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抗战时期，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我和他有过多次晤面恳谈。一天，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这个中缘由至今仍鲜为人知。
李达，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零陵。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回国后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不久，他又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曾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刊物。
1923年，李达因对建党一些重大方针策略不赞成，不堪忍受陈独秀的作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长沙，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而脱党。
北伐时期他曾辗转于武昌、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一些大学执教，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过着闲适的书斋生活。冯玉祥将军在山东泰山隐居期间，李达应冯玉祥邀请前去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流亡到贵阳大学执教。
1938年秋，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期间，率一批督导人员赴川、湘、黔等地检阅部队。1939年2月在贵阳停留期间，冯玉祥知悉李达在贵阳执教，特约请李达前去晤面，冯玉祥对李达非常尊敬，见面时称他为“李先生”。交谈中冯玉祥特邀李达一起到重庆去，李达欣然同意。俟后，李达偕夫人、三个子女以及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意的武纡生一起随冯玉祥将军到重庆，李达一家安排住在佘家祠堂。
1939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李达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冯玉祥的称赞。据武纡生回忆，李达在重庆共讲了七八次课便中断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空袭日渐频繁，冯玉祥将军为安全时常变换住处。
李达在重庆除讲学外，也到社会上做些调查，并撰写了多篇形式逻辑方面的论著，先后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
有一段时间，李达和武纡生同住一室，在朝夕相处中，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坦诚交谈中，武纡生了解到李达作为上海党代表出席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曾当选为党中央的宣传主任，特别是李达著述很多，在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这些令武纡生对他更加崇敬。
一天，李达随手从皮箱中翻出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递给武纡生。据武纡生回忆，毛泽东这封信写于1938年，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
武纡生手捧毛泽东的信连读两遍，信中流露出毛泽东对李达既尊敬又十分关心。武纡生当即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
据武纡生回忆，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于1923年秋已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李达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
武纡生曾将毛泽东致信李达的事向在冯玉祥身边的中共党员赖亚力谈过，不几天，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知悉后，特派车来接李达去南方局谈了一次话。因董必武和李达都参加过中共一大，董必武也理解李达的选择，也很尊敬他，同时也劝他去延安看看，并愿为他去延安提供方便，而李达却一直未明确表示去延安的意向。
李达曾多次向武纡生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在重庆通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后惊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毛泽东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已第三遍读了《社会学大纲》，李达对此深感欣慰，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研究哲学理论。
李达在重庆作为冯玉祥将军最尊敬的客人，所以他受到的礼遇也是不一般的。每两个月，冯玉祥便嘱秘书赖亚力给李达送去200块银元，以作李达一家人的生活补贴。尽管如此，李达既不打算去延安，又觉得重庆也不是久留之地。他曾坦然向武纡生说，他想到一个新环境去从事讲学和理论研究与写作，他计划创造条件，开办一个书店或创办一个刊物，并再版他的《社会学大纲》，译著《法理学大纲》等著作。
1939年深秋时节，李达终于辞别了冯玉祥将军和家人，只身离开重庆前往广西桂林。他到桂林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不愿潦落异乡，回到湖南家乡零陵过起凄凉的田园生活。
1944年，武纡生在重庆接到李达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思想消沉、心情苦闷的情况，还谈及他一次遭到土匪的洗劫，险些丧命，一些衣物及毛泽东那封信全被劫走。武纡生对李达处于困境的情况深表同情，他当即给董必武同志写了一封信。董必武当面对武纡生说，李达虽已脱党，但他爱国之心尚存，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拥护党的抗日主张。中共中央南方局曾从经济上分别给在湖南的李达及其在重庆的家属以补助。
新中国成立后，武纡生在北京见到李达时，李对董必武的博大胸怀由衷敬佩，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文革”中在武汉含冤逝世，1980年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