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严肃地对红卫兵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卷起，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时髦的“破四旧”和“抄家”活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虽然作古多年，但仍免不了被“破”的厄运，南京的红卫兵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逼得中共中央不得不表态；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尽管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她在北京的家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发表了郑重的讲话：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这番斩钉截铁的话，使头脑发热的红卫兵们稍稍清醒了一些。
宋庆龄的一生，周恩来是最了解的。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是宋氏家族的二小姐。她有一个姐姐(宋蔼龄)、一个妹妹(宋美龄)和三个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这兄弟姐妹六人，后来成为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宋庆龄早年曾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大学留学。回国后，于1913年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这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她加人中华革命党，次年10月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伴侣，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时，宋庆龄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掩护孙中山离开险地。之后，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造国民党的措施。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于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的6月16日，在广州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并亲自担任该校的总理。这年9月初，周恩来由欧洲归国到达广州，不久，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把军校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宋庆龄的。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曾特邀总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到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年轻能干的政治部主任，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半个世纪后，宋庆龄曾回忆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6年12月，宋庆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搬到武汉。不久，蒋介石自立中央，宣布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形成宁、汉对立局面。在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暴露出来、离孙中山的遗愿越来越远时，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左派，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她仍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战斗。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天，周恩来出席了在南昌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以及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在上海，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当天，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与毛泽东、董必武等21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这一宣言在当天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前，由周恩来亲自改定。周恩来与宋庆龄的这种精诚合作，从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于1927年9月流亡莫斯科。她继续撰文，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它将“遍布国内各地”。这时的宋庆龄，显然已经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前景。宋庆龄回国后，仍旧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大力帮助。宋庆龄甚至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其中有周恩来用“伍豪”签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妥善地藏于自己的住所，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抗日战争爆发，宋庆龄对周恩来表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o”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心援义战，大海汇百川”。
“七七事变”的当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飞离延安抵达上海，将要去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谈判有关事宜。在上海，周恩来等人专程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
这天，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住处时，宋庆龄亲自到大门口把周恩来等人迎进客厅，并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她对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为赞赏，更钦佩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胆识和勇气。当她听完周恩来当面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看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她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充满了信心。她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愿意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并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重逢，宋庆龄专门派人上街购买了丰富的食品，留周恩来在寓所吃饭。
7月中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到庐山同蒋介石等人会谈，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个月以后，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这种危急关头，周恩来拍电报给宋庆龄，请她撤离上海。起先宋庆龄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但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听从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意见，于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惜别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故居，秘密离开上海，乘轮船来到香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为配合、支持大陆的抗战，积极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共同为国内的抗日战争作贡献。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8月初，中共长江局特派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邓颖超还约请宋庆龄一起去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的妇女爱国活动。宋庆龄欣然允诺。不久，她们悄悄离开香港来到广州。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推动下，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了，名誉会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他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等人离开香港。为此，中共中央发出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尽全力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开香港。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宋庆龄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到重庆后，宋庆龄遭到国民党的监视。国民党特务们都知道，这位“国母”与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密切联系，她倾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此，对她限制更多。但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却有较多的机会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见面，并经常保持书信联系。
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也从香港迁至重庆，但工作举步维艰。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请她偕女儿前来重庆。廖梦醒到达重庆以后，一方面担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的工作。“保盟”的工作恢复后，迅速在重庆等地募集抗日捐款，并通过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给解放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打败侵略者、反对反动势力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宋庆龄和周恩来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1942年冬，董必武等人要返回延安，宋庆龄特意在重庆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茶餐会，邀请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等人参加。当周恩来人席看到宋庆龄安排的一桌丰盛菜肴时，风趣地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
这天，宋庆龄的壁炉架上正好挂着两株金灿灿、黄澄澄的稻穗，这是秋天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专门带回来的。大家对这两株禾穗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宋庆龄便从壁炉上把它们取下来，托在手上，深情地说：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恩来走过去接过禾穗，动情地抚弄着说：
“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周恩来的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在新中国的国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都庄重地画上了两把金黄的禾穗。
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特派邓颖超迎接宋庆龄北上，共商建设大计。周恩来恳切地对宋庆龄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人员撤离南京，飞返延安。在走之前，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宋庆龄见面，是在九、十月间，他为了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愤然退出南京谈判，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多次访晤宋庆龄，商讨局势。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始终惦记着宋庆龄的安全，12月17日，周恩来又通过英籍华人陈伊范(Jack Chen)带信给宋庆龄，信中说：
