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是哪位国外作家或诗人说过：一个健全的村庄乃是由良好的小学、良好的教堂、良好的诊所构成。这句话让我联想到英国诗人拉金在一首题为《日子》的诗中所写到的“教士”与“医生”。前者是管灵魂的，后者是管身体的。可见，一个地方没有这两种人，是不能想象的。在我们镇上“管灵魂”这摊子事的，当然不止牧师，还有和尚、道士、灵姑、觇童、算命先生之类，他们懂得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小有智慧之名。镇上有一座十九世纪末建的教堂（主体部分早已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拆毁），有两座二十世纪初建的老校（两座西洋式教学楼也在20世纪九十年代拆毁），有几间老药堂（已变更为服装店或理发店），还有一些寺庙、祠堂、老宅之类的建筑，要么消失殆尽，要么尚存旧影。时间冲刷了街屋的某个角，撕开了一堵竹筋构筑的三合土墙，淹没了一些长满草木的小院，卷走了一些青石板、门板、曲尺柜台之类的旧物。当我再度从老街经过，发现早年的街市格局不复存在时，几乎要怀疑自己是否在这一带生活过了；吊诡的是，当我的脑子里浮现三十多年前的街景时，仍然会有一些已经消失的房屋的幻影从别处飘移到我的记忆空间，抽长出虽不相干、却很相似的细节。
记忆最深的是向阳路老教堂（本地人称为耶稣堂）。环绕它的，大都是一些铅灰色老房子，有的门台上镌刻着“以马内利”四字，显然是基督徒聚居的所在。老教堂看上去像是一座粮仓，门台简陋，礼拜场所不大，两边有辅楼数间，木石结构，漆白。内有小筑，旧称三一阁，花窗尽毁，几根瘦骨伶仃的梁柱却依旧透着一股韧性。它的旧主人是晚清一位长年吃斋礼佛、写得一手好字的吴姓乡绅。无论之前有人读佛经，还是之后有人读圣经，似乎总有一些庄严圣洁的东西在这里被人默默存守。赶上礼拜天，祖母或母亲会带我去教堂听道。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一会儿低下头来闭上眼睛，跟一个看不见的神说悄悄话，一会儿又抬起头来齐声合唱——当歌声四散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教堂顿时像田野一样宽广而明亮，你能看到与水天相融的稻田，看到飞鸟与牛羊、荷锄归来的人，甚至能闻到一股混杂在河风里面的青草气息。我在小小的教堂里面也是喜欢四处走动，爬到一个阴暗、逼仄的阁楼，摸摸书架上那些砖头般厚重的经书。每回听到人们齐声高呼“奉主圣名，阿门”，我就知道，祷告结束了。人们从耶稣堂里出来之后，这条街慢慢变得寂静，天空也归于静穆。于是我就相信，有一个神，从太阳的角度俯视白昼的喧哗，从月亮的角度俯视夜晚的岑寂。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则笑话。甲问：你是否信仰上帝？乙答：是的，在我上教堂的时候。在我们村上，有些妇人在礼拜天上午刚刚跟人恶言相向，转眼间就夹着《圣经》，走出家门。路上有人问，去哪里呀？她总是带着貌似虔诚的口吻回答，去教堂“听道”。也有的，刚从教堂回来，就把横竖看不惯的人当畜生来骂。骂声震天，也不怕上帝听到。不过，大多数人从教堂出来时面目都是平静的，至少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是记念基督的好的。
我们一家改信基督教，是因为叔叔。据我父亲说，我叔叔年轻时，突然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祖母把他送到一位牧师家救治，几个月后，叔叔的怪病就治愈了。他们都说，我叔叔是耶稣救活的。所以，父亲一家就改信耶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叔叔出道了。他身体壮硕，力道过人。教会里的人称他为“弟兄”，道上的人则称他为“兄弟”。叔叔年轻时凭借一身力气，在我们镇上称雄。八十年代初，叔叔家发生了一起血光之灾，他算是侥天之幸，没被仇家一刀砍死。从此，我们家就益发笃信基督教了。祖母总是说叔叔心中有一个撒旦，只有上帝可以将它驯服。祖母上教堂时也没少给叔叔做祷告，恳求上帝多担待点儿。有一回，我在教堂门前的向阳路上，亲眼看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手执西瓜刀追杀一个小贩。那个小贩正要跑进教堂时，就先吃了一刀——那一刻，我想到的是叔叔被一群人围困双手鲜血淋漓的场景——那人掌背上的皮肉像钱包的拉链那样拉开，鲜血尚未喷出之前，可以看到里面白色的部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人的表情十分怪异，在原本应流露痛苦神色的时刻，他却咧嘴笑了一下。这就让人有些纳闷了，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才明白，人在恐惧中有时也会发笑。那种表情也许不算发笑，而是类似于发笑的抽搐。那个小贩一头跌进教堂，坐在地上。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那人的伤口，而是他那诡异的笑容。当那名持刀者站在院子里，用手中的刀发出恐吓时，一位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的牧师走了出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个持刀者，直到他转身离去。这时候，几个信徒围拢过来，为那个受伤的小贩包扎伤口。牧师站在他面前，目光热切，仿佛只要你愿意跟他静静地对视，这道目光就会穿过你的眼睛，直抵内心深处，像阳光一样盘在那里。
老教堂所在的地方是本镇一条叫向阳路的小巷。在我童年记忆中，每一条巷子都比现在要长，以至让人感觉时间也是这样静静地延伸下去的。那时我独自一人走出一条幽暗的巷子来到豁然开朗的大街后，猛然对着陌生的阳光打一个喷嚏，心里就会有一种小小的莫名的快乐。而现在，当记忆沿着向阳路——这条六尺余宽的小巷深入进去，就会有一些熟悉的人与事从另一头（时间的深处）朗然呈现。教堂对面是一座吴姓大屋，这一堵墙与那一堵墙、这一片瓦与那一片瓦之间，仿佛有着内在的、命运般的联系。这座大屋与周边两座已经毁掉大半的大屋原本是合为一体的，本地人称为“三座屋”。我父亲的一位堂姐（按辈分我得管她叫姑妈）就住在其中一座大屋的深处。那里有一个道坦，一块长条状的废弃的天空。有一回做完礼拜，父亲带我从后门走进“三座屋”：穿过门台、披舍、过道、天井，然后就在幽光闪烁的地方停住，敲门，有人应声，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人出来，把我们请进屋里，感觉像是突然跌进另一个世界。手触墙皮就有粉末掉落的老房子，雞冠花前的花白头发，脚一踩就嘎吱作响的楼梯，里面像是蜷伏着一团阴影的阁楼，以及阁楼里传出的老人的咳嗽声，都会让人不敢久留。在那样一座老宅，即便有什么声响蓦地砸进黑暗，也同石头落入池塘，四周传来一阵微细的窸窣声之后，很快就会恢复宁静。
与老教堂相邻的便是大会堂，建于一九五九年，方方正正的，从外形来看是对苏联建筑的拙劣模仿。当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大会堂朝南的墙面仿佛一张刚刚转过来的脸，充满了柔和的光辉；你此时仰望两扇窗户，就仿佛看到了一道同样柔和的目光。门前有两根粗壮的石英柱子，法相庄严，与南面一株大榕树隔屋相对。我的记忆并没有出现偏差，大会堂和树在一条线的两端，相隔大约一百多步。这一带的人跟人约见，要么说是在大会堂门口等，要么是说在大榕树下等。这株大榕树的存在意味着，这一带从前会是一条小河，河被填埋，变成了一条大马路，世事流转，榕树依然晏坐街头，垂临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一条不存在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