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为戏剧而生，却将自己的生命的终场演成了一出悲剧。
1950年，沪江大学教授余上沅来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了周总理。周亲切地对他说： “你应当归队，还是搞戏。”余上沅是什么人?周恩来为什么要他归队搞戏?
余上沅于今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人们熟悉的著名导演凌子风、谢晋，严恭、陈怀恺，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叶子、石羽、张雁、温锡莹，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国文，电影评论家梅朵，剧作家任德耀、朱祖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厚生，中央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牧虹，担任戏剧学院院长二十多年的徐晓钟等这一串中国戏剧界引人注目的名字，有共同的戏剧专业背景：他们都是余上沅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4年校长任内培养出的学生。著名剧作家曹禺和吴祖光，则是余上沅任内请来在国立剧专任教的教员。
余上沅(1897～1970)，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理论家、剧作家、翻译家、导演。1923年余上沅曾专门留美学习西方戏剧，1925年回国后和赵太侔、熊佛西等人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办了戏剧系，开展“国剧运动”。1928年余上沅和熊佛西、丁西林、赵元任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业余的“小剧院”，颇受观众欢迎。1935年，余上沅被任命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在此职位上干了14年。我国一大批导演和戏剧人才皆出自该校。然而戏剧家余上沅在解放后却脱离了戏剧工作，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但即便周总理要他归队搞戏，余上沅也再没有从事戏剧工作。1955年因受“杨帆案”的牵连，被囚禁22个月，最后还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出狱。 “文革”中余上沅又受到打击，关进了“牛棚”。1970年因食道癌在上海逝世。
天生一个小戏迷
1897年10月4日，余上沅出生在湖北沙市的一个贫寒之家。父亲余晓臣是布店店员，靠工薪维持一家的生活。
沙市被誉为“三楚名镇”，自明代以来就是长江中下游的戏剧名城，是被大戏剧家汤显祖称为“琵琶多于饭甑”的戏窝子，也是古老的“荆河戏”的发祥地。在这种“丝竹管弦、日夜不辍”的戏剧氛围中，余上沅从小就喜欢上了看戏。余上沅在5岁的时候，躲着家人去看戏，深夜回来错把米酒当糖水喝，醉倒在厨房里，搞得全家彻夜不宁，四处找他，直到第二天才发现酣睡在厨房里的小戏迷。7岁时，余上沅开始在邻居老中医刘寿林处附读。刘寿林是一位饱学诗书的老秀才，十分赏识余上沅的聪明与才华。12岁时，因生活所迫，余上沅辍学到余鸿昌布店当学徒。15岁时，因一心想读书，余上沅离家出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教会办的武昌文华书院，并且获得免费资格，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二年级。在文华书院就读的8年中，余上沅打下了中文和英文的扎实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余上沅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余此时是文华书院学生会主席，他邀请陈独秀等革命人士来武汉演讲，宣传新思潮。他还被推选为武汉三镇的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赴上海之前，余上沅专程去会见了恽代英。恽给了他一份《武汉学生联合会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叮嘱他在会上发言，并在上海复印100份寄回武汉。然而，积极参加武汉爱国运动的余上沅，却为湖北教育当局所不容，他回武汉不久就被勒令退学。
后来余上沅又去北京开会，陈独秀将他介绍给了胡适，于是1920年余上沅转到了北京大学英文系继续学业。“五四”运动时西方文化艺术开始大量引入，钟情于戏剧的余上沅来到北京后开始用心研究戏剧艺术了。在北大，他有幸读到了很多原版的世界文学和戏剧名著，同时他也开始广泛研读中国传统的古典戏曲。余上沅加入了北大学生剧团，并开始戏剧方面的译著和研究。1922年余上沅从北大毕业，1923年进入清华学堂教务处任职员。仅1922年一年，即从北大毕业到清华学堂任职的一年中间，他便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近50篇剧论文章。