亲爱的夫人：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度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到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筹备中。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派与宋庆龄交谊很深的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6月1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两天以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肄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这两封分量极重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
6月29日，宋庆龄接到信，她欣然同意随邓颖超北上。
由于身体原因，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延至8月下旬才动身北上。8月28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宋庆龄乘坐的当时条件最好的火车来到北京。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方面人士早巳迎候在站台上。
等宋庆龄稍事休息后，9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全体会议，欢迎宋庆龄就任筹委会主席，并讨论有关事宜。
9月21日，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面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这使宋庆龄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欣慰和振奋感。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同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闭幕时，宋庆龄被全体委员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更加注意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和汲取宋庆龄的意见；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宋庆龄经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以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
1950年5月24日，周恩来拍去一封致“上海宋庆龄副主席转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贺电，称：
6月1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特电致贺，并祝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新中国的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努力中获得更大成绩。
宋庆龄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她立即回了信。
这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银婚”(25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着意向谁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纪念它。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却挂记在心上。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她特意发了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宋庆龄
这份电文，包含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及友谊，还蕴涵在日常生活小事中。
宋庆龄初到北京前，周恩来为她寻找一处住地，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修茸、整理，他还多次到该处去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
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有一回周恩来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建国前那样请他到家中吃饭。究其原因，她是这样给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孙夫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她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她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
195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建议中国福利会创办一个会刊，以英文版的形式向国外介绍、宣传新中国，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建设情况。宋庆龄欣然应允，并与周恩来商议了办刊的方针、所需解决的问题。1951年底、1952年初，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创刊。
尽管新中国的国内、国际事务异常繁忙，但周恩来仍然对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建设》杂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其工作给予了悉心的指导。
1957年，在《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之际，周恩来欣然为该刊题词：
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今后杂志的编辑方针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指导。1958年，就如何进一步改进杂志，宋庆龄和有关人员都提出了一些设想。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重视，他指示有关同志：要尊重宋庆龄的意见，“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要特别注意”。
1961年11月23日，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题词：
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
周恩来
1961年11月23日
为庆祝这一节日，周恩来还偕同邓颖超亲自到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
宋庆龄对此事印象很深。周恩来去世后，她重新发表前后两份题词，并深情地说：
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总理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周总理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和十周年题了词。
对中国福利会，周恩来更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地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宋庆龄在1978年6月总结《为人民服务四十年》时，特别提到周恩来对中国福利会的这种支持和关怀。
1958年，中国福利会度过了20个年头。5月25日，周恩来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从此，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
1963年6月，中国福利会举行庆祝成立25周年酒会，特邀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会上，周恩来热情赞扬了该会在协助抗战、支援根据地建设，在妇幼保健、文化教育和对外宣传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历来是具体而细密的。1964年，中国福利会下属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小足球队》一剧。周恩来亲临现场，给予很高的赞扬、鼓励。宋庆龄对此记忆深刻，她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文中还专门提及。
“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理解周恩来的处境，她曾说：“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周恩来去世，宋庆龄痛惜道：“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处于极艰难的境地。此时的宋庆龄，也成了受冲击的对象。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下了13位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
对宋庆龄的保护，周恩来除教育红卫兵外，他指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杨德中亲自主管宋宅的安全工作。周恩来怕宋庆龄在上海居住不安全，特意恳切地劝她到北京来居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上海和北京的两处住宅总算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然而，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后，格外愤怒。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掘祖坟的做法无疑是最令人悲伤、痛心的。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周恩来得知后，与宋庆龄同样愤怒，他在百忙中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长途电话，指示重修宋氏墓地，妥善处理此事。1967年，上海市革委会民政局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重新维修了宋氏墓地。虽然由于“左”的思想作祟，重立的墓上，立墓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一人的姓名，但宋庆龄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她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她还表示，对周恩来的这一恩情，她将永生不忘。
宋庆龄理解周恩来，认为他也极不容易。她曾说过：“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周恩来最终积劳成疾，癌细胞逐渐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得知江青在周恩来病重中还闯进医院干扰他治疗时，异常憎恨。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陈翰笙：“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宋庆龄听说鸽子蛋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她便把自己养的鸽子下的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少见的二十三斤半重的胖头鱼，她立即想到了周恩来，特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去；……她只想表示一点心意，祝愿周恩来早日康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以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她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常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此时的宋庆龄也被病魔缠绕，但她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掉会，与人民一道向“人民的好总理”默哀、鞠躬。
1977年1月，在周恩来辞世一周年之际，宋庆龄怀着沉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全面评价周恩来的长文《怀念周恩来总理》，称：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凡是这个潮流高涨之处，人们都怀念周总理，把他当做患难与共的朋友。
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为了让下一代缅怀周总理、学习周总理，这年，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办了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努力继承和发扬“周总理留下的革命传统”。
1981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中央又一次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表示了长期以来想要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们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次日，邓小平专程到病床前向宋庆龄表示祝贺。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国家的又一位“好帮手”，离开了人世。就在她去世的前两天，邓颖超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宋庆龄“景仰、热爱、钦佩和崇敬的革命情谊，积蓄在我的心头，现在像打开的闸门，再也无法抑制了”的心情，赶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高度概括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称：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吴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