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塔拉就像内蒙古高原上的一棵草、一个牧人，他的根和大地的深处连在一起，那里隐藏着人类的文明。32年的时间流走了，他依然站在大地上，手握考古铲，站在时间的深处，探索着人类文明。
1955年9月14日，塔拉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从小他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喜欢望星空，学历史。1982年他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毕业，直到2007年7月，他一直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他说，常年在野外工作，夜晚闲下来就望星空，而历史一学就是几十年。他说，考古工作，和农民工的活差不多，草帽、球鞋，土、铲、刷，不同的是手中还有相机和精密的设备。分析文物迹象，是在古人的垃圾堆中淘出精华，从一个杯、碗、罐去了解不同朝代的生活习俗、政治结构，去考证古代的日常是什么样的。人类即使有文字以后，记载也很少，考古学家是用实证去还原、补充和修正历史。
从小时候的愿望到考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再到后来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都是为了那一天。
2012年6月29日，北京时间22点，俄罗斯圣彼得堡时间18点23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6届代表大会经过两天的会议讨论，全票通过将中国内蒙古的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元上都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内蒙古自治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这是塔拉十几年倾心于元上都遗址所得到的最好回报。2013年5月，元上都遗址考古领队、申遗技术组组长、申遗现场副总指挥、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塔拉当选第四届（2011-2012）感动内蒙古人物。“他用一腔热血、十余年的光阴，在心里浇注着一个美丽的梦想；他用牧人的情怀、学者的追求，在草原上憧憬着一个考古者的理想。当元上都申遗成功的时候，他没有大喜大悲。因为苍天荒漠间他挥洒了他的豪情，酷暑严寒中他坚守着信念。他以牧人的情怀在守望着蒙元文化的敖包，金莲川——永远是他驻守在心灵的怀想。”大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是你，用信念的恪守仰望着草原那寂寥的星空；是你，用学者的勤奋拨开那厚厚的历史尘埃；是你，让尘封八百年的辉煌重现天日；是你，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向元上都！
一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塔拉的内心就充满了对文博工作的使命感，他觉得一小块陶片都那么神奇。他在考古现场感受着“不断往下挖又是另一个年代”的神圣。尤其是当他和同事们找出了一座墓葬的开口线，就是挖掉耕土层后，露出的长方形的、和别的土不一样的土色时，他兴奋得欢呼起来。他在荒漠上，与大地深处的文明对话，与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对话，他站在蓝天碧草之间，感受到了他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神圣，感受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惊奇带给他的喜悦。
大量的田野工作，塔拉掌握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他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同等标准，这培养了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能力。塔拉认识到，考古学是一门独立于历史学科的另一门科学，有自己的体系、方法，仅仅熟悉历史远远不能成为“考古学家”，大量的实践才是开展考古系列工作的基础。后来在长期钻研、考古教学和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视野，在具体研究课题中坚持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他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他认为，考古学家一方面像科学家一样，发现考古材料，分析考古材料，解释考古材料。另一方面，要保护和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用它来标识古代辉煌灿烂的文明，促进民族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工作中塔拉和同事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人手不够，一样的记录、清理、测量。遇险被困的时候，他和队友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关爱。草原和荒漠都是一样的无边无际，寂寞统治着一切。他的络腮胡子被高原的风吹得像疾风中的劲草。
严谨的科学态度、“知行合一”的学术风格和历史使命感，使塔拉成长为一名考古学家。
塔拉先后主持50余处重大考古发掘项目，尤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史前考古、青铜时代考古和辽金元时期考古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
由他主持的吐尔基山辽墓发掘获评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05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燕家梁元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获评2007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一人主持发掘的多项考古发掘工作连续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殊荣，这在全国考古界也不多见。
2006年起，塔拉亲自挂帅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在开展科学、严谨、有序的文物和长城资源普查工作、摸清不可移动的文物资源和长城资源“家底”的基础上，组织建立了完备的“文物调查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推进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整合内蒙古自治区文博资源。2011年国务院专函致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普查阶段性工作圆满完成。
多年的工作积累与潜心研究，塔拉先后发表《呼鲁斯太匈奴墓》《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葬》《中国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遥感考古学考察》《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文化》《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山谷匈奴墓的发掘》等近百篇学术论文与考古报告。由他主持编写的《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内蒙古东部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分别被授予2003、2005年“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及“第六届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一等奖”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建院30年标志性成果奖”，《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向全国和世界宣传了内蒙古独具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
