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影视巨擘邵逸夫107岁高寿逝世，留下无尽传奇和唏嘘，他一手创立的邵氏兄弟公司，从1948年成立到1986年停产，30年风云勾画了香港电影盛衰的历史轮廓，记录了老香港的浩荡风月。光影一梦100年，清末出世，历经清朝、北洋、抗战和殖民地的邵逸夫，下南洋、闯香江，一生就是一个时代。
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25年由邵氏四兄弟老大邵醉翁、老二邵邨人、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建立。而邵氏家族中日后引领江湖的，是邵逸夫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公司，他利用香港特有的地理环境，吸纳老上海的经验与人才，兴建了华语电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制片机构。
“邵式”中国想象
邵氏兄弟创立初期，内部几乎都是战后上海来香港的中国影人，大名鼎鼎的李翰祥和张彻，都是所谓的南来文人。从泱泱故国来到这个弹丸小岛，一腔傲气渐化作悲凉，在胶片中构筑念兹在兹的故土，成了他们一祭乡愁的余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出品的《梁山伯与祝上世纪英台》（李翰祥）、《独臂刀》（张彻）、《大醉侠》（胡金铨）等几乎都离不开中国民间传说、爱情和武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怀乡离愁凝结其中，从主题意念到美学配乐都有浓郁的北方味道。邵氏成功构建了海外华人的大中华群体意识。老一代的台湾人大概会记得，《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台湾上映超过半年，许多人看过不下10遍，大荧幕上的每一句台词和每一调配曲，都是巨流河中千万移民的离愁。
邵逸夫当然是个商人，他曾在一次访问中袒露：“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逃离的祖国大陆，也怀念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也是一个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事实上，1960年代初，华语电影在全球化电影业中是边缘的，华语电影在亚洲打败了好莱坞，在西方却仅能靠一些“东方情调”吸引微弱的目光。60年代的采访中他多次宣称，邵氏的目标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中国百年来民族主义的逻辑：追赶西方文明，在文化权力中分一杯羹—诚然，邵氏出品奉行娱乐至上，迎合市场，却在无形中重塑了市场，观众在电影中习得国族认同、爱恨取向，他才是手握权力的那一位。
以国语作为邵氏“官方”语言是其构建大中华文化策略的一个关键。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国语的通行保证了离散族群的联结和文化的共鸣。邵氏在60年代已经在香港处于垄断地位，粤语族群逐渐不是邵氏看中的受众。这个粤语为主的香江小岛，到60年代后期，粤语片几乎被邵氏彻底铲除。很难想象，如今已经充分建立粤语文化自信的香港，满大街的影院当年竟被国语片占领。从国族念想到当下的本土关怀，这一变迁大可为本土主义者所注视。
与欧美大电影公司合作制片、开创新的制作模式及扩大发行网络，是邵氏打入西方市场的另一策略。到60年代，邵氏已经和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及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合作拍片，尤其是日本，邵氏曾延揽导演井上梅次、摄影师西本正等做外援，《杨贵妃》、《飞刀手》等直接就在日本拍摄，在减低成本、扩充市场之外，更为了吸收技术。当下充斥香港近半江山的合拍片，早在邵氏时代就有了遥远的序曲。
