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考古学家们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1),而且认为“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2)。但是,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加上学科传统、研究重点以及理论方法的现状,如何将考古学研究成果转化成普通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一直都是令考古学家困惑的难题。许宏先生的新著《最早的中国》,知难而进,对于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这部书由15个部分构成,开篇介绍了“中国”的概念、源流以及时空范围;第二部分对“最早的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全面考察;第三部分比较了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第四、五部分则对二里头的发现、研究历程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第六部分探讨了二里头文明诞生的时空背景和机制;第七至十四部分详细考察了“最早的中国”的“方方面面”;第十五部分勾勒了“中国”的雏形及其影响。这部书给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其有着明确的“主题”和“任务”,“主题”是“最早的中国”,“任务”是“考古普及”。以这两方面为导向,这部书紧紧抓住“考古普及”的目的,全面阐述了“最早的中国”的社会历史,并对“中国”诞生的机制及其世界背景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部著作,也为了厘清考古普及著作应具备的要素,我们不妨依循上述“主题”和“任务”,揣摩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思路,看看他如何将“最早的中国”介绍给毫无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
一
讲故事就得交待时间、地点,这部书的分析对象是“最早的中国”,那么她发生在什么时侯、什么地方呢?其实,自上世纪初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备受国人的关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强调“黄帝为中国统一之始基”、“黄帝以巨斧开辟中国”(3),认为黄帝时代是“中国”之发端。但此类认识的基础源自文献或传说,在之后古史辨的扫荡下,它只能作为民族信仰的精神符号,很难在学术上进行论证。对此,顾颉刚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并且“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4)。与此同时,自1928年仰韶村发掘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对早期中国的历史有了全新深刻的认识。因此,作为与历史文献学并列的学科,考古学有必要从本学科的角度,利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国”的形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早的中国》一书的出版,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利用考古材料分析“最早的中国”的时空框架,基本问题就是确立“中国”的概念。没有对“中国”概念的界定,有关朔源的种种条件便无从附依。作者首先回顾了历史上有关“中国”的种种含义,指出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因此,最早的“中国”应指的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地区。可见,作者已经指出了最早的“中国”的关键要素:最早的王朝都城及其京畿地区。换言之,如果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最早的“王朝文化”,自然也就廓清了最早的“中国”的形成年代。
那么,最早的“王朝文化”在考古学上有什么表现呢?作者将其归纳为文化内涵在时间上的“突变”或“巨变”,空间内的“高度发达”和“强势辐射”以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看来,与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发达,文化辐射域广大深刻,堪称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作为当时的中心,规模庞大,布局复杂,呈现出高度的规划性;更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无疑,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符合上列“王朝文化”的考古学条件,应是考古学上目前所能确立的最早的“王朝国家”遗存。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这种认识是相对比较一致的,早已被许多中国考古学家所论述(5)。所以,作者提出的上述看法似乎并非新的观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作者比以前任何人都更强调二里头国家的“王朝”(或广域王权)特征。正因为从“王朝”特征来看待最早的“中国”的形成,所以才有可能在考古学上对“王国”和“邦国”进行区别,不至于陷入国家概念及其物化标准的纠结。
需要补充的是,将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作为考古普及的内容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时代需求。经过数十年的田野考古发掘以及近年来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物质文化史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认识,从而为考古普及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素材”。更重要的是,随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面貌本身的日渐清晰以及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坐标得以不断廓清,并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点;另一方面,大甸子、庄浪等地二里头文化风格遗物的发现,则使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由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希望了解这样的问题:二里头文化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非狭义)?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王朝究竟是什么样子?