2009年，塔拉任内蒙古博物院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2009年2月至今任内蒙古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塔拉还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和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女真史学会副会长，兼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1年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第一届科学委员会委员。
为提升内蒙古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国际声誉，塔拉吸纳多种学科的先进理念，积极寻求与国外同行交流、合作的机会。在1999-2008年近十年的中美联合考古项目中，塔拉任中方负责人，加强了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拓宽了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视野。2005年，塔拉组队赴蒙古国进行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发掘和测绘，首次对蒙古国境内的四方城遗址进行发掘，并确定了其为回鹘时期的贵族墓葬，获评蒙古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年）》《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两考古学报告也荣膺“2008年度最佳考古发掘报告”。
在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同时，塔拉以前瞻性的眼光积极开展与国外的博物馆、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宣传草原文化、促进文化遗产传承，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博物院分别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瑞士阿格贝基金会合作，对内蒙古地区重要的墓葬出土遗物进行保护合作，使出土的彩绘木棺、漆器与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得到保存；与韩国东北亚财团合作进行了青铜器考古保护成果研究，编辑出版了《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两部著作；内蒙古博物院与日本联合举办了《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展览》《走过丝绸之路上的马》《契丹辽代文物精华展》，与比利时合作举办了《丝绸之路展》，与台湾合作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蒙古族文物精品展》。塔拉也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蒙古国立大学、台湾艺术大学、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英国苏格兰博物馆联盟等学校和会议进行讲学。
就任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后的塔拉，把科技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致力于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和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对藏品进行科学保管。博物院于2010年清点完毕历史文物藏品136051件，民族文物藏品5428件，自然标本类库房藏品11538件，并保护修复188件各种质地的院藏文物，为藏品管理信息化打下了基础。2010年以来，内蒙古博物院开展了数据库文物信息采集工作，对院藏全部513件一级文物、1093件二级文物、1907件三级文物进行了拍照、定名、描述的数据库建设，向数字化博物馆迈进。
为了使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感受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内蒙古博物院先后赴日本、比利时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举办展览。《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展览》《丝绸之路展》《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蒙古族文物精品展》《黄金旺族》《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等一系列展览前挤满了不同肤色的热爱中国文化的人。
2008年内蒙古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吸引了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人们前去参观。内蒙古博物院于2008年3月31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将内蒙古丰厚的文化遗产展示出来。
塔拉院长说，发掘和研究都是为了分享文化。他一直想为那些不能来到博物馆的生活在偏远地区的牧民和对中华文化有向往的生活在海外的人们展示这些文化。公共文化和文化平等，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有的心愿。因为一直有这样的心愿，在塔拉院长的指导下，内蒙古博物院在全国第一家打造起数字移动车博物馆，用数字化进行文化分享。通过研发软件，录入文物，把车厢变成屏幕，数字移动车开到锡林郭勒盟、开到阿拉善，开到村庄、开到希望小学，开到偏远的边防哨所，开到海外文化中心，开到全世界，开到文博数字移动车能开到的地方……孩子们欢天喜地地围着有大屏幕的车照相，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怎样在大屏幕上与那些曾深埋在地下的文物和文化知识互动，当地的牧民把过年的衣服都穿上了，他们说“我也在博物馆”。
二
2012年申遗候选名单上的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东北约16公里的金莲川草原上。
《马可·波罗游记》中反复出现的忽必烈王朝的元上都，是“由草原、宫殿、森林、河流组成的梦境一般的令人目为之眩神为之夺的元上都”。是元代实行两都制的重要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一座拥抱着巨大人类文明的废墟。
申遗工作在16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2年初夏，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来到元上都，已是夏初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尽管还没有完全展示出它丰满的绿色腰身，但大家在那片青中泛黄的茫茫原野上，面对隐约可见的元上都遗址，依然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
郭旃站在高处向元上都遗址一眼望去，那一刻缘于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敏锐判断，他知道元上都在某一天一定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离别时，郭旃对时任锡林郭勒盟盟长的陈朋山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开始准备申遗工作吧。”
转眼四年过去了，考古工作者挖掘了大安阁、明德门遗址，其他一切都还静静地隐没在草原深处……
1996年5月，国家文物局正式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将元上都遗址的准确地理坐标、历史沿革、自然情况、考古调查、文物保护等一系列材料，以中、英文两种文字上报国家文物局。从这一刻开始，元上都才算真正走上了申遗之路。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再次进入到锡林郭勒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金莲川。这一挖就是16年。