留美学戏剧
1923年余上沅获得了清华半官费留美的资格，另一半费用由他的父执贺老先生资助，条件是到美国留学必须学政治，以便日后从政做官，光宗耀祖，否则就断绝资助。1923年8月，余上沅踏上了赴美的轮船，同船的还有谢冰心、落华生、梁实秋和熊佛西等人。
但到了美国之后，余上沅并没有遵照贺老先生的要求去读政治，而是到美国戏剧著名学府匹兹堡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戏剧，一年内进修了编剧、导演、表演、舞台管理、剧场管理等课程。第二年，余上沅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及剧场艺术，同时在阿美利加戏剧艺术学院格迪斯技术所兼修舞台技术。在哥大，余上沅用一年的时间博览了古典与现代的戏剧文学。
纽约这个大都市不仅给余上沅提供了学习戏剧理论的机会，也让他能够亲自观察各种戏剧的上演。他经常去温波小剧院、韩卜敦剧院等剧院观摩戏剧演出，有幸观摩了大量精彩的现代和古典戏剧。然而由于经济拮据，为了能够观赏到难得的名剧，他只好节衣缩食，购买最低价的戏票，挤上最高层的“黑人天堂”，有时甚至站着看戏。就是这样，余上沅得以观摩到全美乃至整个西方第一流的舞台艺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英国的戈登克雷，大师的艺术各显光彩，而最令他倾倒的是德国的莱因哈特。留美期间，余上沅为北京《晨报》副刊写了一系列以《芹献》为总题的关于西洋戏剧方面的文章，其中就郑重允绍了莱因哈特。余上沅盛赞莱因哈特对写实的自然主义戏剧艺术的突破，精心于唯美剧的创造，称莱因哈特是“莎士比亚百年后得了他一个真知己”。莱因哈特主张艺术要与观众发生密切的关系，从耳目以及各感官一直达到他们的灵魂里去。余上沅深受莱因哈特影响，认为中国现代戏剧需要借鉴重写意的中国传统戏剧，这就是后来“国剧运动”的主要内容。
而把这个写意戏剧理念用于实践的，正是余上沅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如闻一多、张嘉铸、赵太侔、熊佛西等热爱戏剧的人士。1924年冬天，剑桥中国同学会发起自编自演英文剧《此恨绵绵》，由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赵太侔等人负责编导。《此恨绵绵》取材于中国古典名剧《长生殿》，余上沅在改编时，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写意特征，闻一多将剧本翻译成英文，并设计了绘有“大海”、“红日”、“白鹤”的华美戏服，赵太侔用象征手法设计了舞台布景和灯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此恨绵绵》最终得以在万国公寓礼堂公演，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公演的成绩超出了几个年轻人的预料，他们欣喜若狂，三更时分喝了个半醉。三天后，余上沅與闻一多、张嘉铸、赵太侔聚集在余上沅的寓所内，边
烤火取暖，边总结此次演出的得失，提出了一个十分前卫的话题：“国剧运动”。所谓国剧，拿余上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
为了使“国剧运动”能够开展起来，余上沅等人开始调查剧院的筹建过程。他们跑遍了纽约的各大剧院以及筹建剧院所要涉及的其他各种店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余上沅等人起草了《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这一大纲1926年9月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在大纲中，他们构想了庞大的计划，准备回国后创办剧院、杂志、戏剧学校、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设置戏剧学习的资助基金，邀请世界戏剧名家戈登克雷、莱因哈特等到中国讲学、排戏。
《此恨绵绵》的成功也促使余上沅等人创办中华戏剧改进社，社员有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熊佛西、林徽因、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英、熊正谨等旅美的戏剧爱好者，同时他们还邀请国内的新月社同人入社。1925年春，剑桥中国同学会又发起自编自演《琵琶记》，由顾一樵编剧，梁实秋翻译，并特别邀请余上沅和赵太侔前往指导排演。 《琵琶记》在波士顿考普莱剧院上演，再次获得成功。中国留美学生的两次英语古装演出，震撼了美国的观众，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剧之梦
1925年5月，余上沅因为不肯学政治，他的资助来源断绝，与赵太侔、闻一多一起回国。一到上海，他们就碰上了“五卅”惨案，深受刺激，在纽约的雄心也受到挫折。现实的环境与他们的艺术梦想有着如此大的差别，是他们回国前没有想到的。然而他们没有气馁，决定到人文荟萃的北京实现他们的“国剧之梦”。
