税种很快又出现，以致税赋持续攀登。作者认为，“黄宗羲定律”于史无据，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反复现象，这一现象其实是直接来自中华帝国治理逻辑“放权-收权-放权”的周期性波动。由此，作者以相互关联的三对关系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组织困境中凸显的“委托与代理”疑难，灵活与稳定中交互共生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中央政府的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所反映的“名与实”关系。最后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的延续性和共性，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困难与帝国时期并无实质性改变，历史与当代实有关联。三对关系所衍生的帝国治理逻辑，乃是在历史浪潮中不断试错竞争、择优淘劣而来，历史语境、权力意志、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等诸多因素在塑造、影响这一治理逻辑展开的速度与方向。这些历史遗产，是中国走向未来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治理形态转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文/卢晖临 潘毅
中国已经有了2.6亿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工”。本文以作者在深圳和东莞工业区所做的田野调查为素材，围绕一位名叫阿辛的农民工，细致描述、分析他的打工生活和维权故事：从焦虑转向愤怒、从沉默转向行动、从同意转向反抗。作者认为，这是新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愤怒和集体行动的一次典型展现。第一代农民工的“民工”身份自我认同，已经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无处可寻，他们只期望转变为城市工人，但前无希望、后无退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分裂性无法通过归根农村而缓解。而且，第二代农民工对于苦难的体验更加真切和敏锐，酿就的焦虑化为怨恨的情绪，并由此支配其卷入了各种针对资本的集体行动。本文主动将研究视角接续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主张将多元文化的认同政治与经济属性的阶级分析有机统一起来，认为在第二代农民工的认同政治所催生的集体行动中，尽管隐藏着主体的多元性，但是并不必然掩盖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的事实，反而会因为在农民工那里引发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因此，在这些事件中，认同政治与阶级行动已经巧妙汇合，尽管在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政治组织的身影和意识形态的凸显。
“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 文/杜洪涛
元明鼎革之际，其时学者多有“我太祖再造华夏”的言论。作者认为，元明交替之后，一个大一统的华夏王朝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这时，明廷为了建构其正统性，巩固其统治基础，确保其政权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积极发动了凝合华夏族群的“再造华夏”的社会运动。明朝之前，蒙元尊奉佛教，儒学式微；中国南北之间存在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族群割裂，
“南人”与“汉人”族群裂痕明显，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视的现象；同时，北人胡化现象严重，并且蒙古化现象有从汉军军政人员向下层平民扩散的趋势，这些都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明廷洞悉于此，社稷初定之后，立即通过华夏正统王朝谱系的建构、文化认同的强调、传统礼制的重塑，修复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增强华夏族群的认同意识、凸显华夏族群的身份象征。与此同时，明廷还采取了针对北方华夏族的特殊策略，派遣大量国子生奔赴北方推广王道教化，利用科举大力拔擢北方士子，这些果敢措施逐步抚平了南北隔阂，消除了胡化现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明廷“再造华夏”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将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彻底驱逐于王朝体系之外或尽数将其同化的排外行动，而是一场恢复华夏传统、整合华夏族群、改良社会风俗的社会运动。
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 聂辉华 王梦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忽视的是，反腐败也可能由于其风险性而影响政治稳定。一方面，短期内，反腐败会使得一些与政府相关的经济活动（如公款消费和礼品消费）放缓，对经济有一定负面影响。而且，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需要地方官员的创新与尝试，在规避风险的动机下，反腐败会降低官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反腐败还可能造成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甚至可能诱发反政府运动。因此，反腐败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权衡取舍。本文作者发现，通过对2003～2013年中国352个厅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案例进行计量分析，寻求反腐败与政治周期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联系，结果证明，在全国和地方“两会”或春节等政治敏感时期，反腐败力度会显著小于非政治敏感时期。另外，省级纪委书记从中央直接调任的省份，或媒体曝光度越高的省份，政治周期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越是显著。最后作者提出建议，反腐败与政治稳定之间的权衡是应该的，但是，因此也必须认识到，反腐败应重在长期，重在平时，同时，在某些敏感时期，反腐败放缓，可能成为腐败官员潜逃的契机，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可采用其他相对温和的技术与制度手段，如限制出入境、限制银行转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