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4年中苏谈判，双方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时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其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说服孙中山放弃全国性政府纲领，以利于加拉罕在北京谈判的顺利进行；通过南北两股反直力量孙中山、张作霖向北京政府施压，加速了谈判的进程；协定签署后，促使国民党接受既成事实，削减了来自南方革命阵营的责难。当然，鲍罗廷肩负输出革命的任务，上述所作所为令鲍罗廷身临尴尬处境。
关键词：鲍罗廷；加拉罕；谈判
中图分类号：Ｋ2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4－0089－05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在世界上是孤立的。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取得中国的外交承认，苏俄政府于1920年、1921年连续派出优林使团、派克斯使团赴华谈判。1922年8月，俄共候补中央委员越飞来华，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上述谈判人员皆无功而返。此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23年9月来到中国，经一系列磋商会谈，于次年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过去学术界对此次谈判中俄方人物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加拉罕，而对另一位起重要作用的鲍罗廷较少甚至没有关注。
一
鲍罗廷使华与苏俄政府派出加拉罕几乎同时进行。在斯大林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的基础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3年8月2日形成以下决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罕同志一起赴任”，“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①这位“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就是加拉罕。上述决议说明，在中国工作的鲍罗廷，要接受加拉罕的指导，以“协调”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乃至具体策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注定了鲍罗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
事实正是如此。1923年11月25日，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身份在北京工作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斯列帕克从北京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就指出：“现在他（即鲍罗廷——引者）在南方，想到这里来向加拉罕同志报告，但由于孙的军事失败而耽误了。不久他会到这里来。……看来，他完全是在为自己机关（即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原注）的利益工作，自然，他也在使党的工作适应这项工作。实际上至今他一直在这样做。”②而早在鲍罗廷去广州途经北京时，加拉罕曾经与他就即将开始的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相当详细地交换过意见。③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的当天，加拉罕从又北京写信给鲍罗廷，通报了有关中苏谈判进展情况。
在这场中苏谈判中，加拉罕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他曾对孙中山说：“亲爱的孙博士，您是新俄的老朋友，在完成我们两国人民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伟大任务方面，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④但是，孙中山表示，加拉罕根本就不该与北京政府谈判。他告诉加拉罕：“您的最大困难在于同您谈判的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它除了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外，甚至不再具有国家政府的样子。”⑤因此，孙中山建议加拉罕到广州直接与孙中山领导下的政府会谈：“如果您认为在既不妨碍中国人民的主权，又使新俄处于外国列强同等国际地位的条件下进行谈判是没有指望的话，那么，您也许会认为，来广州同现已组成的我的新政府进行谈判，比一无所获的回莫斯科要妥当。” ⑥