到了北京，他们发现在纽约制定的《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很难实施。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国戏剧社”，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小剧院”来进行戏剧实验，但是没有人支持，也没有经费，一切计划都无法实施。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办了一个戏剧系，闻一多任学校教务长，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余上沅任教授。这是中国正规学校首次创办戏剧系，也是余上沅戏剧教育事业的开端。余上沅亲自为学生讲授现代戏剧艺术、舞台设计及表演、排演诸课程。当时的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专门为余上沅他们开辟了《剧刊》专栏，宣传讨论“国剧”，撰稿人包括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邓以悟、闻一多、徐志摩、顾颉刚等人。
余上沅等人倡导“国剧”，一方面是针对“五四”时期以至20年代某些人对中国传统旧剧否定过多的行为，以及某些人强调继承中国戏剧传统而实际所继承的多半是其中的糟粕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表达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引进的不满。针对当时戏剧界存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余上沅等人提出了融汇中西戏剧艺术于一炉，创建一种全新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戏剧艺术的理想：在“写意”和“写实”这两座山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
然而余上沅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主张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革命前夜的严酷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很快就遭到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熏陶的戏剧青年的抵制和批判。他们的“艺专”戏剧系也由于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生源缺乏，办得不是很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余上沅和赵太侔于1926年8、9月间先后离开了北京， “艺专”戏剧系由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熊佛西主办。国剧运动此时已经成为余上沅等人的一个“残破的梦”。
余上沅的婚姻
1926年秋，余上沅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这年年底他回到北京，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陈衡粹结婚。陈出身书香门第，她是陈韬与庄耀孚的次女，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是她的姐姐。庄耀孚与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吴瀛的母亲庄还是亲姐妹，陈衡粹是吴瀛的表妹。
余上沅和陈衡粹的最初相遇也跟戏剧有关，而且带有一点喜剧色彩。陈衡粹在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剧团里任总务，顶替她的同学上台排演，当剧情需要她跪下向她的女同学求婚时，她不禁哈哈大笑，排练只能中断。这引起了在台下看彩排的余上沅的不满。余上沅打算到后台找这个哈哈大笑的人，想对她说，怎么可以这样笑场?却有人拦住他不让进去。原因是余上沅曾拒绝替他们排戏，使得他们出钱请了别人。后来余上沅在陈衡粹的姐姐陈衡哲家里见到了她，认出了这个在台上哈哈大笑的人。
至于这时的余上沅怎样教导陈衡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哈哈大笑的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余上沅就开始追求陈衡粹，但陈衡粹与她姐姐一样，显然是个有个性的女子。虽然余上沅请了名媒上门说合，陈衡粹的高堂大人也同意了，但她本人却执意要再等等，看看值不值得嫁给一个“爱文学尤爱戏剧”的“戏子”。余上沅执迷不悟，对她穷追不舍，不仅每天找理由来看她，而且还天天写信给她。在他离开北京到南京东南大学当教授后，情书就写得更加勤了，甚至有时一天两封信，满纸诗情画意。
