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女性作家群体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编纂中曾长期被忽视。《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这两部域外文学史中对女性作者的关注，使女性作者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重新的审视。相较而言，哥大本更注重所选者的女性特质，及其与男性的互动关系，且对女性作者的叙述相对集中；而剑桥本更注重女性作者的文化特质，对女性文化的观察呈现出多维度、跨时空的特点，并对所述的女性文化现象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两部文学史的书写方式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既是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的解构，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完善。
关键词：西方视野 中国古代女性作者书写 对比 剑桥中国文学史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女性是文学史编纂中经常被忽视的部分，女性文学的书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难以得到客观、公平的呈现。在中国，从民国初年黄人的《中国文学史》i，到袁行霈等编写的“面向21世纪新教材”的《中国文学史》ii，览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历程，受到关注的女性作者始终是李清照、朱淑真、薛涛、蔡文姬等为数不多的几人iii，众多有价值的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史事被遮蔽。
近几年，海外汉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iv的主编姚平教授将西方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探索阶段）第二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特定历史与具体女性文学结合阶段）。第三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今（女性文学研究专门化、深入化阶段）。（《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前言）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女性史在西方的研究发展状况。
这些进展作为西方“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代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本）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本）也受到了国内学界较多的关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主编。它以体裁为经，采取了专题式的书写方法分为基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和翻译、流行和边缘七个部分，对经学、民间文学、东亚文化圈文学、女性文学等边缘问题也给予了关注。在哥大本出版后不久，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与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此书采用与众不同的时间线索，贯彻了“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孙康宜语）。
两书出版，在中外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之相关的研究也纷纷展开。学者们先后关注到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书写史观、反传统的女性文学书写、解构主义的文学史书写理论等，但目前学界两部文学史很少，而两书中女性文学书写的少之又少。本文将立足于两书对女性作家书写，探究海外学者如何在文学史书写中还原历史语境下的女性作者及其创作风貌，并着重梳理他们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各自呈现的不同特点。
一.被忽略的女性作者之再现
女性文学从广义上看，指由女性创作并反映女性文化生活与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不同于过去文学史对女性的忽略，这两部域外文学史给予了女性特别的关注。许多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女性作者进入了文学史编写的视野，有助于给读者呈现更客观的文学史面貌。
由附件表格可知，哥大本共提到女性作者28位，涉及10个章节，多集中在“第十一章 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上的女性声音】v”一节中。哥大本在单章梳理女性作家的同时，也注意在时代中观察她们。班婕妤、蔡琰、左棻还出现在“第十三章 公元前200至公元600年的诗歌【太康时期】”；薛涛、鱼玄机、上官婉儿在“第十四章 唐诗【九世纪】”中也有提及；女词人李清照在“第十五章 词”也有出现；柳如是、顾太清、吴藻等则在“二十三章 清词”里再次登场。“四十一章 传统戏剧文学【女剧作家】”主要介绍了叶小鸾、吴藻、王筠等人，“五十章 地区文学【广东的木鱼传统】、【长江三角地区的弹词传统】”则补充了民间文学的若干女性作者。
