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计，弃暗投明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占领整个大陆(除西藏以外)为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编的近30万人，则占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近七分之一。其中较为著名者，如1948年9月19日济南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人起义。10月17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万余人在长春起义。1949年4月23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舰48艘分别在南京和镇江江面起义。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武昌起义。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等率部在长沙起义。9月19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在绥远起义。9月26日新疆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赵锡光及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等率部在迪化(按即乌鲁木齐)起义。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在成都起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率部在彭县起义，等等。
由中共秘密策划的战场起义，对于在大规模战略决战过程中的国民党军，损害之大，要远远超过熊向晖、郭汝瑰等人的情报作用。1948年9月中旬开始攻打山东省府济南时，中共通过策反济南守军之一、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顺利地控制了国防部加紧空运援兵必须要利用的济南机场，并且在济南城防撕开大口子，彻底动摇了济南守军的防御决心。原计划要一个月打下的济南，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攻克了。攻城的华东野战军仅以14万人就全歼守军11万人，第一次夺取了具有强固防御工事的中心城市，还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大批高级将领。
国民党军将领这时所以会大批起义或倒戈，显然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功策反分不开。1945年秋的平汉战役中，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上万人起义，导致战后国民党第一次有战区副司令被俘，第三十军、第四十军2万余人被歼，就是因为中共自抗战爆发前开始，至整个抗战期间，都始终没有放弃做高部的统战工作，并在高树勋身边派有自己的代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不允许高部前往敌占区参加受降，反而委任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要高部参加打通平汉线的作战，高自然不满。这时中共趁机策反，犹豫再三之后，高最终决定倒向共产党一边。淮海战役中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等部的起义以及第一一○师的起义，更是直接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第一一○师内部甚至建有秘密的中共党委会，师长廖运周就是党委书记。这种部队的起义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如何选择对打击国民党军最有利的时机罢了。
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和国民党自身四分五裂的情势，促使中共各个地下组织几乎都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关系，加入策反工作。到1948年战争形势明显地有利于中共之后，各中央分局，甚至各市级党组织,或建立专门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或利用城工部展开策反工作。中共上海局即以该局负责人张执一牵头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先后策反做过蒋介石侍从参谋的段伯宇，并通过段策反其弟，即这时担任联勤总部运输副司令兼吴淞基地运输司令的段仲宇，而后又策反了蔣经国的亲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干训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通过段、贾，又策反了蒋介石三个伞兵团之一的刘农峻团。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长江舰队和20余架飞机起义，并且策反了负责死守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等。由于中共这时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策反工作，常常是党政军各部门多管齐下，一个对象有多个线索在同时进行，争取力度极大。1948年，中共派去吴化文部做策反工作的，就有三四拨人马，仅中共济南市委就有两条线索几乎同时在做吴的工作，吴的妻弟因为是中共党员，也中断了在北京朝阳大学的学业，受命前来做吴妻子的工作，最终取得成功。江阴要塞守军起义，也是同样情况。策反争取张轸、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也都是多条渠道在同时工作。
这时积极协助中共策反的，还有其他中间党派，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有众多师生、部属关系的农工民主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被策反，就与中间党派的介入有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王葆真，在帮助郭汝瑰传递情报时，机关突遭破获，王焚毁情报，备受酷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和他的中共联络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民主党的秘密成员，1949年初即与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传送情报。川军刘文辉等倒戈，就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
离间计，人员倒戈
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得益于三点。
第一，自然是因为军事形势根本逆转，蒋介石的指挥完全失败，众多军事将领已失去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嫁衣裳，白白牺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严格区分了战场起义和缴械投降的政策界线，起义部队不仅可以基本维持原有编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这对处在动摇之中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颇具吸引力。
第二，是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特别是杂牌军，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编入中央军的将领，备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动辄被排挤吞并，造成众多非嫡系部队离心离德倾向严重。
第三，是有不少将领正义感强，颇具理想性格，对蒋介石国民党此时的作为和政策极为不满。如蒋经国手下的重要干将贾亦斌，就是因为目睹国民党日渐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与早先理想背离，因而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只因蒋经国抱负心很大，贾一度对蒋经国还抱有希望。不意蒋经国1948年8月乘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之际，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时实施“打虎”行动，结果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一案时，竟因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干预而不了了之，此事激起贾的强烈逆反心理，最终对蒋经国和国民党都死了心，从而下决心倒向了共产党。
促成国民党大批将领起义的关键，自然与战争后期人心所向，潮流所趋的大势有关。事实上，很多国民党人当年选择国民党，也同样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正因为众多有理想的青年人更倾向于彻底的解决办法，因此也就造成了从黄埔军校开始，国民党旗帜下的学生和青年军官大批加入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许多人更干脆加入共产党。特别是随着国民党自身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许多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过关系的国民党将领不免会重新思考自已当年的选择。如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侯镜如等，就是在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时因为对国民党失望，而重新主动与中共发生联系的。而其他一些将领，如何基沣、谢士炎等，则是在此期间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作为而加入共产党的。还有一些将领，如卫立煌等，也是在抗战期间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只是因为中共中央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未同意其申请罢了。而相当一批黄埔生的思想转变，就更是直接与当年的经历密切相关了。这种情况显示，还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后期，在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眼里，国共两党之间就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差别来了。
到了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弊端百出，危机重重，激起社会民众和舆论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将领中的离心力日渐加大，最终促使许多人选择站到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一方去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瓦解，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摘自《国民党的“联共”“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