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不是空洞无物的虚玄之物，也不是对现实问题的捕风捉影。理论滥觞于实践，可以是完全抽象的；但离开了实践和对客观实存的把握，就不会产生所谓理论。从某种条件讲，理论具有其本体意蕴，它是主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凝结着主体的内在欲求和外在策略性展开。这就是理论的一般品质和特殊的表现形式。运思和确定理论的质料与形式对理论生活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将其看作理论生活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集体意识层面的理论生活。
关键词：理论；质料；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0；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3-0125-05
收藕日期：2009-05-16
作者简介：陈勇，男，陕西安康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陈国庆，男，河北沧州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一书中的考证，英语“理论”(Theory)在17世纪时已有了很广的含义。包括“景象”(spectacle)、“沉思中所见”(a contemplated sight)、“(观念)谱系(scheme of ideas)以及解释的系统”。从“理论”的这四个义项可以看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有时是难以区分的。而在学术史上，思想家关于“理论”一词的应用，或者只取其中一项，或取其中几项。就西方认识论发展而言，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即经验性理论、演绎性理论和构成性理论。
霍克海默将前两种理论称为传统理论，并认为它们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对象是外在于理论的独立客体；其二，追求绝对真理；其三，主体是可以超越历史环境的绝对者；其四，忽视理论的间接社会影响。基于此，霍克海默提出了与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的所谓“批判性理论”，而且认为他的“批判性理论”与构成性理论是相近的。批判性理论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开放性和批判性。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对“理论”自身上，而且体现在对于生活的态度上。批判性理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改变社会现实秩序的批判性、斗争性。可见，霍克海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其“理论”之观点，除却错误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前提外，基本保持了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或者近似。
下面我们将从“质料一形式”的角度展开对“理论”的上述特点的考察，以期明确理论的一般品质及其特殊性。我们所使用的这对范畴将大致从康德语义上展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贝克莱一黑格尔”形式主义和“牛顿一爱因斯坦”质料主义的错误，才能避开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尤其是对毛泽东知识论的极端、片面和过于常识化的理解。避免奴性和狂妄。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没有内容是空洞的，直觉没有概念是盲目的”。
理论有自己的形式和质料。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质料和形式进行了折衷式的界定，他说：“当我们被一个对象所刺激时，它在表象能力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感觉。那种经过感觉与对象相关的直观就叫做经验性的直观。一个经验性的直观的未被规定的对象叫做现象。在现象中，我把那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形式。”理论也是质料的形式的统一。因为，在康德看来，…感觉’这名词也可能用来指知识的质料，那是说在它为本体所决定的范围内。”这种看法，不仅使我们置身于话语之中而变为演员，而且也使我们置身话语之外而变成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我们的意思是说，这种观点首先使得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论或言语“理论”和世界，而且使得我们认真聆听那言说者是如何以他们的方式言说或理论“理论世界”。那么，彻底使我们置身话语之外的是，我们认识到了言说者或理论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理论世界，但他们的形式彼此并不相同。
二
理论的一般性品质是什么?就是理论家言说了什么，即“理论”的质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即，这种回答既是以往理论历史的必然，又是当代理论行为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自然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强调实践性，马克思甚至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强调人在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主体性。所以，马克思说，人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上。“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人们在按照“前理论”“言说一理论”着。这就是质料这个词给我们的启示。“理论”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自己“想”言说的、“能”言说的和“可”言说的。这也就是胡塞尔后来所讲的，人与物的交融构成了整个有意义的世界，并使整个世界处于“被给予的直观”之内。
第一，理论始终与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理论具有主体性的特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联系可能是自觉的、自为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自在的，可能是正面的、肯定的，也可能是反面的、歪曲的。理论是人独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它的永恒主题是人或属于人。人正是由于其独有的精神性而将自己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所以，人总有一种在精神的基础上超越其他事物、摆脱物质性或者超越有限性、奔向无限的内在冲动。
理论和思想史就是人的这种“冲动”的发展史。柏拉图《斐多篇》描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这种冲动，苏格拉底实现了这样的哲学转向，即从在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在“理念”中探求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这是一次从有限到无限飞跃的冲动，标志着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第一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主张进一步推动并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更是把主体性哲学推向了顶峰。虽然现代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对这种主体性哲学的极端性颇多诟病，但哲学发展的这种重视主体性和实践性的努力仍然振聋发聩，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扬弃。人的发展和解放远未实现。
对主体性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罗素就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罗素说：“卡尔·马克思通常在人的心目中是这样一个人：他自称把社会主义做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比任何人都作出更多的贡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运动。通过对人的吸引和排斥，支配了欧洲近期的历史。……我打算只把他当作哲学家和对旁人的
哲学起了影响的人来讲一讲他。在这一点上，他很难归类。从一个方面看，他跟霍治司金一样，是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的一个结果，继续他们的理性主义和他们对浪漫主义者的反抗。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这几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对他的哲学都要有歪曲失真的看法。”