剑桥本共提到女性作者51位，涉及10个章节。上卷的女性作者均匀分布在一至六章中。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提到了班婕妤，第二章“东汉至西晋”提到了蔡琰、左棻；“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提到了刘令娴；“）第四章文化唐朝”写到了薛涛、鱼玄机、花蕊夫人；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五六两章节中都有提及。劍橋本提到的女作家多集中在下卷，下卷中又是第三章：清初文学（1644-1723）、第四章：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24）、第五章：说唱文学最多，而第一、二章中对女作家仅仅有所涉及。
哥大本单独提到的女性作家有6位，剑桥本单独提到的有28位，两书共同提到的女性作家有23位。两书在李清照、薛涛、蔡琰之外，还对柳如是、刘令娴、苏蕙、黄峨、徐灿等众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价值给予肯定，并不约而同地对明清之际女性创作活跃的现象进行了的评述。
柳如是（一名柳是）是两书都重点关注的女作家之一，西方学者对她的爱情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史影响甚感兴趣，这与过去的文学史叙述截然不同。哥大本在讲述钱谦益的成就时，重点提及了柳如是的作用：“夫妇二人专注于多项文学工程……确定的是，她（柳如是）负责了《列朝诗集》的第四部分女性是人的‘闰集’。”vi剑桥本也谈及了钱柳二人的创作及互动，同样关注到柳如是在编纂《列朝诗集》中的贡献。但两书在叙述女性作家时呈现出不同特点。剑桥本用更大的篇幅讲述了她与明末青楼文化的联系，以及她是如何顺应明清乱世中女性超越性别界限、自我营构的潮流。
这种不同或许与两书选取作家的标准有直接关系。
剑桥本在序言中写到：“中国学术界的文学史写作通常围绕作家个体展开……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vii而哥大本则认为：“文学……是社会政治的力量和文化事实的无尽序列的产物。每一张都尽可能多地揭示这些交织互动关系。虽然我们无法尽数提到中国文学悠久历史中的每一位作者和每一部作品。本书尽量不遗漏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出于某种原因，同时也会介绍一些迄今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作者及作品。”viii而在之后的导论中，则单独提到：“中國文学研究中另一令人激动的实践是对女性文学及其地位的再诠释。”
在这两种不同书写原则的指导下，两书对女性作家的叙述自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二.女性——哥大本对男权话语的解构
相较而言，哥大本更注重所选人物的自身女性特质，特别是那些能够代表某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面貌的女性作，并力图解构传统文学史叙述中的男权话语。编者在“文学女性的必要条件和议题”一节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一共出现了十九位著名女作家，她们是：班昭、蔡文姬、五位吴歌歌伎（桃叶、孟珠、苏小、吴兴、子夜）、鲍令晖、刘令娴、沈满愿、薛涛、鱼玄机、花蕊夫人、李清照、朱淑真、黄峨、汪端、吴藻和顾太清，這就大大多於傳統文學史容納的女性作家數量。因此下文将主要探讨哥大本中所描述的女性作品中的自我呈现，以及她们与男权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女性作品中的自我意识呈现是哥大本书写的重点。
编者对西晋女诗人的侧重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收录这三位女诗人作品的文集是新的文学形式宫体诗的渊薮，而宫体诗又是男性的创造物……问题就产生了，这些文学女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除了她们独特的女性声音，并将她们的女性经验灌注于诗句中？”ix正因如此，哥大本十一章“文学中的女性”，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梳理了中国历代文学与女性碰撞出的火花。
第十一章提出，上古时期的女性是作为社会建构而存在的。《诗经》中由女性创作或以女性口吻呈现的作品，反映了从礼祭仪式到生育繁殖等社会习俗所塑造的“特定的女性概念”x，但这些都指向女性的社会价值而非个体价值。及至汉代，班昭的《女诫》仍然试图将女性培养成家庭、社会的伦常典范——即使它体现了女性一定的美感特质。
蔡文姬是文学史中首位有意识地自我呈現的女性xi，匈奴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文化伦理冲突，以及文化他者的身份与矛盾，激发了她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她流落匈奴十二年而后被赎还乡的特殊经历，使得这种自我呈现只能是文学史中的“惊鸿一笔”而无力“扭转乾坤”。
魏晋时期，吴歌歌伎的曲辞“表现了轻佻的色情和令人沉迷的魅力”xii，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女性自我表述。意林。西晋倾覆后，永嘉南渡标志着女性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临界点，一些文采斐然的文学女性开始活跃在南朝的文学生活中，使她们的声音得到倾听xiii。南朝《玉台新咏》与《文选》收录了不止一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了女性对于婚姻关系的思考。其中，刘令娴的书信诗将女性自我概念化，发性别平等之先声。
唐代女性的自我呈现主要体现在诗作中所表达的女性体验，以及对女性文学的地位要求。女性作者的地位确实提高了，出现了鱼玄机，薛涛等一批作家。鱼玄机甚至对科举制度排斥女性的性别不平等发出反对之声。女性个体意识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帮助男权话语构建理想社会秩序到表达女性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的抱负。
