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揭示了资本主義发展的全部奥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作了科学分析。马克思创造性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精髓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这些理论和学说，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思想背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三大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大基础[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它标志着马克思制定崭新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1]9，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克思以天才的创造力，批判性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精髓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这些理论和学说，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思想背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三大基础”。
一、哲学基础：德国古典哲学
18至19世纪的德国，资本主义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着德国的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思想活跃，德国的哲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以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哲学家运用批判、抽象、思辨等理论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它的直接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当中。德国古典哲学的繁荣，创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现代哲学体系，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哲学基础。
（一）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本质任务的经典论述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哲学被称为哲学史上的“蓄水池”，意味着近代以前的哲学渊流汇聚到康德哲学这里，而康德哲学则是近代所有哲学源头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哲学的精华部分。康德创立了“三大批判”哲学体系，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给哲学带来颠覆式的变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现代社会必然是一面生产大量的财富与文化，一面生产苦难和不公的社会”。[2]288在这里，康德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社会分工必然会导致劳动的异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任其恶化发展，康德意图把人放在公民社会中研究，重新恢复建立在市场之上“公民社会”从而达到人的自然素质的最大发展。
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巅峰上的巅峰，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更是继往开来的集中大成，是黑格尔哲学最精华的部分。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建立起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在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构建的精神领域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 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3]12而世界的本源则是“绝对精神”，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精神世界都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研究“绝对精神”，而不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而是停留在从“精神”到“精神”的圆圈里。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却是头足倒置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在黑格尔看来，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是精神辩证法的表现。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究其本质是精神辩证法，“绝对精神”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根基。
费尔巴哈是继黑格尔之后的又一位哲学大家，费尔巴哈的哲学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转而主张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费尔巴哈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独立于精神世界而存在的，是感觉和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哲学的任务则是“使人类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实与现在”。[4]33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自然界是惟一的客观实在，是固化不变的，精神从属于客观实在。也就是，思维来源于存在，而不是存在来自思维，这就理清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解决了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费尔巴哈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无法认识全部的世界，但是全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费尔巴哈论述了宗教与信仰的问题，认为人们对上帝和宗教的信仰，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即充满对无法解释现象的无奈和恐惧，对自然力量予以崇拜，把自然力量归结为神秘力量。因此，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类精神世界一种虚幻的反映。
（二）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哲学的本质就是企图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就犯了哲学的基本问题错误。康德把先验反思主义提升到道德的界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康德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于社会实践，区别于康德的道德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于现实的人，区别于康德理性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于社会关系，区别于康德物自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对康德哲学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超越康德哲学的过程中孕育着新生。
对于黑格尔，马克思毫不妥协的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刚好相反：“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22马克思将辩证法的基础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绝对精神”，吸收了其合理内核。马克思批判的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将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费尔巴哈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始终持有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事实上是一种人本唯物主义，他的全部哲学研究的基础是抽象的人。他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无法揭露宗教的阶级根源，无法理解宗教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费尔巴哈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最终马克思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批判，摒弃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局限性，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使唯物主义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理论，即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哲学前提。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他们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康德的调和主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并克服了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的结合起来，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世界哲学史上的新纪元，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二、经济学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17至19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的确立和上升阶段，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其经济规律，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们或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或是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建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从而采用对经济领域实证分析的方法。这开辟对社会研究的新方法，为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创造了条件。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初步揭示，首次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结构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马克思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形成了更加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5]163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学基础。
（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揭示
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个基本的命题。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政治经济学之父”。[6]280威廉·配第把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提出了与劳动价值论有关的若干命题。配第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的反比例关系。配第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劳动量相同的话，即使是不同的商品，其价值量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量由劳动量决定。并且商品的价值大小与劳动生产率呈反比例关系。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生产货币的劳动量来决定。
虽然威廉·配第科学地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劳动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因为他没有在价值中注入社会性质的属性，所以不能科学地理解价值的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有机关系。他把价值等同于价格，并且也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他所认识到的价值量，实际上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他无法避免的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威廉·配第的土地是产生财富的根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思想，和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就价值创造而言，威廉·配第的观点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亚当·斯密继承了部分威廉·配第的价值创造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进，亚当·斯密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亚当·斯密在理论上超越威廉·配第。威廉·配第虽然也认识到劳动决定价值，也认识到价值量由劳动决定，但是他无法将价值的概念抽象出来。到亚当·斯密那里，他抛开了一切劳动的特殊形式，发现了无论什么形式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劳动都是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斯密还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研究了价值（即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从而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更加广泛的基础。但是，由于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他并未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始终。亚当·斯密的局限在于没有正确区分价值的二重性。他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这个认识已经接近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同时亚当·斯密又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交换的劳动量来决定，这就说明亚当·斯密还是没有能够超越自身阶级的局限。
由于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斯密又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也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导致他同时拥有了劳动价值论和收入价值论两种价值理论。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斯密还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用来说明自由市場经济机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作用。《国富论》构建了一个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学一切方面问题的理论体系，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其中的庸俗性成分，也为后来的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亚当·斯密混同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从他的认识出发，价值量一方面是由劳动决定的，另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中，商品的价值也可以由购买来的劳动量所决定。这种解释能够成立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有在同质的劳动生产同质的商品时，交换双方的商品背后所代表的劳动量才是可衡量的，才可以说是相等的。但是在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相交换的时候，这个理论就解释不了了。
