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想起在凉山由奴隶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那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开创凉山革命事业的老前辈们。
杨植森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8个年头了。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记忆渐忘，但杨植森同志的一些往事和他鲜活的形象，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传奇人生，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流传在凉山人民的心间。
杨植森同志生于1921年，15岁参加革命，29岁当团长。1952年春西康省成立凉山军分区时，31岁、时任雅安军分区副司令员的他调任凉山军分区第一任副司令员(初期兼任参谋长)，直到1971年离休，他称得上是凉山民族事业的开拓者，建州元老之一。他把自己大半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凉山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纵横数百里的大小凉山留下了他辛劳征战的足迹，在彝族人民和凉山部队、地方干部中享有甚高的美誉，人们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为“杨司令”。
我是1951年2月随143团(后为63团)从乐山进入凉山的。1953年7月我们横渡金沙江，进军小凉山的瓦岗地区，当时就得知凉山军分区杨副司令带领部队从另一方向同时向凉山挥师挺进，解放了瓦岗地区。1955年底凉山发生了少数奴隶主发动的武装叛乱，军情紧急。12月24日晚，他作为前方指挥所的总指挥，路过美姑县林木加谷63团团部所在地，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杨司令。1959年我由团里调凉山分区机关工作，一直在他麾下服务，后来又同在一个干休所，直到他去世参与安排他的后事。
在革命家庭中成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全国全军青年中掀起了大兴革命传统教育的热潮，当时，革命历史回忆录《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刚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是本教育青年保持革命传统的好书，我们知道这本革命历史回忆录是杨植森同志的二哥杨植霖同志参与写作的。于是，共青团凉山州委书记罗开文(彝族，后为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准备请杨副司令员给凉山州级机关的青年作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我作为凉山军分区政治部青年干事，共青团凉山州委常委，陪同罗书记找到又是中共凉山州委委员的杨副司令员，他欣然应允了罗书记的邀请。
在州委大礼堂里，杨植森同志满怀革命激情，从《王若飞在狱中》一书讲到他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给州级机关青年作了一场生动感人的报告。他讲道，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穷，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将他哥、姐四人拉扯长大的，大哥杨植衡、二哥杨植霖、姐夫张克敏都是很早就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姐夫张克敏在抗日战争初期被日本鬼子杀害。他7岁起在村民小学读书，以后边读书边随二哥闹革命，地下党开会时，他在外站岗放哨，小小年纪当了交通员送情报。一次他二哥给贺龙写信要求党中央派人来开辟大青山内蒙革命根据地，由大哥杨植衡将信缝在他的棉衣里，机智地通过敌占区，经过传递，将信送到贺龙司令员手中。贺龙司令员随即派李井泉带领一批干部和八路军715团，率姚喆、王尚荣、陈刚等同志与杨植霖同志的绥蒙抗日游击大队胜利会师，由此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这两支部队后来合编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赫赫战功。
他的二哥杨植霖同志，由于叛徒出卖，1931年5月在呼和浩特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第一模范监狱”，与1932年初被捕从包头转来的王若飞同志同关一个监狱，他们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后杨植霖同志刑满释放(两年半)，王若飞同志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形成之后，由党中央营救出狱。
在王若飞同志的教导下，杨植霖出狱后继续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进行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在他二哥被捕入狱的两年多里，杨植森多次到监狱探视送物品，传递消息。杨植霖同志1939年3月任中共绥西地委书记，1945年2月任绥蒙政府副主席，1948年9月任绥蒙政府主席，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青海、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36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山西省抗日救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15岁的杨植森和他二哥杨植霖同志组织的一批青年学生一起，被送到山西太原薄一波同志处，参加了由薄一波同志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军政训练班”，准备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4月。由薄一波同志安排，这批青年学生参加了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1937年8月1日，正式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总队(相当于团)时，杨植森同志即是一总队三大队九中队战士，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杨植森同志走后，家里只有母亲和姐姐，因为经常受到敌人和土匪的骚扰、威胁，只有弃家跑到大青山根据地，找到党组织参加了革命工作，从事抗日妇救工作。可以说，杨植森同志的全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都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杨植森同志红色的家庭，奋斗的人生，给与会的各族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受到他们一家催人奋进的力量。
