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宋庆龄在孙中山病逝后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旗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对中国工产党的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情和支持。新中国成立时，被誉为“国母”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宋庆龄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对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十分敬重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朋友。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白色恐怖下：友谊之始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始建于20年代中期。1924年9月初，周恩来由欧洲归国到达广州，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把军校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宋庆龄的。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曾特邀宋庆龄到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年轻能干的周恩来，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半个世纪后，宋庆龄回忆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他们联系起来。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天，周恩来出席了在南昌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以及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宋庆龄当时虽在上海，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当天，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与毛泽东、董必武等21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这一宣言在当天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前，由周恩来亲自改定。宋庆龄高度赞扬这次起义，她说：“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她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岁月中，宋庆龄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密切合作，建立诚挚友谊的思想基础。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大力帮助。宋庆龄甚至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其中有周恩来用“伍豪”签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妥善地藏于自己的住所，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30年代，宋庆龄寓居上海。当时正值一片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住所严密监视，但宋庆龄同志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多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1936年初，宋庆龄在住所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者董健吾，也就是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宋庆龄拿出一封信交给董健吾，告诉他这是一封非常秘密的信件，要他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带回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以及送给宋庆龄的纪念品——红军在江西时铸造的带有镰刀斧头的三枚银币和苏区的一套纸币。
宋庆龄一见到董健吾，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急切地问：“毛泽东、周恩来可好吗?还有很多很多共产党同志，他们可好?”当听到他们都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向她致以问候时，宋庆龄心情激动，喃喃地说：“是吗!……”
读罢回信，宋庆龄激动地将一张张纸币在桌子上摆好、摊平，仔细观看。在她看来，那三枚银币比金子还要珍贵。就回信里，中共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和马海德得以成行。据马海德回忆，1936年6月的一天，宋庆龄派人送来一封信，请他晚上到她的住所去。他到了那里，宋庆龄把介绍他去延安的秘密消息通知他。介绍同他一起去延安的，还有斯诺。斯诺和马海德带了显隐墨水的信，还有从中撕开的半张五英镑纸币，来到了西安，在预定的地点，碰到一个拿了半张五英镑纸币的人。两个半张对到一起，正好吻合。他们就被当作同志而接受了。
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雄伟业绩。马海德在此行之后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绿茶暖人心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提出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的响亮口号。
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奉党中央的指示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7月下旬，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宋庆龄，周恩来途经上海，要来看望她。近十年来，虽然她时常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情况，共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也时常有信件来往，但毕竟地处南北，天各一方，难得有机会相见。所以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这天，宋庆龄早早地就派人上街购买食品，并且自己亲自动手做菜，她要好好地招待家里来的“贵宾”。当周恩来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急步走到门口热情地欢迎客人。“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着将周恩来等人请到客厅。“夫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见到您，您近来身体好吗?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都问候您!”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宋庆龄的手，高兴、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久别后的重逢，让他们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周恩来等人坐下后，宋庆龄给他们沏上绿茶。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着当前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听后表示，坚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方针、政策，并愿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真正实现而努力。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会见虽然短暂，但是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大家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景都充满着信心。宋庆龄从周恩来这位政治家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当年任务的论述中，感到受
益匪浅。