大卫·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坚持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坚持认为商品价值只能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价值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并在利润的名义下考察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指出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认为产品的全部价值都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从而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收入都来源于此。其中，工资只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而归工人所有;利润是产品价值扣除工资之后的余额而由资本家占有;地租是产品价值扣除工资和利润之后的余额而由土地所有者占有。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关系在分配领域的表现，强调了工资和利润成反比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大卫·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出发，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范畴。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以分配理论为核心。李嘉图接受斯密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并且着重研究交换价值由什么因素决定。但是在看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上，他与斯密一样，仍然将二者混淆。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理论中蕴含的矛盾。李嘉图认同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是他指出斯密忽略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李嘉图认为，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无法了解商品的本质，就会忽视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属性。
法国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经济学作出了理论上的有限补充。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看作是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恶果，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结果。西斯蒙第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给人们的深重灾害，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这种阶段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他的解决办法是取消社会化大生产而退回到小生产的阶段，恢复宗法制度和行会原则。西斯蒙第虽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但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明显是无能为力的。
（二）马克思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创新
在马克思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几种相互对立的价值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对于李嘉图，马克思犀利的指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无法摆脱两个理论困境：“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他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1]192李嘉图无法解决这两个理论难题，第一个困难表现为价值规律和利润规律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困难表现为价值规律同利润平均化之间的矛盾。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李嘉图的理论障碍，同时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逾越的理论难题，这两个难题暴露出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存在缺陷，由此导致了李嘉图体系最终走向解体，为其后的庸俗经济学留下了理论空间。
由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公开化，因此，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把批判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当自己的主要任务，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规律，并在当时资产阶级的视野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和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比前人更进了一步，他们把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试图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其次，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力图贯穿于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有些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还论证了利润、地租和利息等概念。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认识还是初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1]98
显然，由于受自身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限制，同时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从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合乎人本性的永恒社会制度，并停留于对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观察，从而不可能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相反，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竞争的表面现象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联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三、思想与实践基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种种弊端和危机越来越凸显的时代条件下，除了政治经济学家，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积极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构想未来社会的蓝图。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些社会主义的尝试虽然都已失败告终，但是其中总结出的规律，为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圣西门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对法国1789年革命后的社会的考察，圣西门认识到革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种弊病，法国仍然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圣西门揭示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工人的极端贫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恶果，打破了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幻想。在社会历史观上，他认识到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的历史。但是他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发展，没有认识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567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
傅立叶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傅立叶在对人类历史全面阐述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幼年、成年、老年的不规则的相互和谐交替的过程。他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利益冲突、阶级矛盾等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与圣西门一样，他仍然没有认識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停留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范围内。他幻想通过和平改造达到理想中的社会，这种设想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欧文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对立，资本家掌握着资本和权利，而大量产业工人却生活艰难，大批失业。欧文敏锐地认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定会被新的社会所取代。这就类似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不可避免”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1]43他理想的社会中取消了货币，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建立生产合作公社，生产资料实行公有;所有成员参加劳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每个人实现全面发展。欧文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包含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诸多积极因素，他关于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等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那时，欧文并没有找到变革旧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方法和道路。
（二）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总结与超越
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初步探索，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无情批判，为开启工人的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他们探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成为启发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依据;他们对未来社会天才的设想，包含了许多积极的思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早期无产者运动的理论，仍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他们在思想上受历史唯心主义支配，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成天才头脑的发明、是永恒理性和正义的体现，相信只要通过少数革命者就可以实现革命;他们既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没有剩余价值学说，因而不能够阐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也没有找到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社会力量，而是把理想社会实现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帮助，只是希望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显然，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他们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还不够发展的时候，还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矛盾，因而具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和危机，他们深切关怀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处境，大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和弊端。他们还凭借天才的智慧设计了未来社会的图景，甚至将这些理想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缺乏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等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能科学地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的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然而，他们不能理解这一历史的现实基础，也没有找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不断高涨。这种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深刻的社会背景，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认真研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具体思想和理论观点，“马克思视野中的共产主义不是基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的共同体， 也不是空想的彼岸世界， 它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之间泾渭分明”[7]42。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部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四、结语
综上，19世纪上半叶，在德国、英国、法国形成的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思想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批判继承“三大基础”的过程中，创造性建立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主义从理论逐渐走向实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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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Abstract：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Marx realized the great discove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in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ealing all the myster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laws of movement and history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trend was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Marx creatively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 and on this basis carried out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cism. These theories and doctrines depict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y the "three foundations" for the birth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three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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