然而，北京政府毕竟是当时对外代表中国的政府。加拉罕非常清楚，“同孙逸仙的条约不可能取代同北京的条约”，“因为它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一纸空文”，因而他“礼貌地和谨慎地回避”了孙中山的“建议”。⑦同时，加拉罕要求鲍罗廷一方面“找到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向孙中山说明，现在就与广州政府谈判“为时尚早”，另一方面，又要“严肃地”同孙中山谈一谈，他“如何防止出现”苏俄政府外交的失败。⑧
在这场谈判中，鲍罗廷对孙中山施加的影响最具有意义的就是说服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放弃建立全国性政府的纲领。很明显，广州政府一旦宣布为全国性政府，两个中央政府的局面势必使在北京的中苏谈判功亏一篑。更何况，这一切是苏俄派出的鲍罗廷在南方协助孙中山运作的结果，北京政府岂能容忍？加拉罕深知此理，告戒鲍罗廷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所有表现都可以看出，我们一如既往地号召其他国家进行革命，这无疑会危害这些国家并使之警惕起来”。他要求鲍罗廷“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固有的隐蔽性”。⑨因此，阻止孙中山提出全国性政府的纲领便成为一件重大事情。
孙中山之所以急于提出建立全国性政府的纲领，与“关余事件”有关。⑩鲍罗廷了解到，在这场“关余事件”的冲突中，“广州的英国领事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中说，不能同广州的地方政府有任何直接联系”，“这种情况，也就是在这封信中把孙的政府称作地方政府，使他勃然大怒，从那时起他决定把自己的政府改成全国政府”。{11}于是，孙中山准备通过国民党“一大”制定和通过建立全国性政府的纲领。
为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鲍罗廷决定首先从外围入手，在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鲍罗廷四人组成的委员会上，“争取它同意不宣布广州政府为什么政府而只同意突出党要为之进行宣传的口号”。{12}“经过一系列冗长的论证和解释之后”，鲍罗廷“使委员会相信有必要抛弃全国政府的口号”。{13}会议之后，廖仲恺、汪精卫就向孙中山反映了委员会讨论的情况，希望孙中山取消成立全国性政府的计划。可是，令鲍罗廷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即廖仲恺、汪精卫——引者）援引了反对孙采取这样的步骤的种种理由”，孙中山并未同意放弃。{14}事后，廖仲恺和汪精卫向鲍罗廷诉苦说：“我们与他共事已经20年，我们知道，任何理由都不能使孙改变他作出的决定……在我们党内有如此巨大意志力的领袖，这当然很好，但也常有这种情况，当我们感到他在沿着斜坡往下滑时，我们却无能为力。”{15}
廖仲恺、汪精卫说服不成，鲍罗廷决定亲自劝谏孙中山。鲍罗廷从召开国民党“一大”的主要目标这个角度出发，强调不能通过全国性政府纲领。他指出，“通过代表大会（即国民党“一大”——引者）履行宣布改组为全国政府的程序”的做法“会断送召开代表大会的宗旨”，“代表大会的召开根本不是为了使孙成为中国的总统，而是为了通过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即国民党“一大”宣言——引者），为了改组党”。{16}鲍罗廷“就这个问题同孙进行了一次非常认真的长谈”后，终于取得了成效。“孙同意取消自己的决定，只限于由代表大会表示赞成有必要成立全国政府”。{17}随后，鲍罗廷迅即通告加拉罕，让其放心：“孙现在不打算走这一步。我们已说服他，不能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把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混为一谈’。”{18}
鲍罗廷此举，无疑为加拉罕在北京的磋商排除了一个来自南方广州革命政府的障碍。
二
再来看看在北京谈判的情况。
从1923年9月7日加拉罕首次拜会顾维钧、9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正式会谈起，双方就恢复邦交以及外蒙古和中东铁路悬案等问题各持己见，谈判时断时续。直到次年3月14日，双方草签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之后，谈判告一段落，“静候”中、俄双方“最高主权者之批准”。{19}但是，北京政府对草案中的三条即废止旧约问题、俄国从外蒙古撤军问题、中东铁路问题，持有异议。{20}因此，北京政府“致函俄代表加拉罕”，“限期三日内解决”。{21}对北京政府的这种态度，加拉罕立即做出反映。3月16日、19日、25日，连续三次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正式签定中俄交涉大纲。北京政府方面，则决定暂不复加拉罕照会，指令驻俄代表李家鏊在莫斯科直接交涉。谈判再陷僵局。
在南方，鲍罗廷到达广州后的一个月，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为配合加拉罕的外交谈判，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广州发起了一场承认苏俄的运动，佛山工联会、新会工会联合会、广东油业工会、铜铁工会、机纺昭信工会、宏仁会、土木建筑工会、广东铜铁工会香山支会及佛山支会、广纱联和工会、酒业工会等共数十团体参加。“中俄同盟是中国解放之唯一道路”、“承认苏俄”，“恢复中俄会议”等标语到处悬挂，鲍罗廷就俄国革命之经过和中俄关系问题发表了演说。{22}除了类似的大型群众活动外，鲍罗廷还注意发挥国民党的影响。在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一次会议上，鲍罗廷就要求国民党“发表同革命的俄国结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声明”。{23}这些，无非是声援加拉罕。