结婚之前，陈衡粹向余上沅提出三个别致的条件：一、不参加党派，不做官僚；二、不剃光头，不留平头，三、不打赤膊，不拖半截鞋。余上沅一一答应，因为他虽为戏剧家，却衣着朴素大方，态度温文尔雅，为人亲切随和。当时陈衡粹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这些优点，才接受他的求婚。1926年冬天，余上沅和陈衡粹在北京西城花园饭店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新郎29岁，新娘25岁。
1927年北伐军来到南京，余上沅与陈衡粹到上海躲避战乱。北伐胜利后，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余上沅没有被续聘。于是余上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合办了新月书店，余上沅担任经理兼编辑，陈衡粹经管财务。为了维持生活，余上沅还到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兼课。在这期间，余上沅未忘戏剧，写了不少文章和剧本，出版了《上沅剧本甲集》、 《戏剧论集》，在当年的《剧刊》上选了29篇文章集成《国剧运动》出版，这是对“国剧运动”的最后的自我总结，也标志着“国剧运动”的终结。
北平“小剧院”
余上沅和陈衡粹在上海待了一年多之后，受到陈衡粹的姐夫任鸿隽的邀请，于1928年9月来到北平。任鸿隽此时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聘请余上沅担任基金会的秘书。秘书的工作清闲，薪水也不错，而且余上沅夫妇在朋友的帮助下，租到了一栋租金便宜的三层楼房，这都为余上沅创办“小剧院”提供了便利。
1929年秋，余上沅与熊佛西、丁西林、赵元任、落华生等人创建了业余的北平“小剧院”。“小剧院”由余上沅任院长，熊佛西任名誉秘书兼副院长。同时还出版《北平小剧院》院刊。创建“小剧院”的灵感还是来自于余上沅所崇拜的萊因哈特。1902年，莱因哈特在柏林只有一个小戏院，演的不过是
王尔德、韦德金、高奇、梅特林克等不用大剧场的剧本，然而后来莱因哈特发展小剧场演出了莱辛、莱欧里庇得斯，乃至易卜生、莎士比亚，取得了“万人空巷”的成功。莱因哈特进而把“小剧院”推进到马戏场式的剧院，最后他使柏林成为世界戏剧艺术之都。
余上沅在《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宏伟规划受到挫折之后，开始转向走莱因哈特当年走过的“小剧场”运动的路。余上沅等人针对国内话剧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导演、演员缺乏正规训练，演出商业化倾向很重，艺术态度不严肃等，借鉴欧美“小剧场”运动，决心自编、自导、自演，努力提高话剧质量，逐渐扩大话剧在国内的影响。据陈衡粹的表侄吴祖光回忆，每次北平小剧院上演话剧，姑父余上沅都会给他送票，而还是高中生的他每次都会兴高采烈地去观看。演出场所大都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南边的协和医院礼堂。协和医院礼堂只有两三百个座位，建筑考究，音响设备良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剧院。小剧院无论演什么戏，戏票总是一抢而空，在北平文化界和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北平小剧院办了三年多，演出了一系列中外名剧，如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求婚》，余上沅的《兵变》，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轰动一时。著名演员白杨(原名杨君莉)最初就是以参加小剧院演出而出名的。
与梅兰芳访苏
1935年，余上沅在中基会已经工作了6年，按照规定，满六年可以轮得一年休假，并有出国考察的机会。余上沅休假时，正好碰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梅兰芳率团访苏演出，余上沅被聘为梅兰芳剧团的导演兼艺术顾问，陪同梅兰芳一起访问苏联。苏联对中苏文化交流十分重视，1935年2月，苏联的专轮“北极号”抵达上海。3月2日—12日，余上沅等人陪同梅兰芳乘“北极号”赴海参崴，再转乘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胡蝶等人。
3月12日下午，中国驻苏使馆举行茶会招待了梅剧团和中国电影代表团。梅兰芳剧团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了七场公演，场场爆满，访问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在苏期间，余上沅等人陪同梅兰芳会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等戏剧大师，得以和戏剧大师们当面交流，颇有收获。访苏完毕后，余上沅又随梅兰芳访问了波兰、德国、法国、瑞士、英国、意大利等国家，拜访了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乡，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戏剧。