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是李清照，她也是唯一一位在大陆文学史中一定会出现的女性。李清照的“殊遇”，不仅得益于她的词作成就，也和女性首次涉足文学理论领域有关。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女诗人朱淑真则以自伤自嘲的方式呈现了她的体验。她们“颠覆了女性不该从事文学创作的传统概念”xiv，意味着这一时期女性的自我呈现与表达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明清之际，女性创作仍集中在诗歌上，她们的自我呈现因文类限制愈加边缘化了。但仍然有一些女性作家克服了文体限制。在戏剧领域，清初女性作家不再过分书写身世之怜，转而表达私人层面或社会层面的女性抱负。十七世纪以后，女性的戏剧创作活动日渐活跃。如叶家三姐妹的创作和王筠的《繁华梦》等。叶小纨等剧作家虽然对自己的才华拥有足够的自信，但她们仍然“她们觉得自己的女性性别是一种限制”。此外，女作家们还创造了大量弹词，而通过这一女性文学形式（第五十章）创作性别平等体裁的作品，或许本身就是女性争取独立的文化地位的一种声音。
在女性意识之外，哥大本还关注到了女性文学与男性的互动关系。
性别置换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此剑桥本则关注甚少。李清照是其中的典型，哥大本认为她“实验性地以女性词人身份写男性口吻的词”xv；而剑桥本基本延续了国内外学界对李清照的一贯看法，更强调李清照与苏轼迥然不同的作词观念及各自产生的影响。同样，在介绍黄峨时，哥大本旗帜鲜明的提出：“（她）将女性话题置入作品中……打破性别惯例，走进之前一直是男性专属的艳体诗领域。”xvi而剑桥本则仅仅提供了王世贞对黄的赞扬，称她的创作“优于其夫”xvii，认为系于她名下的艳体诗可能只是当时的民谣。此外，哥大本还认为清代女性剧作家戏剧中女扮男装的主题也是性别置换的一种；而弹词中的性别置换，则在推动性别平等这一主题戏剧化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陈端生和邱心如的弹词作品中，女主人公常常女扮男装金榜题名，有的甚至位高权重（《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在朝为相）。
此外，哥大本如实记录了男性和女性文学的互相影响。如上文谈到的魏晋歌伎们的创作，她们的曲辞改变了男性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幻想。同时男性在女性文学生涯中的地位也没有被忽视，如鲍照的妹妹鲍令晖、沈约的孙女沈满愿和刘氏家族的刘令娴，她们皆出身名门或有家学渊源。而《戏萧娘》的流传，则说明了男性对女性文学的保存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哥大本更加关注女性作者的代表性，侧重描写女性作家对所处时代女性创作的代表性以及她们作品体现出的女性特质。体现在结构上，则表现为从女性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纵向地对女性作家进行集中的介绍。
三.文化——剑桥本的女性作家书写
不同于哥大本对女性性别特质的突出强调，剑桥本更致力于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找寻合适的位置，将女作家们安放其中。虽然在叙述女性作家时，仍然会提及其作品的性别特征，但是相对而言更关注某一历史时期，女作家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等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与主流文化之间产生的互动关系。
首先，剑桥本选择的女性作者往往反映一定的文化，这也是它遴选女性作家的重要因素。如陆卿子的文学活动体现了晚明青楼文学与精英女性文学的密切互动；徐灿的经历，反映出遗民情怀与时代使命造就了中国女性文学传统中罕见的高瞻远瞩、特立独行之精神；顾太清、吴藻则是清代闺秀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剑桥本在阐释这些文化和作家时，对其中女性的特质仍然予以强调，但相比于哥大本，剑桥本在对性别特质的强调和对女性文学史纵向脉络的梳理上相对弱化。
其次，剑桥本对女性文化的叙述呈现出多维度、跨时空的特点。
在评述女性文化的过程中，剑桥本广泛涉及创作的体裁、题材，乃至于创作目的、创作心理、师承关系、读者接受等多个维度，力图呈现文学文化史最完整的面貌。如讲述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闺秀与文学”一节中，剑桥本从诗歌、小说、戏曲、俗文学（如弹词）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女性文学创作，体现出清代女性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凡的成就。在“女性弹词创作”一节中，剑桥本不仅注意到了这一文学体例中体现的叙事冲动（女性创作叙事文学在之前是很少见的），还突破作者层面，探讨读者接受与创作的互动，认为弹词创作过程中的多方互动，“展示江南闺秀交往呼应的一个巨大网络”xviii；而讲述清代的闺秀创作时，剑桥本还指出了她们与男性导师的关系，如袁枚和他的女弟子们、任兆麟夫妻身边的女诗人群等。
除了多维度展示女性文化现象，剑桥本对女性文化的写作还呈现出跨时空的特点。虽然女性作家在不同的时段零散分布，但读者仍然可以观察到女性文学潮流在整个文学史中的脉络：汉初为数不多的诗多与女性有关，如戚夫人的《舂歌》、汉代公主刘细君的《悲秋歌》等，之后出现的女性多赖于一定的家族或有名的男性，如班昭、左棻等人。但同时，女性的创作在不断增多，东晋出现的专列“妇人事”并分发给后宫的类书，显示了宫廷女子们对文学创作的强烈兴趣。随着时代发展，个体独立的女性逐渐创作成为了文學史的重要部分，其中以李清照最具代表性。直至明清，形成了蔚然大观的两次女性创作高潮。在历时书写之外，剑桥本还提及了女性创作在不同地域间的横向特征。如花蕊夫人与蜀地文化的关系；弹词（与北方“鼓词”相对）创作的重镇杭州；清代闺秀导师现象在南京、苏州和浙东的不同命运等等。
最后，剑桥本对所述的女性文化现象提出了新的看法。