深爱着凉山彝族人民
1983初，我在凉山工作了32年之后，被安排下山，到乐山军分区干休所任政委。上任不久的一天接到乐山军分区通知：省军区传来北京通知，要《凉山彝族谚语》一书的主要作者杨植森去北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授奖大会。”干休所要负责整理杨植森同志的发言稿，经干休所研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杨植森副司令员搜集、整理、编辑凉山彝族谚语一事，我在凉山时就略有所闻。那时，我住在军分区大院外边，每逢上下班经过大门口，常见有三二两两的彝胞来访，说是要找杨司令，是杨司令邀请他们来讲彝族谚语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内有人批判他编写彝族谚语是“不务正业”，更有甚者说他是帮奴隶主说话。实际上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前并未付印出版，是他离职到乐山休养后才出版的。为了写好杨副司令员到北京的发言稿，我和杨善勋于事一起找到他交谈，了解写作经过。后来又到成都132厂找到同他一起写作的原军分区侦察参谋赖伟同志，四川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该书的刘平同志，原分区宣传科干事、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的杨字心等同志座谈，了解到杨副司令员为搜集整理《凉山彝族谚语》，多年来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早在1951年3月，杨植森任62军185师555团团长时，根据西康军区命令率部进人凉山越西县，开始接触凉山民族工作，在戎马倥偬中，他经常深入彝家村寨，调查了解情况，与彝族群众交朋友。从交谈中，他发现彝族谚语词句精炼，音韵铿锵，韵律和诣，想象丰富，句式整齐，朗朗上口，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强烈感染力，因而在凉山彝家群众中应用广泛，是人们认知处事的依据，做人警世的格言，扶正挞恶的武器。在凉山社会生活中，起着不成文的习惯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作用。在凉山彝族地区工作，熟悉和掌握彝族谚语。不仅能拉近彝族人民的感情距离，而且对了解彝族的历史文化和
社会生活，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地做好民族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鉴于此，杨植森以满腔的热情和执着的追求，投入对凉山彝族谚语的搜集、学习、整理和编辑工作。无论在区乡检查指导民兵工作期间，还是在平叛前线带兵打仗的间隙，他经常带着参谋、干事、翻译人员，不厌其烦地找当地彝族中的文化人、智者、贤达广泛搜集谚语。过节、假日，他也时常邀请彝族知识分子如罗正洪、罗家修等到住在昭觉军分区的家里叙谈。有时他自己掏腰包买上酒菜，带着军分区民族科的副科长罗汉文(即吉木布初同志，后任州文化局局长)等一些彝族干部，到附近农村、民间采访搜集彝族谚语。
由于他经常深入彝族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家支关系、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了然于胸，因此，人们称杨植森为“凉山通”。但凡上级宣传文化界人士来凉山，都常找他了解情况。作家高缨、李乔，军旅作家、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其通，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家毅等，都是他交往甚密的朋友。陈其通创作的电影《柯山红日》中的杨司令，高缨创作的长篇小说《奴隶峡谷》中的杨智坤司令员，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其创作素材，也是来源于凉山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的事迹。
这本凝聚着杨植森对彝族人民及其历史文化的一往深情的《凉山彝族谚语》。经杨植森与赖伟、张克新、吉木布初等同志多年辛勤不懈地发掘、整理，终于在1982年出版发行，它丰富了彝族文化的宝库，是对凉山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1983年12月15日，杨植森同志，代表他的写作班子应邀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授奖会”(1979－1982年)，《凉山彝族谚语》一书荣获三等奖，杨植森同志也被吸纳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永葆“老凉山”的革命精神
杨植森同志在凉山工作、战斗了三十多年，亲历了从五星红旗插上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小凉山，到百万奴隶的翻身解放；从军队协同地方开辟彝区工作，到社会主义新凉山建设的整个过程。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人们不能忘记他率部进军凉山，把党的温暖阳光洒进凉山人民心田的艰辛征程；不能忘记他在平叛斗争的艰苦岁月，在叛情最为严重的申果庄、侯布列托、牛牛坝等地，他亲临前线、指挥若定的身影；不能忘记他在加强军队建设，推进民族团结和发展事业中，躬身基层，调查研究，殚精竭虑付出心血的殊绩。他是凉山历史巨变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在凉山发扬光大的模范。是凉山各族人民心目中一座熠熠生辉的、令人景仰的丰碑。
杨植森副司令员离休后，依然保持着在凉山时期的那股子革命劲头，进取的锐气不减当年。他走到哪里就把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带到哪里，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人们的尊崇和拥戴。
