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奠定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不同社会思想的交锋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无不是社会各界围绕着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哲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展开的思想理论交锋、争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也避不开思想交锋，反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中国；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177-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从思想到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的结果[1]。在当前的学术理论界，虽然从思想交锋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本文试图进一步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一、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若干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1955年，经济建设中关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与斗争；1958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1963年，關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1978年，“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1996年，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1997年，关于改革开放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争论；2007年，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等等。而这些思想交锋中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问题。因此，要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先弄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
（一）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世界普遍性。相比而言，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就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普遍与特殊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会有差异性，要实现其统一，就会不断地相互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科学理论，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也是一对矛盾，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仍避不开斗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相对真理，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也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因此，其理论本身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会遭到质疑。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就出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问题。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公有制经济。而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封建社会。此时，不就引发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吗？
（二）思想交锋常常表现为“马”与“非马”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无论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形成了两大经济基础论，即单一经济基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以艾思奇等为代表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过渡时期唯一的经济基础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上层建筑只能为这一基础服务。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观点，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以杨献珍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过渡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由它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在还有多种经济成分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社会经济形态，不能说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组成社会形态。”[2] 以此，他们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这样纯哲学争论的问题最后被严重的政治化，这一行为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毁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性与现实性基础。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邓小平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还有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与斗争、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和斗争，就是一种用固守陈规的思想观念来抵制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思想观念，而这种对抗实质上就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立。
（三）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3] 这也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1978年，关于“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解决，主要运用了矛盾分析法找到其核心问题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两个凡是”。又具体运用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正确评价了“文化大革命”以及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的疑虑，从而确定了一个崭新的治国方略。姓“资”姓“社”的论争的解决，主要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其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又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姓“公”姓“私”的争论的解决，仍旧是得益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着重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和价值评价法成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就必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的解决，还是运用矛盾分析法首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社会、生态、道德等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然后，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全面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辩证思维的方法和人的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要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事实证明，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交锋的历史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4]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5]。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國共产党的执政却遭到质疑，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步中国化都与思想交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阶段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所以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推进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
（一）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
真理越辩越明，思想越理越清。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狠批“四人帮”当做当前主题、当前各项工作的纲，还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两个凡是”不仅阻碍了人们纠正过去的错误，还严重制约了新的社会局面的开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面对严峻的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成功引导了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和思想观点得到澄清，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它使人们认识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是个人崇拜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和我们工作做得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通过姓“社”姓“资”的争论，冲破了对计划经济的崇拜，让人们懂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企业改革姓“公”姓“私”的争论，冲破了对“所有制”崇拜，使人们认识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发展模式。总之，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二）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催化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普世的价值学说，但是它是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新中国则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更明确的表述：“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6] 因此，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肯定有众多的不适应、众多的困难和众多的矛盾和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不是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吗？“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争论，不是冲破了主观主义的“个人崇拜”，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吗？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吗？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也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吗？
（三）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的形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虚无的历史主义”和各种不同声音以及与反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激烈思想交锋的结果。在“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已认识到，继续跟随费希特，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空想之中。“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 他决意和以往唯心主义告别，去寻求“事物的本身的理性。”在《德法年鉴》时期，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从而初步确立了其唯物主义的思想。《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交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不断进行思想交锋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及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领导人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有些人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搞市场经济就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8]。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时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次思想交锋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一系列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最终建立和完善，也是在姓“公”姓“私”的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2007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突显而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绕开思想交锋的产物，而是思想交锋的结果。
（四）思想交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也正是在中国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義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 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名誉受到挑战，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思想交锋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多次思想交锋，这一次次思想交锋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中国化，每一次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因此，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联可以看出，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绕不开也离不开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思想交锋。但思想交锋是一把双刃剑，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也要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合理的挖掘、正确引导，这样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贤娇.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理论导刊，2011，（3）.
[2]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李宝艳.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交锋[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2）.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许经勇.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经济特区[J].特区经济，2004，（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责任编辑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