大约在1924年3月中旬前后，鲍罗廷应加拉罕的电约离开广州，来到北京。{24}在谈判再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鲍罗廷从北京致电孙中山，详细告知谈判情况，以图取得孙中山的支持。电报说：“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之代表，详细讨论有本月十四日，完成两国代表同签之协定。此协定签字后，而北京内阁否决之，且否认其代表之签字为有效。北京内阁所否认之协定，是何等内容？即包含中国国民党之外交政策，取消前俄与中国所立侵夺中国主权之各种条约，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在蒙古之主权。……此协定系本诸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大会时决定之外交政策，而为中国民族主义之大胜利也。革命进行中之俄国，已与邻邦之争自由者互相携手，中国得此，可谋脱离半殖民地之第一步，此协约经俄国提出，而北京内阁竟拒绝之。该定原文乃由邮寄呈内阁，任何内阁称为一国之代表机关，有无却受之充足理由，乞明察以判之。先生之民族主义，恐为此种不利于国之行为所阻碍，此为重要之事，尚希贵民党加之意焉。”{25}
在这封电报中，鲍罗廷一方面强调草签的协定完全有利于中国，如果与其它国家签定类似的协定，“则中国人须要牺牲几许血，若干财方能得之”；另一方面指出，协定本身与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是“谋脱离半殖民地之第一步”。
此前，加拉罕曾经写信告诉孙中山，鲍罗廷与自己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象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26}如此看来，上述电报不仅是鲍罗廷的旨意，实际上也是加拉罕本人想要对孙中山说的。无论如何，这封电报虽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争议，{27}但还是对孙中山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月，孙中山在接受日本新闻机构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记者问：“在北京政府承认俄国的问题上，这意味着对俄国采取同样的友好态度，您对这种承认是否欢迎？”孙中山明确回答说：“我当然欢迎，但是，北京政府在真正承认之前，还要事先进行谈判，接着要签订一系列条约和议定书。承认不能光以联合两个民族的理想为基础。南方政府将欢迎这样的承认。”{28}
取得孙中山明确的舆论支持后，鲍罗廷再赴东北。4月和5月间，鲍罗廷先后两次去沈阳，就中俄协定中有关中东路问题与张作霖接洽。{29}第一次“因公务忙迫，未得与当局正式接洽，急遽去奉”。第二次是5月13日到达沈阳，下榻于交通银行寓所。随即由懂英语的高科长和懂俄语的张科长“引导”往见张作霖。报载，鲍罗廷向张作霖“面述俄政府对于中俄交涉之停顿，实属无可如何”，“对于张总司令以前发表之意见，及种种之主张，颇表同情，应行从速解决等情”。谈话中，鲍罗廷“态度颇为诚恳”。中午时分，张作霖“设筵款待”，“席间又讨论东路航权各项交涉意见，颇形接近”。{30}鲍罗廷虽然并没有正式与奉系当局签署相关协定，但是，双方已经达成谅解，基本达成协议，“协商条件业经就绪，正在整理文字”。{31}报刊评论说：“外部派往奉天疏通之王廷璋，尚未得要领。惟加拉罕亦另派代表至奉，对中东路等问题愿与奉张协商，且力白前鲍罗定（即鲍罗廷——引者）驻奉议约未果签字之原因，奉方已渐谅解。”{32}
一方面与南方的孙中山交换意见，另一方面又北方的张作霖进行斡旋，鲍罗廷的这些举动无疑有益于促进与北京政府加速谈判的进程。当北京政府风闻苏联正和国内的反直力量——奉系的东三省政府和孙中山的广州政府——磋商后，便“大起恐慌”，由熊希龄、朱鹤翔、赵泉四处奔走，急谋和俄方恢复商议。{33}
同时，加拉罕也取积极态度，与北京政府的接洽在加速进行。5月29日，加拉罕接莫斯科方面的电报立即去顾维钧家协商；翌日，北京政府召开紧急特别内阁会议，同意签署协定，并告知加拉罕；5月31日，加拉罕和顾维钧分别代表苏联与北京政府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相互承认对方政府为一国合法之政府。同日，顾维钧和加拉罕互换照会，宣布自即日起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署结束了十月革命以后两国国家间关系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将双边关系奠定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亲历其事的顾维钧在签署协定后的一次演说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以前同大国签订的条约都是被压迫就范的，“但现在这次协定的性质，却是完全两样的”。{34}
三
对于上述协议，国民党内部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与北京政府签定互相承认的协定本身就意味着苏联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广州《民国日报》6月2日接到驻北京特约员来电，得知协议签字的消息。之后，该报发表一系列时评文章，严厉批评该协定。{35}