他离休后先在西昌军分区干休所休养，并担任了干休所的党支部书记，他走后我去该所任所长时，不少老同志还时常提起他，称赞他的宽广的胸怀、高尚的情操。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勇于抵制不正之风，敢说敢干、敢于负责的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口碑颇佳。继后他转到乐山军分区干休所休养时，又被老同志们选为支部书记。有一段时间因为干休所正、副主任均转业，所内领导缺位，他就承担着全所的领导工作，事无巨细，亲自操劳，深受老同志们的信赖和好评。可谓命中有缘，随后我也调来乐山干休所任政委，两个“老凉山”再度相聚。所里原任政委黄大佑说，他1976年来干休所上任时，就是到杨植森支部书记家向他报到的。杨植森书记热情接待他，仔细向他交待所里的工作，第二天由杨植森同志主持召开全所大会，把新任政委介绍给大家。黄政委感慨地说，在杨植森书记的支持配合下，我们一直工作得很顺利。
由于杨植森同志工作责任心强，关心干休所的建设，心系老同志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在干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1984年10月，所内工作人员中一批干部和7名老战士转业退伍还乡时，他们都怀着依依惜别之情，一致要求要和老红军、老支书杨植森副司令一起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杨植森同志的晚年积劳成疾，在病魔袭扰的情况下，仍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军队建设的大事，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反腐倡廉的进程，仍学习不辍，严于律己。他满怀深情关注凉山的发展变化，常和老同志畅叙凉山的今昔，对彝族同胞美味的酸菜汤，养子粑、坨坨肉等的眷念溢于言表。
1991年6月6日，杨植森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不已。为表达对这位凉山有功之臣的深切悼念，凉山州人大办公室特代表州级机关和凉山彝族人民发来唁电，寄来礼金，并委托治丧委员会，以彝族祭奠死者的仪式和习俗给杨植森同志送行。
在离开凉山的24年里，老红军杨植森副司令员，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凉山，凡有凉山的人来看他，他总勉励大家要搞好民族团结，要想着广大彝族人民群众，要搞好凉山的工作……他在完成了《凉山彝族谚语》一书之后，还计划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再写一本关于开辟凉山工作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了该书的写作提纲，但因病魔缠身，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理想和重返凉山看看的愿望。弥留之际，他将此意嘱托给了夫人侯玉珍同志(原凉山州妇联副主任)。
遵照杨植森同志的遗愿，在他逝世之后，侯玉珍同志率子女专程回到凉山，拜访了军内外的老战友：瓦渣木基、王作义、李畅、乌木杉、秦在高等人。还特地到昭觉烈士陵园，代表杨植森为凉山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和病故的老红军李木林、王海民、潘占云、陈占英等800余名烈士敬酒祭奠，以了却这位钟情凉山的老司令——凉山各族人民的忠实儿子杨植森同志最后的遗愿。
雨露滋润荞花香——记在羿民团任职期间两三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有一件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成都军区彝民团，是凉山解放后成立的一支以彝族同胞为主体的部队，也是培养凉山民族干部的学校。1961年初，我由凉山军分区机关调任该团一连指导员，驻美姑县洪溪(原设县)区，任职约一年。这期间，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凉山山多河多，彝族同胞历来就有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的习惯，星期天下河捕点鱼，这会有什么问题?
三年困难期间，部队军粮供应逐渐减少，本来每人每月定量45斤，但为了支援八方，最后每人每月的定量不到40斤。由于连驻地属高寒山区，只产包谷，洋芋、养子，故供应部队的口粮。由原来全是大米改为大米与包谷面，后又加上洋芋，最后是5斤洋芋折合1斤大米，一天三餐全为洋芋，吃得人都反胃。加之吃不上蔬菜和鲜肉，部队官兵的体力不断下降。
面对这一情况，一到星期天，大家就嚷着要用彝族同胞的办法到河里去闹鱼，改善生活。开始我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又憋不住了，几位彝族副排长和老班长，又拥到连部，建议用石灰窑上废弃的石灰渣，到农具厂后边一条小河里去闹鱼，下午就能让全连打上牙祭，并一再保证会绝对安全。我听了后，心里一
再嘀咕，以前大家提出上山打猎下河摸鱼我都以军队纪律不准为由拒绝了，现在大家提出用废弃石灰渣闹鱼该不会有什么事吧!星期天驻地的山沟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况且我们也确实需要改善一下生活了，于是在一个晴空万里日子我批准了大家的要求。我一放话，十几个小伙子活蹦乱跳，兴高采烈地奔出了连部。
果然不负众望，下午三点过，他们满载而归，一条条几两、一斤多重的各类无鳞冷水鱼足足装满了几背兜，连队着实打了好几天牙祭。打鱼那天下午，恰遇分区机关一辆大卡车，由成都返回路过洪溪，我看我们打的鱼特别多，吃都吃不完，就顺便让驾驶员给分区首长捎去了一篓筐，以表示一连对首长的敬意。
不曾想到的是时隔不久，分区通报批评了我连，要求部队今后一律不准上山打猎下河闹鱼。分区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深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缺乏全局意识和政策观念。想来也是这个理，用石灰闹鱼，将河里大鱼小鱼统统呛昏或呛死，这种灭绝性的捕捞方法，既破坏了渔业资源，也破坏了水资源。将会贻害无穷。我们不能因为我们部队住在穷乡僻壤的山沟里，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在连里传达了分区的指示，并作了自我批评，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再不能竭泽而渔，从而借此有效地提高部队的环保意识和政策纪律观念。
二
凉山人烟稀少。遍布林木。树是公家的，解放军也是公家人，上山砍树烧点木炭，这又会有什么事?