7月，在考察途中，余上沅接到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来电，告知已经被聘为新建立的国立戏剧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校长，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张道藩。8月，余上沅随梅兰芳由威尼斯乘邮轮经日本返回上海。通过这次出国考察，余上沅对苏联和欧洲的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拓展了他的视野，对他日后办戏剧学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国立剧专十四年
国立戏剧学校虽已宣告成立，但是还只是徒有空名，连校址都还没有定下来。1935年8月余上沅一回到上海，就开始筹建创立国立戏剧学校。可是等他把这个消息写信告知在北京的陈衡粹，邀请她南下时，却遭到了她的强烈反对。她认为她的丈夫是位教授，也可以做个戏剧家，但绝对不可以当什么“长”，更不能从政做官。虽然只是个校长，但也是长。陈衡粹一直瞧不起当官的人，她认为当官者大多卑鄙，只求升官发财，不讲人格。早在结婚之前，他们之间就有约定，余上沅不能从政做官，而现在余上沅竟然不事先和她商量，做起了校长，这令陈衡粹很恼火。后来还是在胡适的劝说下，陈衡粹才同意南下。
余上沅及剧校同人开始艰苦的筹备工作。校址定在南京薛家巷，是租来的一所四进十六间的旧式院子。9月，余上沅组织戏剧专家在京、沪、宁、汉四地招考新生。本着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的办学宗旨，余上沅等人确定了剧校的课程标准。余上沅深知，要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要找好的老师，于是他聘请了应云卫、陈治策、曹禺、马彦祥、王家齐等人为专任导师，自己则兼任表演主课教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35年10月18日，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薛家巷正式开学上课。剧校的第一届是两年制，于1937年夏天举行毕业公演，演出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表演十分成功。
国立戏剧学校的教员曹禺曾回忆道：“当时我不过二三十岁，精力较好，不仅教书，也当导演、演员；还要写剧本及改编、翻译外国剧本……。当时想的只是多为战时教育出力，毫无个人考虑。现在回顾起来，这种广泛的戏剧实践，使我吸收了丰富营养，对创作大有裨益。”
1937年夏天，余上沅还聘请了正在大学读书的吴祖光来当校长秘书，后来又让他兼任教员，先后讲授了“国语发音”、“国文”、“文艺概论”和“中国戏剧史”等课程。吴祖光的第一个剧本《凤凰城》就是在担任校长秘书期间写出来的。吴祖光后来回忆说，表姑丈请他去国立剧专这一决定，对他走上戏剧创作道路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剧校刚成立之时，余上沅还重用了一个人，他的学生石蕴华(杨帆)，聘请他担任事务主任。余上沅并不知道石蕴华在学生时代已经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但是对石蕴华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活动情况有所了解，然而余上沅对他的活动从不加以干预，始终信任他。后来石蕴华受到国民党的注意，辞去了事务主任的职务，转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去了。余上沅怎么也没有想到，20年后，自己会因为石蕴华被扣上一顶帽子，从此断送了戏剧生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告急，教育部命令组織“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由张道藩任团长，余上沅任副团长，分批由南京到长沙。10月，余上沅组织师生第一次在长沙尝试以街头剧的形式，在民众俱乐部广场和天心阁公园广场演出集体创作的《流亡者之歌》，轰动了长沙。此后余上沅又陆续排演了三个街头剧《疯了的母亲》、《觉悟》、《香姐》。余上沅还组织剧团在民众大礼堂演出了三个抗战独幕剧：《毁家纾难》、《炸药》、《反正》，同时剧团还在苏皖赣鄂各省巡回演出，进行戏剧抗战宣传。余上沅考虑到仅由他们进行演出宣传抗敌是不够的，又主持向长沙各大中学发信倡导战时演剧培训，由剧校传授宣传技术，并作示范表演，有四十多所学校定期到剧校参加培训，这就扩大了抗日宣传的队伍。1938年1月，余上沅组织剧校师生成立巡回剧团，利用寒假，包了五艘帆船，从长沙沿江西上，每日靠岸从事抗日宣传，举行演讲，演出街头剧和舞台剧。2月下旬，剧校到达重庆，租了上清寺街民房作为校舍。