邵氏武侠片大概是这座东方梦工厂不朽的招牌，60年代的香港早已受西方流行文化和观念浸染，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先内地一步全面西化。西片里刚健强韧的男性形象也深入人心，邵氏早期黄梅片中白面书生的文弱形象不再合乎观众口味。当时还是影评人的张彻最早提出，要在新派武侠片中建立阳刚风格，推翻从前的阴柔路线。邵氏武侠片塑造男性之间的快意恩仇和肝胆相照，在影坛打出一片江山，为日后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埋下比照。《独臂刀》的“盘肠大战”，胡金铨的禅意醉侠……挥戈弄影梦无尽。吴昊在《邵氏光影》的前言里写：“今日能看到好莱坞动作片尽是功夫式打斗，好莱坞女星打得像武侠片中的侠女，而香港的打星和武指更可扬威彼邦……这‘打’出来的天下可打来不易呢。”
在国语片称霸数载后，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催发了粤语片的回归。内地移民潮逐渐式微，到了70年代，香港居民大部分都已是土生土长，香港电影面临本土化集体想象的需要。邵氏旧部邹文怀创立的嘉禾公司生产了一系列卖座的粤语片，李小龙的《猛龙过江》、许冠文的《半斤八两》，成为邵氏强劲的竞争对手。邵氏的船头开始调转，将目光投向这座城市的街头巷陌、市井哀乐。粤语的回归、影坛割据使70年代成为一个分水岭，也为今天为人熟知的香港电影奠下基石。
清水湾的“东方好莱坞”
1986年邵氏突然宣布停产，带着一丝戛然而止的意味。邵氏女星郑佩佩自1970年息影嫁人，就一直没有回过邵氏，后来她在回忆文章里写自己1988年再回邵氏片场，目睹物是人非，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她直接把邵氏影城比作天堂：“我们都曾在这天堂里，寻找着我们的梦。”
这个邵氏梦工厂 ，正是邵逸夫建立的现代化商业电影流水运作的“东方好莱坞”。1965年邵氏影城在清水湾建成，拥有15个摄影棚，两个外景街道，一套完整的彩色胶片洗印设备，和从美国、欧洲进口的各种最新电影设备。这座当时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大、科技最尖端的制片厂，带动了香港电影的全面转型，从一个“传统之作的旧时代”进入具有现代感和先进技术的新电影业时代。
更重要的是邵氏移植自美国的大制片厂模式，大制片厂是早期电影产业市场化的自然结果，也是电影产业垄断化的一种最佳盈利和控制模式—制作高度分工，大量利用棚景及户外搭景，流水作业，生产各式商业电影，源源供应旗下院线，将电影制作真正视为工业生产，在纵向上形成“制-放-映”一体化的集中式垄断经营。邵氏影城成为一架庞大运转、理性生产的机器，电影成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体，香港电影开始进入商业流水制作的时代，这种模式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流水作业的生产策略渗入邵氏影厂的每个角落，几乎所有运作都可以呼应韦伯关于理性化的理论—追求理性管理、效率、专业及标准。几乎所有演员都被要求住在职工宿舍内，遵守严格的合约和低工资。那时候住宿舍的有李菁、何莉莉、胡燕妮、李丽华……大导演张彻更是在那里住到去世。郑佩佩在回忆中对邵氏宿舍倒是流露出留恋之情：“的确我们几乎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但我们却是绝对受保护的动物，不像现在年轻的一辈，像是透明的，一点私生活都没有了。”邵氏梦工厂在“圈养”演员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栽培，郑佩佩就曾被送去东京进修，而邵氏之后的无线艺员培训班，至今仍然是香江影视源源不绝的输送带。入得邵氏片库，参演者的如雷大名信手拈来：胡蝶、狄龙、岳华、林青霞、张艾嘉、尔冬升、周润发、刘青云、张国荣、梅艳芳、王祖贤、张曼玉……掐指一数，尽是香江好辰光。
拼命六叔
