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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位被毛泽东在信中称为“兄”的人，从投身辛亥革命到筹建黄埔军校，从反蒋抗日到成立民革，从北上参加新政协到成为开国副主席，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成为贯穿他生命始终的红线。本期《名门之后》，听李筱桐讲述革命元勋李济深的抗日岁月。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今年是李济深先生诞辰125周年。在解放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六女儿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信仰三民主义。”
联共抗日反蒋
在国民党中，李济深是位特殊人物，不是因为他功高位重，而是因为他曾三次被蒋介石 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
对于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李筱桐说：“蒋介石对我爸爸是又敬又恨。”蒋介石敬的是李济深刚正不阿的人品，恨的是李济深“处处与蒋作对”。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但因为蒋桂关系的恶化，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 、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曾应前线抗敌的第十九路军要求，建议国民政府调在关外进行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赴淞沪前线作战，“军事委员会都通过了，蒋介石就是不准。蒋介石说要‘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李筱桐说。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
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 、蔡廷锴 、蒋光鼐 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有黄埔军校100多人，有好多爱国青年，比如暗杀汪精卫的王亚樵 。很多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败后他们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那时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李筱桐介绍说，“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主席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
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北伐军第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李济深曾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居中加以调处。
蒋介石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李筱桐说。
其时，李济深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参加接见。他做了一件事让我父亲很尴尬，胡志明认识我爸爸啊，又是好朋友，毛主席站第一，我爸爸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爸爸那去了，拥抱接吻，就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消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去就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却未置一言。”李筱桐说。
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1月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李济深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四川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
1948年9月，李济深曾派人带信给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过于热心地想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参加。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
“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爸爸的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就住在房子里。当时警卫和公安都来了，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李筱桐说。
李济深的选择
中共中央曾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
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美国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她认为，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没有李济深。焦急的毛泽东、周恩来对钱之光下了指示——1948年冬天，必须将李济深安全送至解放区。
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我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1949年1月1日，李济深乖座的“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李筱桐说：“从那天起，我父亲开始记日记了，用的是一本美国产的硬皮本，离开香港那么仓促，他还是带在身边，那是冯玉祥送给他的。”
在解放区，李济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为这些来自南方的民主人士准备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挡东北的严寒。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
遗言“要见九州同”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济深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在采访结束时，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