1939年3月，为躲避敌机轰炸，余上沅率领剧校师生疏散到川南小城江安，于抗战烽火中把剧校艰苦地办下去。在教学之余，学校的剧团还自编自演了多出好剧，除了大量的欧美古典名
剧外，其他大部分是进步作家的作品，不乏宣传抗日救亡的优秀剧作。1940年，国立戏剧学校改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剧专迁往重庆北碚，1947年迂回南京。当时正处于三年内战时期，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紧张，学生们饭都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上演了许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戏剧。国民党十分恼火，要求余上沅开除进步学生，使余上沅在政治上遇到极大压力。
1948年夏，余上沅作为中国戏剧界代表，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参加国际戏剧协会成立大会，之后又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到英国访问。余上沅本来有在英国定居的机会，但是他心怀祖国，于9月份回到南京。国民党当局命令余上沅将剧专迁往台湾，余上沅不堪压力，忍痛辞职，离开了他辛苦经营14年的剧专。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要求余上沅回校，安排迁校到台湾事宜，并为他弄来了4张去台湾的船票。余上沅在亲友的劝说下，没有听从国民党的安排，而是留在了大陆。
结局
1 949年上海解放，由于种种原因，余上沅并没有继续从事戏剧事业，而只是在沪江大学任教。1950年余上沅在北京开会，在一次招待会上碰到了周恩来，总理询问他的情况，说他要归队搞戏。1952年，余上沅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教现代文学史，除了讲课之外，他还担任复旦大学剧团的艺术指导，为剧团排演了《阿Q正传》、《万尼亚舅舅》等名剧。
但是即使脱离了戏剧界，余上沅在高校任教的平静时光也异乎寻常的短暂。1955年5月5日，余上沅因石蕴华(杨帆)牵连而被捕。杨帆因为早年曾向组织揭露过江青在上海的丑行而被江青记恨，江青找借口将杨帆抓来秘密审讯。余上沅则因为曾与杨帆有过来往也被抓。审讯者告诉余上沅，杨帆从30年代起就是隐藏在共产党内的“特务”，要他老实交代他与杨帆在南京戏剧学校时期从事哪些反革命活动。在严酷的逼供与精神折磨下，余上沅屈打成招，说杨帆是“特务”，然而他又觉得自己胡言乱语有愧于良心，多次翻案，但是最后还是在严刑逼供下屈服了。
余上沅被捕时是初夏，到了冬天，陈衡粹想给他送寒衣，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公安局、拘留所，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万般无奈之下，陈衡粹只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老朋友罗隆基交给。不久之后，余上沅从北京寄回了一封信，说在北京情况很好，待遇不错，不久即可回家。1957年2月，余上沅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被释放。
出狱之后，余上沅被调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授，后来又调到研究室从事教材编写和西方戏剧理论名著的翻译工作，编写了《编剧概论》、《西洋戏剧论》等教材，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博马舍的《论严肃戏剧》等书。然而，自从余上沅的头上被戴了一顶帽子之后，在戏剧界就越来越少有人提起他了，慢慢的，他就淡出了戏剧界。
从1964年起，余上沅的译述就几乎停止了，那时正值“四清”。1966年“文革”爆发，造反派们想起了余上沅，就将他關进“牛棚”，让这个写惯了戏剧理论文章的教育家，每天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后来又将他赶下乡参加劳动。一个70岁的老人，走路都很费劲，还得背着被褥去农村接受改造。更大的打击是，余上沅和陈衡粹夫妇的四个儿子，在“文革”期间一下子失去了两个。
1 970年4月30日，余上沅因得食道癌未获及时治疗，长时间不能进食，体力衰竭而死。此时中国的戏剧舞台，万马齐喑，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一代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为戏剧而生，却将自己的生命的终场演成了一出悲剧。当上海市公安局终于给余上沅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时，他已离世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