不久，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处境，专门拍来电报，敦促她尽快撤离上海。在这山河破碎、国危事急的关头，宋庆龄最终听从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放弃坚守故土继续战斗的念头，惜别寄托着她无限情思的莫里哀路29号中山故居，乘轮船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为配合、支持大陆的抗战，积极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共同为国内的抗日战争作贡献。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1938年8月，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在姐妹般的亲切会见中，邓颖超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与致意，并向她讲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颖超还约请宋庆龄一起去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的妇女爱国活动。宋庆龄欣然允诺。不久，她们悄悄离开香港来到广州。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推动下，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会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多次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他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等人离开香港。为此，中共中央发出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尽全力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开香港。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宋庆龄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在雾都重庆，宋庆龄依然处境险恶，受到监视和威胁。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干扰，保卫中国同盟连办公的房子都没有，宋庆龄将自己的住宅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使其很快地恢复了工作。在这期间，她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将一架国外捐来的大型X光机，设法运到延安，给解放区人民以极大的支援。
在重庆时期，宋庆龄多次见到周恩来。而令她最为难忘的一次，则是1942年底在她家举行的欢送董必武等人返回延安的茶餐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茶餐会，应邀出席的有周恩来和邓颖超、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等。
为了热情地招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考虑到客人的口味不同，她让厨师在做饭时尽量多样化。尽管如此，宋庆龄还是说实在不像样子，请大家包涵。周恩来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对她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象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外面是阴湿寒冷的冬天，但宋庆龄的家中却难得的热闹，充满着欢乐的友情。
当时，宋庆龄平时除了和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外，平时很少会客，一直深居简出。今天这么多知心朋友聚在一起，宋庆龄非常开心。大家亲热地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凝神聆听周恩来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讲述西北战场上的战绩，整个客厅变得格外肃静。室外寒风呼啸，阴云密布，室内炉火正旺，茶水正浓，气氛和谐而融洽。大家虽然党派不同，信仰各异，但在争取抗战、振兴中华这个目标下，结成了真正的朋友。在炉火的照耀下，壁炉架上挂着的两株金灿灿、黄澄澄的稻穗，玲珑剔透，十分可爱。这是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李德全指着禾穗，大声赞叹道：“你们瞧，多好看哪!这两株禾穗简直象金子铸成的一样!”宋庆龄微笑着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宋庆龄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周恩来站了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抚弄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宋庆龄笑着说：“谢谢，谢谢!”她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客厅里的宾主为周恩来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感染，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祝愿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七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齿轮两旁，便是两株禾穗，金光闪闪，光彩照人。
建国初期：温馨的“银婚”贺电
1949年初，正值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在上海，特务横行，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扬言要把宋庆龄劫持到南方去。1月，党中央给在香港地下党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发去一份指示电。电文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在这份指示电的下面附有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电文：“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经使反对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这两份电报都由周恩来修改定稿。周恩来对于如何与宋庆龄联系，如何保障宋庆龄的安全，考虑得颇为周到，在中央指示电的结尾处他强调指出：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这里一连用了两个“必须”，可见周恩来态度之谨慎和对宋庆龄的尊重。
1949年5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大上海的解放。5月28日，史良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紧紧抱住史良，喃喃地说：“现在我们解放了!现在我们解放了!”中央领导同志得知宋庆龄安全的消息，十分高兴。周恩来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
7月，邓颖超携带毛泽东主席亲笔信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信中说：“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毛泽东1949年6月19日”临行前，周恩来又写了一封亲笔信：“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
日命驾，实为至幸。”当邓颖超把信交给宋庆龄时，宋庆龄亲切地递过一把扇子：“谢谢，您一路辛苦了，先坐下休息!”宋庆龄从邓颖超手中接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立即走到窗前读着，急切而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她露出喜悦的神色：“人民胜利了!人民在瞻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接着，邓颖超恳切地陈述自己专程来上海陪孙夫人尽快北上的使命。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她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两次到北京都是和悲痛连在一起的。第一次是1925年，孙中山病逝在北平；第二次是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她到北平护送孙中山的灵柩离开北平。此后，她再也没有去过伤心地北平。陪同邓颖超一起来的廖梦醒进一步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泽东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恩来同志特地接你的。”宋庆龄低声回答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一个多月后，邓颖超又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
1949年8月26日，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的陪同下，宋庆龄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8月28日，宋庆龄到达了金秋时节的古城北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宋庆龄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站台上迎候。在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最后，宋庆龄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这一天，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大红灯笼，城楼两边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人群如涌，歌声如潮，红旗如林。在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宋庆龄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宋庆龄通报，与她协商。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宋庆龄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帝反霸、争取和平、促进国家统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在这共同的奋斗中，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友情更深厚了。
