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的观点根源于东北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遗址开始挖掘之后，便迅速以迥异于中原地区文化遗址的文明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
２００６年4月，叶舒宪和另外三名学者赶赴红山文化区域做田野调查。叶舒宪认为，尽管红山文化也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考古重点放在中原，对那片土地并未有太多的了解。根据他对红山文化遗址文物的考察，红山文化存在着一种信仰：熊图腾。
其中，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地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掘被叶舒宪看作最有力的证据。庙中除了出土泥塑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
此前，考古人员先后在辽河流域发现20余件红山文化时期形似熊龙的玉玦，这种玉雕熊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在红山文化墓葬中，这种玉雕熊龙更具神器性质，与女神崇拜联系在一起。这证明，史前熊是作为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
“牛河梁女神庙是红山文明最主要的代表，除此，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曾两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
熊图腾进入了华夏文明？
根据叶舒宪的观点，熊图腾崇拜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那正是传说中中华始祖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在地缘上，存在着熊图腾崇拜进入华夏文明的可能。
除了地区接壤外，叶舒宪还提出了另一个论据——从上古帝王名号中也可看出熊崇拜的脉络：如伏羲号黄熊，黄帝号有熊。“文化是连着的，古书中的一些记载，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不值一提的神话。其实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恰是对逝去的远古时代的追忆，”叶舒宪指出此前就有考古学家提出过，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红山史前文明发现熊图腾外，进入文明时代后，这种崇拜还一直延续着。”叶舒宪指出我们在进入三代文明之后的考古发现中，也看到丰富的熊的形象资料，特别是以动物神像雕塑造型的传统一直出现在民间礼俗、丧葬明器、民间美术和出土文物中。
商代玉器中发现有坐熊，熊头鸟身的造型。西周玉器中也有大批的熊造型。商周以后的玉雕艺术品中，作为重要仪式礼器而出现的双熊首玉佩，熊龙玦，熊龙璧，以及自卷尾熊抽象到熊龙的各种神奇造型。“新近出版的15卷本《中国出土玉器全集》足可以构成强有力的实物证据，大大弥补文献资料的匮乏。”
熊与龙实为一体？
在提出熊图腾的同时，叶舒宪也没否认龙形象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在他看来，熊与龙恰恰是一体的。
叶舒宪表示，长久以来龙一直被认为是虚构出来的动物，而熊龙一体，恰恰能解释龙的起源。
红山牛河梁女神庙出土过一对玉龙，通常认为这对龙的形象来源于猪，而近年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学者却提出“熊龙”说，他们的理由是，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并不是猪的特征，而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
与双熊龙相对应的，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还出土有双熊首三孔玉器。叶舒宪表示后来的考古发掘还出了一些龙的造型文物，在这些龙的造型中，很明显可看出熊的头。熊的身体是卷曲的，就像一个圆圈一样。然后嘴咬住尾巴，“对照这个线索看，龙的獠牙其实就是熊的牙齿。以往有说法认为是狮子的。实际上，狮子是以后才有的，并且是外国传来的。年代上并不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