流水作业及合约制，对导演来说有时也是很大的压力，邵氏老牌导演何梦华当年以执导《人约黄昏后》如愿加入邵氏，在钟宝贤的访问中他说：“我那时才20多岁，初初出来做事……在邵氏公司，合同都是拍4部戏，一签都是签3年。”任职邵氏20多年，他说“创作自由是有。可是……每一个导演，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的票房”，在票房重压下，20多年来都一直被合约牵着鼻子走，一直欠着邵氏的片债，“我今生今世都离不开邵氏”。
从何氏口中也可看出主政者邵逸夫的掌权路数，六七十年代，“每个礼拜几个导演（包括岳枫、陶秦、罗臻、严俊、罗维、李翰祥等）都要到老板家去吃顿饭，这顿饭每个导演都要报告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新的计划，在那顿饭吃以前，都要谈完。”颇有点鸿门宴的味道。
勤勉是那一代南下商人的守业护符，邵逸夫曾有一年看900部电影的纪录，他承诺“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张彻也在回忆录中写，邵逸夫每天上班处理完日常事务之后，都会召一个高层谈话一小时左右，对公司事务、电影节情况无所不谈。他称邵逸夫对电影制作是“真正的内行，也深明导演工作”。每天必看导演拍的“毛片”（即样片），也经常让导演看，不合要求的宁可把底片烧掉；他本人也参与影片的剪辑，掌握最后决定权。“他当然是精明的生意人，时常感觉一流，但另一方面，他也具有所谓‘导演性格’，凡事必要尽力做到最好！”
张键在回忆录里写“六叔孤寒天下皆知”（孤寒，即吝啬），很多艺人后来都会笑谈六叔种种古怪的吝啬事。辅佐邵氏多年的邹文怀，就是因为对公司薪金制度不满，离职出走，与何冠昌及梁风共同成立嘉禾公司，成为邵氏劲敌。也因为分账未谈拢，邵逸夫错过了李小龙和许冠文。吝啬之余，六叔用人自有一套。邹文怀在邵氏时作为“头等人才”，却只予宣传部主任的“三等职务”，必须依附邵逸夫亲授他的“特等权力”，最直接的效果自然是减少了邹的离去对邵氏的冲击。张彻在回忆录中写，60年代台湾“银弹”出重金挖邵氏首席大导李翰祥，李不敌诱惑打算带着凌波投奔银弹，消息泄露，六叔立即重酬挽留凌波。后李翰祥孤身在台艰苦经营，终陷困局返港。他也能屈能伸，就在六叔常喝下午茶的半岛酒店等候，表明悔意，六叔对用人完全理性，加上害怕李翰祥投附邹文怀，也大方让李重返邵氏。
后邵氏时代
邹文怀自立门户成立的嘉禾，其兴盛无疑响应了本土意识的崛起，这是邵氏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开端，也是邵氏叱咤多年的大片场制走向没落的必然。70年代邵氏新一代导演的创新意念与保守僵化的片场体制毕竟不是很适应，单就取景而言，邵氏惯于在影棚片场作业，并未完全与这座城市烟火相接；流水线的文化产品不免套上重复的路数；家族式的封闭经营及保守主义精神和七八十年代香港活跃开放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邵氏模式成了被同代影人批判的陈旧对象。而同期的嘉禾及其他独立小制片公司却充分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从许冠文的市民戏剧到成龙、洪金宝的戏剧功夫片，以举重若轻的姿态获得了香港观众的垂青。到80年代，邵氏虽然保持着每年20部左右的电影产量，还是在商业竞争中失败。
1986年邵氏全面停止制片，邵氏帝国的抽身，给香港电影留下大片空白，却也焕发了港产片市场长达10年的活力，邵氏后期的导演如王晶、张婉婷、许鞍华、查傅谊等人日后一直活跃于香江影坛，大片场的衰落，也让很多人开出一条独立电影的新路；邵氏引人诟病的娱乐至死精神，成了香港电影无法摆脱的一道纹身，是沉疴却也是灵光。
邵氏电影研究学者刘辉曾将邵逸夫与好莱坞早期大亨路易·梅耶、塞缪·古德温、阿多法·祖克做比较：“他们多是来自异乡的商人，对于电影生意有着直觉性的判断；他们爱使用裙带关系或保持家族生意，为人吝啬保守，充满了各种争议的说法。他们都有极强的扩张魄力和竞争手段，永远只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
邵氏帝国落幕，斯人已逝，梦犹在。一代影人的浩义豪情、风月艳史在电声光影中封存成永不逝去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