1997年，塔拉利用航空遥感摄影技术，对元上都这座草原名城进行航拍，为全面研究元上都遗址奠定了基础。
2008年9月，塔拉院长带队进入元上都考古挖掘，进行全面考古钻探、测绘。
2010年，为配合元上都申遗，塔拉同志又与中科院合作，利用空间技术重新对元上都进行航空考古勘察，获得元上都更为清晰、完整、细致的整体影像。由于技术水平的跃升，新的影像与过去相比实现了完全的正面投影，专家通过它能够真实地观测到遗址每一处细小的局部，也可以任意依照比例制作地图。此举为元上都申遗和制定保护规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空间信息资料。
2011年4月7日，元上都遗址技术组成立，塔拉任组长。塔拉感到责任重大。16年间，很多人为元上都遗址考古辛苦工作，几级政府，考古学前辈，当地的牧民，和塔拉一起苦乐相随、患难与共的元上都遗址考古团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太多的人为实现这个理想鼎力相助。
塔拉深知，元上都申遗工作，需要多层次、多学科合作。他能做这份工作的领队，是多么自豪，又多么责任重大。他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2011年，塔拉担当起元上都申遗工作技术组组长和申遗工作领导小组顾问的重任。元上都遗址所在的正蓝旗草原还是天寒地冻之时，塔拉便带领一行人来到元上都现场工地“安营扎寨”。寒冷的天气，坚硬的泥墙，裹挟着石子沙粒的强沙尘暴，给考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细致的考古发掘，5个考古发掘保护规划现在已经完成，担当着申遗工作技术组组长重任的塔拉却丝毫不敢松懈，他说，“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除了要处理博物院日常事务，他奔波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与呼和浩特市之间，指导现场考古工作，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为申遗做全方位的准备。这一年7月份他们将在这里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现场考察。四年的拼命工作，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在最后冲刺的日子里，新成立的技术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无法发掘冻地。4月的华北和江南早已是绿叶新花，但地处北疆的正蓝旗仍是冬末时节，白雪覆盖的地面冰冻三尺坚硬无比。考古工作者无法开展工作。有人提议用火煨，但这遍地的荒草一旦被点燃得不到有效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等待天暖地化则必然耽误工期。怎么办？塔拉陷入重重的沉思……
作为一名在田野一线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考古专家，塔拉深知考古发掘的意义与重要价值。大面积的发掘是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于主动性发掘来说，争取到哪怕仅区区一平方米的发掘权限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对认识遗址的性质和全面了解遗迹现象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塔拉却不得不做出让他难过一辈子的决定：缩减发掘面积。
经过调整后的发掘方案缩短了发掘周期，为确保申遗进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事实证明，这一调整为后期的保护和展示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
2011年6月，塔拉推翻了最先的展示方案。推翻的理由是：虽然先前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展示台坚固耐用，正因如此才会令人担忧。塔拉大胆地向前来视察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领导以及专家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一、鉴于元上都遗址为土遗址类型，当前使用的材料为超大重量，必然会对遗址产生重压，造成遗址的变形，保护变成了破坏；二、所有的材料均要采用焊接的方法联结起来，如造成不可逆的情况，必然有违文物保护可逆性的原则。随着高端科技的发展，将会有更好的保护措施和展示手段的方法诞生，一旦需要对其拆解时不会对遗址造成破坏；三、建议采用木质结构的展示用材，既减轻了遗址的承重，又具有可逆性，更为重要的是与遗址本身更为协调，符合元上都遗址所具有的民族特性。
这一变更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时间。好在一切都进展顺利。此时元上都遗址的申遗工作基本落定，剩下的就是等待。等待联合国教科文申遗委员会第36届代表大会的通过。
在此期间，高强度的工作加之不规律的生活使塔拉同志身体免疫力急速下降，他患上了耳部疱疹，病情发展迅速，很快又引起了一侧面部神经感染导致面瘫，剧烈的疼痛使他连续多夜无法入眠。经过简单的治疗后他又投入到工作中，有时甚至吊着盐水深夜在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他协调进驻现场的十余家施工单位，并邀请国内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与展示陈列等领域的专家，实现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合作与互动，推进元上都遗址申遗的进程。
面对重重困难，塔拉说：“元上都申遗，我们责无旁贷！”
2012年6月29日，元上都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0处、内蒙古第1处世界文化遗产。
元上都申遗成功后，塔拉重回金莲川继续那里的工作。他站在辽阔的锡林郭勒，站在美丽的金莲川草原，站在承载着元王朝百年兴衰的元上都古城遗址，古往今来，四方上下，他被时间和空间包围，心潮澎湃。他说，人虽渺小，但人类创造的历史深处的文明是伟大而永恒的。这些大地的文明，是他工作的意义。
三
在接受电视专题节目专访时，主持人问他：“塔拉院长，您好！作为国内外知名的考古专家，您能先谈谈自己的考古经历和隐藏在考古工作背后的故事吗？”
塔拉：“好的。首先，您所提到的‘国内外知名专家’的称号，我可是受之有愧。就考古工作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从业者而已，还要就许多学术问题虚心地向前辈们求教。”
塔拉不仅虚心地向前辈们学习，还勤恳地教育后辈。
塔拉注重培养中青年学者，从学习、生活、工作等诸多方面关心和帮助他们的成长。
塔拉积极倡导与内蒙古自治区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理念，先后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联合教学计划，为内蒙古培养考古学科的后备力量。塔拉担任着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将自己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与历史学科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扩展思路，提高学习兴趣，他将高科技手段应用于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开拓了科技考古教学。他对学生最大的希望，是“珍惜学业”“喜欢这个学科”。
塔拉的学术成就来自于永不停歇的独立思考，心灵笃定的信念追求，漫漫学术长路的不懈求索。他希望学生们都能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做学问，热爱考古事业，成为考古学专家。他记得第一次带着他的学生来到元上都遗址金莲川时那个美好的夏日，低矮的墙，微风吹过的草地，牧场内的野花，远处朦胧的青山，中央的高地就是忽必烈汗宫殿曾经耸立的地方。探索大地上最美好的，那些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是塔拉从事的最美好的事。
（责任编辑 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