二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诞生的背景,这部书以二里头为切入点,但又不局限于二里头,纵观先秦,放眼全球,积极将中国早期文明置于全球文明的宏观背景中,从大历史的视野解读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的诞生。
在这部书中,作者比较了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诞生的地理背景和演进过程,认为“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国家的出现是大河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果”。而且,经过比较,作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发展动力上颇为相近,都具备“杂交”的优势;“强大的政治结构和谨慎的墓葬安排之间的联系”共同存在于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作者看来,与世界其他文明发祥地相比,中国自然地理单元的封闭和多元向心,决定了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其实,这些认识都是建立在文明实体的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反过来又深化文明实体的个案研究。可见,只有将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实体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文明的某些特质甚至发展动力是什么。
此外,作者还比较了不同文明实体的“历史清晰度”,认识到当时文字文献材料的相对缺乏是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清晰度”逊于世界其他文明史的原因。对此,作者主张“疑则疑之”,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中的纪年问题。
除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比较研究,作者还注意到早期王朝时期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和交流。实际上,就目前的认识来看,二里头先民和外界的古代居民保持着多样的交流和接触,产于热带的海贝、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工具和武器都出现于二里头遗址,而且这种交流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由此联想到青铜容器、以及后来马车的突然出现、甚至三代文明所呈现出的加速度发展,我们不得不深思:外界的文化传入在二里头文明的诞生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恐怕仍需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许宏的论述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三
尽管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相关研究成果却很难走出象牙塔、走近公众。其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学术研究重点与公众兴趣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队寻找“夏墟”时发现的,当时即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6)。此后,这一意见在学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达二十年之久。上世纪70年代后期,邹衡先生独自提出“二里头夏都”说,从而与“二里头西亳说”形成并立之势。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姓夏姓商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讨论,先后形成了至少四种观点。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表的涉及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近千篇(部)研究成果中,直接围绕夏文化与夏商分界问题的讨论占据了一大半,另外不足半数的研究成果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从侧面论证夏文化与夏商分界问题而展开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少见(7)。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的兴趣可能并不限于王朝史的“复原”,而可能更多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宗教、贸易、手工业生产等。可见,这两方面构成了考古“产品”与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
或许,这一现象也与当时我国考古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有关,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考古学界的主要任务集中于年代学和文化关系的构建,表现在原史时期考古就是对文献记载的王朝史的“复原”。从大的学术任务考虑,这些构建或“复原”是重要且完全有必要做的,但是长时期、大规模将整个学界之力集中于此则“造成了不尽人意和鲜有突破的困扰”(8)。而且在年代学和文化关系视野的导向下,被认为能达到这些目的的器物类型学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考古材料所蕴含的其他宝贵信息被逐渐忽视,致使考古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偏瘫”局面。因此,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考古普及的角度讲,我们都应对考古资料与王朝史“复原”的整合研究及其理念方法进行重新检视。
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作者通过对既往研究历程以及考古资料的理性观察与思考,认为就各方面的材料和目前的研究手段而言,有关二里头族属和性质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但他也认识到“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到例外和反证”。所以他承认“所有的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在旷日持久的夏商分界大讨论中,这种将“观点”看做“假说”(可能性)的学术态度恐怕并不多见,但这恰恰反映了作者在学术认知过程中的严谨和客观。
纵观有关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学术讨论史,参与讨论的各方都以夏的真实性为前提,分歧的核心是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以及王朝更替的关系方面。而这又涉及到考古学的局限性问题,有相当的理论意义。那么,到底如何确定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关系?目前而言,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定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或像确定二里岗文化为商文化那样从已知到未知。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像二里头文化那样尚未发现任何自证性文字的考古遗存,而且也很难找到确凿可靠的直接“已知点”进行求索。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确定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关系所依赖的主要方法就是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的年代、地望、特征进行对应。对于这一点,作者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说“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因此,作者认为“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
其实,将二里头的族属问题归入不可知论之后,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定位此阶段考古学的目标、以及如何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为此,作者强调“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而且“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这些认识均建立在对考古资料及研究历程的理解与分析的基础上,基本上反映了学科转型期间原史时期考古研究的主体趋势,也为王朝史“复原”以外的研究领域和考古普及解除了本不应存在的“枷锁”。
四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考古学最受诟病之处,是在考古资料积累的同时,没有进一步深入提炼大量材料中的社会文化信息,使得许多行外的学者和普通公众觉得这是一门象牙塔的学问”(9)。这种现象既是以王朝史“复原”为终极目标的整合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考古学家有意回避以及相关理论方法欠缺的结果。
