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德国公民民主政治思想的教育。本文以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流变为视角，探究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逐步确立、德国公民民主政治素质的养成以及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G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119 — 02
德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其公民的政治教育，德国政治教育经历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教化”以及当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教育，逐步建立起民主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尤其在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为肃清纳粹思想的遗毒，防止极端民主主义、军国主义等沉渣泛起，培育国内的民主政治文化，加速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以使德国尽快融入西方民主社会。本文以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流变为视角对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进行研究和阐释，呈现了二战后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合作理论”与“冲突理论”之争
20世纪50年代，德国民众不仅遭受国家破败、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短缺这些物质上的苦难，他们更难以承受的是，纳粹时期纳粹政党宣扬的所谓“民族共同体”、“德意志理想”等看似崇高的国家理想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罪恶的神话”这种精神上的伤痛，致使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人们对国家政治生活冷漠疏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当时，德国政治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平复纳粹政权和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的心理阴影，解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和“不合作”问题，为德国的振兴和崛起培养优秀的德国公民，以期德国人民能够尽快形成国家重建与复兴所需要的凝聚力。
针对民众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和对新国家认同度不高等现象，德国学者欧廷格认为，应当从传统政治文化层面寻找原因。一定程度上，“传统的政治教育是建立在国家至上的观念之上，国家被视为一个和公民相对、在个人之上的主体，也就是个体应该居于国家之下、服从国家”〔1〕，传统政治教化过度强调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臣服，忽视公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因此，欧廷格提出了“合作理论”，认为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权威型政治形态，强调“从政治概念上看，人类合作处于中心地位，而不是国家政权，……友好合作应取代奉承关系所主导的工作观念”〔2〕。政治教育应当鼓励公民树立公民意识，主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而不是臣服于国家，服从国家的绝对权力，应当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社群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努力构建和营造“合作”、“和谐”的社会局面〔3〕。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合作理论指导下的德国政治教育对于帮助德国公民走出战争阴影，恢复对国家重建和振兴的信心，增强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合作理论在政治生活中过于强调合作的和谐模式，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各群体、阶层、阶级之间存在的价值差异，不利于德国公民本就缺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正如当时有批评者指出：“在国家秩序缺失和受损之处，合作无从谈起，政治教育将被卷入无序的漩涡。”〔4〕
在现实中，政治权力的冲突状态以及国家的统治形式是在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斗争的现实不会因“合作”而结束，因此决不能对激烈的政治冲突视若不见，若单单强调合作的和谐模式以企图在政治中躲避冲突，只会导致公民更加难以看清政治现实。考虑到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构建以“政治冲突”为基点的“冲突理论”来提升德国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政治素养。德国政治教育领域通过与公众对政治冲突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的方式，使公众接受政治冲突的现实并运用政治知识分析政治冲突，逐步唤起德国公民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再对政治持冷漠疏离的态度，激起德国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使德国公民在讨论政治冲突问题时逐渐形成符合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认知，正确认识政治冲突，促进他们政治判断能力的提升，在面对政治冲突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评价，参与政治时表现得更理智、更积极、更负责。
二、20世纪70年代：“解放教育”与“理性教育”之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反越战为主的大学生运动事件的发生，使学生思想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内，这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社会政治团体、工会团体等广泛关注，民主、冲突、个体的政治参与、弱势群体的利益等议题被提上整个社会层面。同时，受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批判的影响，社会上随之掀起了批判浪潮，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界也展开了对政治教育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引发了政治教育理论领域对“解放教育”与“理性教育”的激烈争论。
德国激进派代表施密德尔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丰富，对“统治”的需求逐渐减弱，对自由、民主的呼声更加强烈，人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政治教育应当以民主和解放为教育目标，鼓励公民自我启蒙和解放，进而推动社会的变革发展以及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分析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而且民主化不能仅通过政治教育还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来实现。以民主教育为主题的政治教育意味着教育对象要参与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及转变中，必须反对极权，反对镇压，克服人的麻木”5，民主就意味着必须消除人对人的统治，政治教育应当强调人的“解放”，反对镇压和操纵，使人们逐渐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把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转变为自由、平等的合作关系，使公民的自由得到极大拓展，培养公民自觉自主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解放教育”理论对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人们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更多地是被理解为一种激进、反权威的教育，甚至是“取消体制”的教育，被视为政治教育的“理论构想”，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和采纳，没能转化为政治教育实践。
与激进的“解放”教育思想相对的是保守的“理性”教育。“理性”教育派代表人物苏特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中指出，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彻底的解放是无秩序性、不现实和自相矛盾的，理性才是公民和公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政治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公民的政治理性。每个人在面对社会政治事件时都有自己的评价，并以此影响他人，政治教育应当注重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面对社会政治事件时作出的理性政治判断应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通过“理性”教育使公民能够具备一定的政治理性来分析政治现实中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依据自己的政治理性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
三、20世纪80年代：政治教育理论“多元化”
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经过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间的长足发展，已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这对二战后德国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确立以及公民政治理论与政治行为的养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对德国公民逐渐摆脱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服、顺从等不符合现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的政治思想而逐步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历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发展趋势下，政治理论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不再仅限于“民主”、“历史观”等问题，而将其研究领域扩展到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不仅包括政治教育，还展开了对道德教育、思想教育的研究，政治教育逐渐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由于这一时期政治教育理论涉及的主题比较多，政治教育理论领域逐渐显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德国有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理论，主张把培养公民的政治道德作为政治教育的目标。政治教育应当将培养公民的政治道德纳入其教育范围内，不仅在现今要提高公民的政治理论素养，还必须对过去的历史作出道德性评价，对那些已被公众接受的政治事件仍残留的负面信息进行清算。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环境破坏、资源减少、失业增加等关系到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的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同时也造成德国民众对此产生悲观的情绪。对此，德国政治教育理论领域提出“环境教育”理论。他们认为，对于工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教育学家不可能使世界更好，但他们可以向青年展示一条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并激励他们。政治教育应当帮助人们通过对这些负面问题的解析和讨论树立对于未来的危机意识，缓解因对未来问题的恐惧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而转化成为解决或者避免在未来社会产生这些问题而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20世纪90年代初，东德和西德结束二战后长期的分裂状况，形成了形式上统一的德国，但因社会制度、价值观上的差别以及双方长期分裂和斗争造成的东德与西德人民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未因柏林墙的倒塌而被抹去，这成为当时实现德国完全意义上统一的最大阻碍，因此，当时德国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对重新统一的德国逐渐形成一致的认同感，实现德国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对此，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界提出了“宽容教育”理论，认为政治教育必须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根基，逐渐淡化分裂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加强两部分德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使两部分德国人民不仅要学会对其他思想尊重和宽容，还要对其他人民和文化尊重和宽容，形成对自由和多元民主的认同，实现德国东西两部分人民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相互融合，实现德国真正意义上的内部统一。
〔参 考 文 献〕
〔1〕〔2〕〔5〕傅安洲，彭涛，吴国斌.20世纪50-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的争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02）.
〔3〕阮一帆，傅安洲，刘洋.德国政治教育冲突理论探析〔J〕.理论月刊，2008，（07）.
〔4〕傅安洲，阮一帆，彭涛.德国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3.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