鲍罗廷何尝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不满情绪？瞿秋白曾经写信告知鲍罗廷：“张继和于右任向孙建议，正是根据这一条（协议第六条）同俄国断绝关系……根据报纸消息，孙答复张继说，此问题待您返广州后解决”；在上海，国民党上海大学区分部书记周颂西在英语作文教学中，公开出试题：“苏俄是国民党的敌人，因为它和北京政府签定了协议。”{36} （括号中文字为原有——引者）。
尽管如此，鲍罗廷仍坚持认为该协定的签定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反对声音予以回击。鲍罗廷返回广州后的6月25日，谢持、张继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与鲍罗廷有一次正式而严肃的对话。对话中，鲍罗廷两次提及中俄协定问题。一是批评国民党没有对协定的签署做出及时的反应。他说：“中俄协定问题……皆关系极大者。不见国民党有何等主张”；二是严厉地指出，反对中俄协定的人，“可认为右派”。谢、张二人当时并未就此表示异议。{37}
鲍罗廷的上述意见显然对国民党发生了作用。此前，朱乃斌、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条款有所论议”，有关文电“送登各报”，“且直以文电送致俄京及加拉罕、鲍罗廷两君”。但是，鲍罗廷回到广州后的7月3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由廖仲恺、汪精卫、谭平山提出的“对朱乃斌、方瑞麟等中俄交涉问题之答复”。会议认为“此尤不合”，“此不但有关于本党外交方针，并有关于本党之纪律”，应该“引为深憾者也”。会议作出此“答复”，目的就是“用特正告，以蕲党员注意”。7月5日，孙中山与杨大实谈话时则说：“苏俄此次与北廷缔约，不过表面上之敷衍手段，吾辈与苏俄既为精神上之知交，不必拘于形迹，否则不免时生误会”。{38}
话说回来，当时鲍罗廷一方面通过大力推进国民党改组的方式以支持中国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苏俄与北京政府之间相互承认的外交谈判，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中俄签署协议后的第二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位记者与鲍罗廷的对话，就颇为有趣。
该记者以“革命青年之资格”先问鲍罗廷：“我们知道，吾人欲将此等恶势力推翻，使中国成一个自由平等之国家，只有和苏俄联合，才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但如今之联合，乃系政府与政府之间，而中俄两国人民，尚未有充分之了解及相援助，如此情形，则中国之国民革命，恐不容易成立。故吾人今后应当进一步的使中俄两大民族，开一个联合会议，使苏俄同志，参加中国的民众运动，而定下革命之方略。吾相信如此做去，必能使中国国民革命赶快成功。但这种理想，如何方能实现，尚望先生赐教。”
“记者”的问题，反映了国民党方面反感鲍罗廷热衷与北京政府谈判的情绪，同时表达了苏联应该更多注意于广州革命政府的期望。
鲍罗廷似乎答非所问：“此问极佳。但中俄会议，已有许久。此事上海各报，均有详细登载，谅已知之。盖苏俄政府已派加拉罕公使于中国政府正式会议商定两国国交问题。”
“记者”继续追问：“诚然，中国政府，确与苏俄政府订立国交，已由苏俄驻北京公使加拉罕与中国外交会议，但吾今所言者，乃指民众而言，并非政府也。”
鲍罗廷随即解释了两种不同的“联合”。一是“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联络，即由苏俄驻北京公使北京政府所订立者是也”，其意义在于“苏俄自动地废除以前俄王和中国所订下之不平等条约，以及放弃在中国之特权，以后互相亲善”；二是“中国人民与苏俄人民之联合”，即“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订立合约”，意义在于“使两国革命都能够得以进展。”{39}
鲍罗廷的这番回答，一是替自己参与中俄谈判辩护，一是旨在说明中俄两国的革命者一直就在互相支持。殊不知，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恰恰就是中俄谈判中俄方欲承认的北京政府。于此，鲍罗廷显然无法解释清楚，也只好避而不谈了。
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鲁伯评价说：“到1924年中期，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似乎已承认孙中山是全国革命的领袖，因而努力加强国共联盟，并支持孙中山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外交人民委员部愿意与任何当权者打交道而不管意识形态的差别的态度与其名声不好的实用主义完全一致。它唯一关心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的边界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存在必须取得合法地位。所以，它就放手让鲍罗廷推行一条华南战略，同时绝不忽略与北方军阀打交道和签订短暂的、最多是临时性的条约，从中获得好处。”{40}
这一评价，清楚地揭示出鲍罗廷在中苏谈判中处境的根源。
注释：