一般而言,考古材料的沉默性、考古发掘的破坏性、以及资料整理的复杂性和间接性,使得考古学家对材料的解释变得异常困难。从复杂甚至“零乱”的考古材料中重构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信息包括思想,一直都是考古学的“禁区”或“雷区”。为了避免臆测的危险,绝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抱着“严谨”的态度,小心回避着社会文化、思想之类的话题(10)。加上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学术传统以及西方的一些理论模式在中国考古材料上所表现出的乏力,共同导致社会考古层面的理论建设不被重视。而与此相关,器物类型学在年代学和文化关系的构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经历长时期的摸索和改进之后被视为考古学研究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久而久之,器物形制、风格、文化因素成为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领域,这使得大量考古报告和相关考古研究“见物不见人”,更多见到的是器物却不是其背后的社会生活信息。
由此让人觉得考古成果“就像地质学的标本一样纯而又纯,‘科学’得不能再‘科学’”(11),而且冷冰冰、硬邦邦的术语也冻结了人们对古代社会的想象。所以张光直先生呼吁考古工作者放松一些(relax),熟读民族学,让大家心中有尽可能多的蓝图和“拼法”,也要给历史搭架子,不用钢筋水泥,要用塑胶(12)。这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走多样化的研究道路,不断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式和思路以适应考古材料本身的特点,而且要充分调动我们的想象力,不失时机地“缀合”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用心体会考古学的诗性与智慧。但是,这里强调的想象,不是任意遐想,更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沿着理性的观察与思考对考古材料所进行的解读。我们正是通过如此“解读”而感受到了那些激动人心的英雄时代,从而穿越时空,触摸着古人的点点滴滴。斯人已去,但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却或多或少地留在了泥封的考古遗存中。因此,“出色的考古学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文物(遗存)本身,而是保存在文物(遗存)中的另一个世界”(13)。
正是有着这样的理解和感受,《最早的中国》一书“采撷众多学者专家研究成果的结晶”,以鲜活的“社会生活史”代替偏狭的“王朝更替史”,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早期中国的“大生活史”进行了考察。作者描写了早期中国的都邑规划、宫廷制度、人口构成、军事战略、资源交通等国家宏图;又着墨复原了许多关涉人们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包括二里头时期的五谷种植、喜食烧烤、烹煮用器、食用方式、出行工具以及 、爵等酒礼器的手持法;还描写了牙璋、玉戈、柄形器等玉礼器以及石器工具的使用方式。尽管其中有些解释有待于更多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充实,但这些研究与我们的社会历史、与生活本身息息相关,展现了考古学的特长与魅力,读起来生趣盎然。
而且,作者对于考古遗存的解读也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描述,进入了深度整合的层面。枯燥的考古材料在作者眼中并非孤立存在,它们被赋予全新的血液,共同构成了最早的“中国”的宏伟版图。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二里头遗址的相关遗存都被作者归置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分析,并以整体、全面的视角极力寻找各类遗存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通读全书,明显能感觉到各项“知识点”彼此相交但不死搬硬套,给读者留有互动和想象的足够空间,激发了读者对“最早的中国”的无限憧憬。在我看来,这一点可能与考古学自身的特性有关,同时也与作者向来秉持的整体历史观有关。
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本着“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之初衷(14),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力求普及性和大众化,读之引人入胜。同时,书中插入近三百幅精致照片,其中不乏外界难以见到的出土文物和发掘场景,图文并茂,使读者触摸到了一个有形有色的最早的“中国”。此外,书中有意识地向读者讲解一些考古学的基本术语和操作方式、以及鲜为人知的考古故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一次次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现场。在这部书中,我们会感觉到每一项考古发现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考古遗存背后的“人和事”也被阐述得如此精彩。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大大提升了考古普及的吸引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于民族危难之时,其初衷就是要解答中国乃至中国文化从何发端的问题。而本书正是此类问题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作为一部考古著作,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中国考古学学术探索历程的史学回顾,如二十世纪初的“古史辨”运动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三十年代殷墟的发掘、五十年代郑州商城发现、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从某种角度讲,这些考古学史连同本书都是中华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记。
作者有声有色的描述和精辟深刻的阐释,为我们展示了“最早的中国”的壮丽画面,也引导我们穿越考古材料的丛林,进入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寻根之旅。可以说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考古普及的“任务”。另一方面,这部书对于“最早的中国”的论述,是通过缀合目前所有的有关二里头时期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和解释,因此它的认识和结论是目前最为合理的。但正如许宏研究员自己所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随时在检验着既有成果的可靠性”(15)。这部书当然也不例外,它只是关于这一课题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其中的解释和结论也可能会随着不断变化的考古材料和精细化的认识做出修改和改变,而这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关键是,这部书所体现的社会考古学理念和倡导的“疑则疑之”的学术态度向我们陈述着这样一种事实:考古学走近公众的时代已经到来!
注释:
(1) 曹兵武:《考古学与公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 陈淳:《普及考古知识的可喜尝试》,《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4日。
(3) 陈庆年编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
(4)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 譬如,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6)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7) 许宏:《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
(8)、(9) 陈淳:《中国考古学80年》,《历史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0) 户晓辉:《史前考古学与诗性智慧》,《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11) 葛兆光:《槛外人说槛内事》,《读书》1996年第12期。
(12) 陈星灿:《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13) 黄裕生:《考古学:一种实证方式的追忆——一次“考古游”之后》,《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2日。
(14) 许宏:《〈最早的中国〉创作之心路历程》,《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7日。
(15) 许宏:《一部全景式解析中国文明形成的力作——评〈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1日。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