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有不少外国著名学者应邀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即美国的杜威（John Deway）。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受到中国知识界极其隆重的欢迎，北京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成为他中国之行的重要一站。
缘起：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女儿露茜到日本游历、讲学。他的一些中国弟子得知消息后，立即协商请他来华。3月12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陶行知致信胡适，称三个星期前已获悉杜威到日本游历讲学，如果能借便“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并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则再好不过了。胡适接陶行知信后，立即致函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的杜威，邀他旅华讲学。当月，经协商，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与南京高师代理校长郭秉文受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尚志学会、新学会等教育单位和社团的委托，赴东京盛邀杜威来华。杜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对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即陶孟和——引者注）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4月，杜威结束在日本的讲学活动，启程来华。
杜威赴华讲学虽然是由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氏中国弟子直接促成的，但是，另有几位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如尚志学会、新学会、中国公学的主要负责人梁启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邀请杜威来华，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放眼世界、广纳新知、全面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的开放精神，体现了新文化阵营对科学、民主等新的价值理想、伦理精神的热切追求。可以说，杜威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嘉宾。
开展五大系列讲座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到达上海。5月3日，他到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从此开始了他在华巡回演说的历程。至5月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活动。5月29日，杜威夫妇北上至天津，在胡适迎候下当天抵达北京。
杜威抵北京之初，正赶上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杜威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极表关注，在6月初至6月中旬的每一封家信中几乎都谈及于此。他对军警镇压学生表示厌恶，认为把大学变成监狱是非法的，“等于军事占领大学”，同时对青年学生表示同情。
在京期间，杜威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并在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安排下进行学术演讲，主要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6讲）、“教育哲学”（16讲）、“伦理讲演”（15讲）、“思想之派别”（8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3讲）等5个长篇系列讲座，共58讲。此外，这一时期杜威还发表了“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治的发展”等系列演说。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座向北京听众介绍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的原因及霍布斯、斯宾诺莎、黑格尔、洛克和卢梭等欧洲近代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理论，并宣传自己的实用主义思想。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杜威阐述了教育的必要性和他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与长进有密切关系，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思想之派别”的演讲主要阐述西方哲学史上的四种思想派别，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系统派，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派，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派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派，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世间人类幸福唯一的保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分别评述美国的威廉·詹姆斯、法国的伯格森和英国的罗素三位大师的思想。“伦理讲演”中，杜威对伦理学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并对东西方伦理进行了比较，认为东方思想根据家庭，蔑视个人权利，更切实更健全，而西方思想根据个性，尊重个人权利，更抽象更属智理。此外，他多次在讲演中提及中国教育问题，鼓励中国知识分子增强信心发展教育，赞扬中国学生的爱国精神，提醒中国学生情智互用，主张学习外国经验要与本国的国情和需要相结合，应当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努力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杜威在北京进行的五大系列讲座，全为《晨报》所收录，一些短的演说也被刊载，这些演说有的连载数日，有的则连载数十日，为读者了解实用主义学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像《晨报》这样大量刊登杜威演说的报刊还有很多。如《新青年》从第7卷第1号到第8卷第1号分5期连载了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全文。《时事新报·学灯》从4月19日至6月19日刊登了《试验伦理学》、《教育之要素》等演说的全文。《民国日报·觉悟》刊登了《教育与社会进化底关系》、《“自动”底真义》、《新人生观》等多篇演说。杜威的同一篇演讲被数家甚至十数家报刊登载，其宣传效应可谓大矣。在刊登杜威演说稿的同时，许多报刊还大量登载了杜威的行踪，杜威的谈话、演讲要点，杜威的照片，杜威演讲的广告，杜威的生平，杜威在美国发表的文章的翻译稿。一时间，杜威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
杜威在北京过着平静而紧张的学者生活，尽管大量学术讲座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讲学之余，偕夫人、女儿也参观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风景如画”的西山，“黄色屋顶，蓝、绿、红色院墙，壮丽粗犷”的紫禁城，“美丽的”颐和园，都给杜威夫妇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偶尔，他们也到中国朋友家做客，那里富有北京特色的四合院引起他们相当大的兴趣。
给杜威夫妇留下美好印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光、建筑，还有中国朋友的友谊和热情。1919年10月19日是杜威的60岁生日，这一天，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共同为杜威举办了生日晚宴，以示庆贺。晚宴于当天下午7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梁启超、蔡元培，以及胡适等一批杜氏弟子出席，蔡元培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致词中，蔡元培称赞杜威哲学是“用十九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认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也即席讲话。他首先感谢东道主为他的生日举行晚宴，接着谈了来中国后的一些观感，最后建议中国多讲求西洋文明中哲学等方面的学问，认为这样“不但可以解除东方人从前的观念，并且可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害处”。