这年秋天，分区通知我连负责给分区机关烧御寒木炭。于是我们挑选了几位有烧炭经验的战士上了山。他们为作业和运输方便，选择在离连部10公里的依子垭口公路边扎点。不久，这事被美姑县林业局发觉。局长带人来现场检查，又是数木桩，又是丈量，问这问那搞得战士们摸不着头脑。随后，林业局的同志严肃指出：你们伐木烧木炭，应先报告林业局，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地方进行，不能自己随便进山，想在哪里砍树就在哪里砍；烧木炭不能砍成材林，不能砍公路旁的防护林，不能砍幼树……砍树时树桩不能留得太高。宣传了一番政策后，他们直接返回县城。
当天下午，三班长加巴依和回连部汇报情况，说林业局批评我们违犯了国家的林业政策。我们感到这事闹大了。我和连长都有些压力。我们一面按林业局的要求停止了乱砍滥伐，一面将情况向分区作了汇报。分区指示：木炭还是要烧，林业局提出的问题，你们能改的现在就改，有些问题由分区直接与州县联系解决。一周后，分区供应科科长魏迎春来到我连，看了烧木炭工地，传达了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今后注意国家的林业政策。
事后，我传达了分区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教育，藉以提高部队保护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和遵守国家林业政策的意识。决心今后不再乱砍滥伐。
上山烧炭，找个作业方便，有水和平坦的地方野外宿营，这本来是平常的事，可谁也没有想到，怎么突然间会发生这样大的事故?
去洪溪前，我就听说过先前二连在这里驻防时，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凉山的重大事故：5名烧木炭的战士被洪水冲走。我到一连后很想探个究竟。这天，适逢二连连长王双吉来洪溪探亲，他向我介绍了事故的经过，还陪我一起亲临事故现场察看。
1960年秋，二连一个班执行烧木炭任务，他们住在峨(边)美(姑)公路旁一座小桥下方一块平坦处，因为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搭帐篷、堆木炭和部队活动，而且过桥就是林区，又便于砌窑和伐木，连里认为这时雨季已过，没考虑到防洪问题。烧木炭的战士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忙碌也就期待着苦战两月完成任务后返回连队。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天，就在他们劳累一天拖着疲惫的身驱，进入甜蜜的梦乡时，上游林区突降暴雨，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袭来。由于这里山涧狭窄，桥墩系简易石块垒就，上铺圆木。多年不遇的洪水，裹着树枝、杂草、石块、泥沙从高山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而下，先将桥孔堵塞，然后漫过桥面，把桥冲垮的瞬间，几丈高的洪峰连同木桥一起扑向下游，将烧木炭的5位战士连人带帐篷一并卷走，事后才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把他们的尸体找到。
面前的事故遗址，流水潺潺，桥墩残存，我和王双吉默默伫立，凝思良久，心情沉重。凉山彝族人民将自己的子女养大成人交给我们，党把我们放在领导岗位上，我们就应该处处、时时、事事关心和爱护他们。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给党和人民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昔日的直接领导者，怎不饱受心灵煎熬，抱憾终身啊!当晚，面对连队战士，我讲了我同二连连长的内心感受，让大家牢牢记住这一沉痛教训。我反复强调，我们的战士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战士，今后不论在什么岗位，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深入调查，周密思考，有备才能作到防患于未然。
历史已过去半个世纪，在洪溪任职的经历在我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既教育着我，也教育着全体部队战士。彝民团(早已撤销)已成为历史，火热的军营生活，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仅是一段经历，但就是这段经历，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雨露滋润，潜移默化，磨炼了人们的意志，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感悟了人生的价值，从而谱写出人生的美丽篇章。
感谢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感谢多姿多彩的连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