①②⑦⑧⑨{11}{12}{13}{14}{15}{16}{17}{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66、 327、415、295、388、487、439、440、486、486、439、487、403页。
③ 加拉罕在1923年10月6日曾经写给鲍罗廷一封信，内称：关于“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我已经在北京同您相当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情况”。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④⑥{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2、533、535页。
⑤ 程道德、郑月明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⑩ 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海关税收成为列强赔款以及所借外债的抵押。除按期偿还赔款和债务之外，所余之关税收入称为“关余”，由英国人控制的税务司上交中国政府。1923年9月，孙中山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将广州税关所欠关余，全部交还广州政府。北京公使团以广州革命政府未经各国承认为由，置之不理。11月23日，广州政府外交部再次警告北京公使团，要他们如数交还关余，否则革命政府将自行提取。12月3日，北京外交使团致电广州政府，声称如果广州政府自行行动，当以强硬手段对付。
{19}{21}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
{20} 薛衔天、黄纪莲、李嘉谷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22}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广东革命史料丛刊·谭平山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149页。
{23}[俄]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24} 根据《申报》1924年3月11日载香港10日发出的电讯报道，鲍罗廷“前天赴北京”。
{25}{37}{3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12、65－66页。
{27}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这封电文时，在“编者前言”中做如下评价：“俄代表鲍罗廷有电致孙大元帅，请民党注意此事。惟民党以北廷本不能代表中华民国，证之此次之破坏中俄邦交，更信而有证。故以为欲得国际间平等条约之成功，惟有根本推翻北京之所谓政府，建设国民政府，方足以实现其公平之对外政策，否则北京之所谓政府，方日与列强狼狈为奸，断不能许于人民有利益之外交成立也。”正因此，瞿秋白甚至怀疑此电报的真实性。他在1924年4月5日写给鲍罗廷的信中说：“上海报刊一般都说加拉罕不同意从蒙古撤兵，是继续实行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恰好此时一则电讯报道了孙中山给鲍罗廷的答复，孙说，在中国民众和中国的革命党取得胜利之前，俄国不应与非法的、未得到民众承认的北京政府来往。……您与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是否确有这样一封电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522页。
{28}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384页。
{29} 其实，早在上一年鲍罗廷来华途经沈阳时，便拜会了张作霖，“讨论了悬而未决的中东路问题”。[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版，第121页。
{30}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21日。
{31} 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32}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6月25日。
{33}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34} 波赖等：《最近中国外交关系》第3册，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49页。
{35} 主要有：6月4日的《北廷承认俄国之原因》、《承认俄国之秘密》；6月5日的《秘密》；6月8日的《介绍上海民国日报叶楚伧的“北廷签字后的中俄”》；6月9日的《枉道求合之中俄问题》，等等。
{36} 《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2页。
{38}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4日；[美]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311页；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页。
{40} [美]赫尔穆特·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