1920年3月底，杜威结束在京的长篇系列讲座，受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南下讲学。
延聘一年 继续发酵“杜威热”
在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里，杜威到江浙一带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上海、南通、杭州、徐州、无锡、苏州等十几个城市，巡回演说40多场，在各地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还在南京作演讲时，杜威旅华一年的期限已到，但中国知识界意犹未尽。为使杜威能继续在华传道授业解惑，北京大学等原邀请单位请求杜威留下来。中国知识界的盛情，特别是“中国正在为统一独立民主而斗争的吸引力改变了杜威夫妇准备于1919年夏返回美国的计划”，杜威答应了中国朋友的请求。1920年4月，北京大学打电报给哥伦比亚大学，请求延聘杜威一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允准。
1920年7月初，杜威结束南方巡回演说，再次北上返京。从1920年秋至1921年夏的一年时间里，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讲授“教育哲学”。其间，他先后两次南下巡回演说，到了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山东等地。
在紧张繁忙的巡回演说中，杜威不知不觉间已在华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不辞辛劳，除了在北京，还到处演讲，足迹遍及上海、天津、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12个省市，共作了大小演讲200多场，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这些饱含实用主义学说的西方文化极大地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杜威每到一处皆在当地引起轰动，各阶层到会听讲者，颇极一时之盛。
与此同时，杜威的演说稿也结集出版。1920年8月，晨报社将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大系列讲座辑为《杜威五大演讲》向全国发行。到杜威离华时，该书已印行13版，每版都在1万册以上。此后，该书又多次印刷，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除《杜威五大演讲》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杜威演讲稿。
聘期将届，杜威决定踏上归程。1921年6月3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尚志学会、新学会五个团体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宴会，为杜威夫妇及其女儿饯行，共有80余人出席。席间，五团体代表梁启超、胡适、范源濂、吴卓生等先后发言，盛赞杜威来华的影响，感谢他对中国的帮助。杜威非常激动地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感受：“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希望中国民众既要有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又要有实行的态度。”随后几天，宾主双方话别。7月11日，杜威一家离京返美。
留给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讲演，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对五四时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杜威的演讲也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渴望了解西方文化、尝试教育改革的需要，留给中国知识界太多的思考。
随着杜威来华讲学，当时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各派人物都表现出对实用主义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好感。如，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学说就大都表示敬意。陈独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因此表示“相信尊重”实验哲学。1921年5月初，杜威赴广东演讲，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亲自出面主持演讲会，并介绍杜威的生平。毛泽东也曾信奉实用主义。他在《湘江评论》发刊宣言中说，当前“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把实用主义当做思想领域的指导性学说。直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毛泽东仍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实用主义哲学的，并且受胡适实用主义观点的影响，1919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也称“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实验主义’”。被后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启超，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同样热情。他是杜威来华的积极支持者和赞助者，杜威巡回演说后，他更对实用主义学说表示称颂和认同。他指出：“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他还表示“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
可见，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确实形成了一股实用主义热潮。杜威实用主义对五四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成为当时人们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解放思想的强大理论武器，引发了知识界的思想论争，而且成为学术界破旧创新、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界也形成了一股“杜威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在学校教育制度、方法和内容等方面均仿效美国进行改革。如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因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故又称为“六三三学制”。学制所依据的标准、学制内容都和杜威教育理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深受其影响。新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这几条标准可以说是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来看，杜威思想的影响也渗透其中。新学制规定：小学分初、高两级共6年，义务教育以4年为准；中学分初、高两级共6年（各3年）；大学修业年限4至6年；普通教育设职业准备教育或职业科；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并设师范教育；注重天才教育和特种教育。这些规定扩大了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提高了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加强了职业教育，根据学生发展阶段，照顾到学生的个性，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
此外，受杜威平民教育理论的影响，平民教育很快发展起来，夜校和识字班、免费学校等纷纷出现。如，1919年下半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成立平民教育社，宣传和实施平民教育，并且创办了《平民教育》杂志。1920年1月，北京大学开办平民学校，蔡元培还在平民夜校开学日上发表演说。
杜威的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地震撼了杜威。杜威在其讲演中也一再提醒中国听众，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不只是输入模仿，还要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补救，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益，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对于这些提醒，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似乎有所选择地轻忽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95824部队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