在某些章节中，剑桥本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是标新立异的观点。如在评述明代男性编纂的的女性作品选集时，剑桥本认为：“编选者创造出一种专收女性作品的新型选本形式。……反映女性创作领域中之多元格局。这种新体例为保存女性作品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机制，而这种机制对于繁荣女性诗歌创作也是必须的。”xix而在“作伪与真实”一节中，它认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表面上相互排斥的两类痴迷合为一体。晚明鉴赏家既对“真情”充满热情，同时又激赏戏曲——一个可以伪装的空间……这一悖论，在妓女的社会地位与文化重要性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女性，人们付钱观看她们装扮某一角色、表演某种幻想，她们是那个时代浪漫理想的中心，也是围绕戏曲而生的文化的中心。”xx讲述了在“边缘与精英如此密切相依”xxi的时代中，作为社会边缘的青楼女性是如何致力于创作，与当时的精英妇女、文人“相互交往、互称知己”xxii，在实际上“置身于这一时期文化空间的中心位置”xxiii。此外，不同于哥大本提出明清女性在文坛中愈加边缘化的论断，剑桥本认为，十六到十九世纪中出现了两次女性创作的高潮：“自十六世纪晚期开始，女性作者结集出版的例子已经往往可见。这一潮流在十七世纪上半叶达到巅峰，此后渐呈衰颓之势。到了十八世纪的后几十年间，女性文学的浪潮又一次开始风起云涌，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蔚为大观。”xxiv
总体而言，剑桥本的女性与一定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她们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我们了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而剑桥本中提到的女性作者数量之多，竟达到了51位，这是海外汉学界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关注度的重大超越。事实上，从早于剑桥本10年问世的哥大本中我们就能发现，从汉唐到明清，中国女性的创作从未断绝。剑桥本则又发掘了一部分此前少被提及的女性作家（如尚景兰、李因等），总结了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诸多成果（如江永女书），力图为读者展现生活在那些时代中的女性最真实的文化面貌。
通过对比哥大本和剑桥本中女性作者的书写，可以看出两书在叙述女性作者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结构方面，剑桥本在每一章节中都对一些女性作家进行重点评述，哥大本则在第十一章“文学中的女性”的一节“历史上的女性声音”中整理了中国古代主要历史时期中十九位著名女作家的成就，其余章节在涉及到这部分内容时大多以叙述作品为主。在篇幅方面，两书均用了不少笔墨介绍女性作家，但在叙述处于不同时期或创作不同体裁作品的女作家时，篇幅也有所差异。在内容方面，哥大本更注重所选作者的女性特质，特别是对于一定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性，并关注到了与男性的互动关系，对女性作者的叙述相对集中；而剑桥本更致力于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找寻合适的位置，看重女性作者的文化特质，对女性文化的关注呈现出多维度，跨时空的特点，并对所述的女性文化现象提出了新的看法。
尽管两部域外文学史在具体的书写与叙述方式上具有不同的特点，但都体现出西方汉学界在文学史书写中对女性地位的关注。一些过去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被忽略的女性作者得到了重新的审视，女性文学部分得到了较以往更为客观的呈现。这种关注是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男权话语的解构，让女性文学有机会发出自己平等的声音，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纂，并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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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莫立民《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一期
【8】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9】[美]桂时雨/约翰内森《中国妇女——历史研究的新动态》，美国费罗出版社1981年版
【10】[美]孙康宜、苏源熙编《中国女性诗人：从古代至1911年的诗歌及批评选集》，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 释
i黄人著《中国文学史》，杨旭辉校，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ii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iii莫立民《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一期
iv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v“【】”内为节标题。
vi[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P459
vii[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P7
viii[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PV
ix[美]梅维恒主编《哥倫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P223
x同上P210
xi同上P221
xii同上P222
xiii[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P223
xiv同上P226
xv同上P226。
xvi[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P227。
xvii同上P65
xviii[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P381
xix同上P68
xx[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P170
xxi同上P175
xxii同上P174
xxiii同上P172
xxiv同上P378
本文参与作者：屈妍晏 梅露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