宋庆龄初到北京前，周恩来为她寻找一处住地，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修葺、整理，他还多次到该处去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有一回周恩来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建国前那样请他到家中吃饭。究其原因，她是这样给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1950年8月，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尽管周恩来和邓颖超并没有刻意向人提起这个日子，但是他们却收到了细心的宋庆龄从上海发来的贺电：“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深挚的友情。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从事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创办了《中国建设》这本刊物。她在《怀念周恩来》一文中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准备创办一个刊物。1951年3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亲自来到北京宋庆龄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并商谈这件事情。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希望由宋庆龄承担刊物的创办工作。宋庆龄当即答应下来。俩人又就刊物的方针、所需的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52年初，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终于创刊了。从这以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中，经常给予重要指示。1957年，周恩来为杂志创刊五周年题词。同年，周恩来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的批示。1958年，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周恩来指出“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1962年，为了庆祝创刊十周年，周恩来与宋庆龄一起亲赴杂志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鼓励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
1958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原名中国福利基金会)度过了20个年头。5月25日，周恩来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从此，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
“文革”期间：患难见真情
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周恩来与宋庆龄这两位革命家的友谊也依然深厚如故。
“文革”之初，宋庆龄住在上海。上海形势很乱，周恩来考虑到她的安全，劝她住到北京。对于保护宋庆龄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文革”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作古多年的孙中山作为“破”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8月，一些无知的农民在红卫兵造反风潮的鼓动下，把宋氏墓地的宋庆龄父母墓也掘开砸烂了。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双手颤抖，悲愤地说：“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了子女，到了子女这一辈，父母的尸骨都被人挖掉，真使人心痛啊。”宋庆龄泪如泉涌，含着泪恳请廖梦醒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
周恩来得知后，他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委会，严厉地责令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上海民政局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重新修缮墓地，刻立了墓碑。并把修后的照片送宋庆龄看。
8月30日，周恩来亲自拟订的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宋庆龄。第二天，周恩来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又为宋庆龄说
了话。周恩来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坚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地下党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
周恩来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为确保宋宅的安全，周恩来特意指定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负责宋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门包括派出所的同志细心地警卫宋庆龄住宅。当年10月，周恩来还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
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的万人集会。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陶铸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会场。在这个会议上，宋庆龄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赢得了全场多次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内外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事先曾由周恩来亲自修改、润色。
对于周恩来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时期还全力保护自己，宋庆龄十分感激，铭刻在心。70年代初期，周恩来身患重病。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沉重，她多么盼望周总理早日治好病，恢复健康啊。当她得知1975年周总理病情严重，而江青还时常到医院干扰治疗时，愤慨地称江青为“泼妇”，并将这一严重事件向有关人员作了通报。宋庆龄在对江青的行为表示愤恨的同时，对周总理的处境深感忧虑。她常说：“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为了使周总理早日康复，宋庆龄亲自将自己家的鸽子蛋一个个积攒起来送给周恩来吃。有一天，几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宅的湖里打上了一条二十三斤半重的大胖头鱼，他们对宋庆龄说：“首长，这鱼多大!今晚上让李妈给您烧鱼吃，好补养身体。”宋庆龄马上说：“谢谢大家，这条鱼还是先留着吧!”说完，她进屋就嘱咐秘书：“那条大鱼请你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原来，宋庆龄听说近一个时期，周总理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十分挂念，所以这条大鱼她舍不得吃，赶紧让人趁新鲜把鱼送给了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宋庆龄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伤心地叹息：“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已经83岁高龄的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并且发表了寄托自己哀思的《怀念周总理》一文。宋庆龄深情地写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77年1月，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宋庆龄发表了一篇四千多字的长文《怀念周恩来总理》，全面评价了周恩来的功绩。
1981年5月，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中央又一次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表示了长期以来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们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决定写道“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翌日，邓小平专程到病床前向宋庆龄表示祝贺。
就在宋庆龄去世的前两天，邓颖超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高度概括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称：“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