可以看出，就连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是“急进主义”(人文一启蒙运动)的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关注历史、关注人，而且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这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公然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毛泽东也讲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性、阶级性。但需要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料”完全是修正了的。恰恰相反，这种主体性被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同历史规律一致的，因此，它就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作为人的精神存在方式的理论生活，可能是以静态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也可能是以轰轰烈烈的理论革命的形式发生的。但是，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它始终都必须紧紧地围绕人的生活本身。都必须坚持解放人、发展人、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的原则。需要申明的是，这里的“理论革命一人的解放”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的，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的。人的历史需求只要还没有完成自己的量的积累，理论就必须臣服于这种需求。而一旦这种需求已变得“厌倦”，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理论就必须呼唤新的历史条件，并坚定地走向某种整体的普遍的趋势。这就是理论的跳跃着的生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原则。黑格尔曾经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理论生活的历程：“各个个体，如就内容而言，也都必须走过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但这些阶段是作为精神所已蜕掉的外壳，是作为一条已经开辟和铺平了的道路上的段落而被个体走过的。这样，在知识领域里，我们就看见有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而且我们还将在教育的过程里认识到世界文化史的粗略轮廓。”
第二，理论体现时代的精神，包含着深沉的历史蕴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文明，而“文明是实践的事物，是一种社会品质”。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哲学理论。推而广之，不仅哲学理论，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是对于社会实践的反映，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含义，体现着特殊的时代精神。理论“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理论必须以一定的历史课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或以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为基础。因为“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马克思、恩格斯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观点，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宏观一历时态”角度上来看，理论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历史地实现自身的。政治理论如此，法律理论如此，哲学理论也是如此。在古希腊，时代精神的境况就是使意识从原始宗教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一种朴素的科学精神，从而有效地改造自然，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此背景下，思想家和理论家开始努力摆脱形象思维，而以抽象的理论模型或范式来解释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世界存在是什么，“存在”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题。而到了中世纪，从希腊罗马发展末期业已开始的混乱和无序的生存状况使思想家、理论家提出如何才能获得救赎和拯救的问题，基督教应运而生了，人类创造了“天国”的概念，并且相信只有在天国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于是“神”成为整个中世纪的哲学主题。17世纪以后时代精神展现出强势的反省特质，表现出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思想家、理论家把关注的目光从超自然的存在转向了自然事物，从天国转向了尘世，自然原因成为解释整个世界的核心概念，自然成为哲学的主题。在18世纪，欧洲各国启蒙运动高奏凯歌，思想家现在把理性当作一切既存物的最后裁判者，思想家建立起“理性的王国”，“理性”成为哲学的主题。这就是黑格尔“绝对理念”(Concept of the Absolute)的含义。在他看来，在绝对理念的自我活动过程中，诸如希腊思辩哲学，以至笛卡尔、斯宾诺莎、费希特与谢林的形而上学原则，都是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过程的一些必然的阶段，而且其发展的先后的排列也是必然的。
就此意义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同时期社会实践课题的应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态度，它的出发点是思维，是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运动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社会问题的解决。所以，没有或者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历史意识，没有一种驾驭时代潮流的实践精神，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问题。
从“微观一共时态”的角度看，理论思维是对同一个时代的历史课题的不同回答。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同利益代表者、不同价值取向的理论家，对时代课题的认识及其所提出的社会流程方案是不同的，历史“应该”发展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某种“合力”的结果，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历史本身可能会选择某种理论作为自己发展的“规定性”，而论证这种“规定性”的理论是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在相互辩论、斗争、融合中诞生的。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社会意识理论也是如此，那些占据“主流”、“潮流”、“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是理论家交互影响的产物，那些“非主流”、“非潮流”、“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同样也是理论家彼此影响的产物。这也就是理论和思想家发展的历史，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
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人类思想的发展不仅具有宏观的、普遍的共同规律，而且具有微观的、特殊的个别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从其对象，而是就其质料和本身而言，它们无疑是理论家(“时”之间，“代”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不仅不同时代的思想理论会表现出一种“逻辑”，而且同时代的思想理论也会表现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从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到1821年(《法哲学原理》出版)，在这短短的40年里，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运动展现了，这就是“德意志观念论”，它的基本精神用席勒的话说就是：“不必痴呆得往身外求访，它就在汝心中恒自吐光!”其中心课题就是“主体”、“自我”和“精神”这样的时代课题。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便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他们的理论彼此并不相同，“精神”的客观品格从康德到黑格尔逐渐暗蔼，而客观性的品质却发出越来越刺眼的光芒。可正是他们的不同思想共同构成了德意志观念论正方形的四条边。
就此意义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也是如此，它也面临着残酷而复杂的理论竞争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可能面临着客观方面的“否定的辩证法”。也面临着主观方面的“否定的辩证法”。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既要在实践上对“异化”的发展模式进行辨证的否定，也要在理论上对“异化”的理论模式进行辩证的否定。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正确揭示的人类精神和理论发展的“现象学”，并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亦即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秘密”，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而且，“精神现象学和它的最后成果……的伟大的地方……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认作一种过程，把人的对象化认作对立化，认作外在化和对这种外在化的扬弃，在于他认识到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所以是真实的人——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看来，人一方面不断创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另一方面，又持续地消灭这些“对立物”。这就是感性生活和理论生活的过程。
三
关于特定对象理论的质料是单一的，但理论的表现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关于理论的形式研究有很大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关于理论的形式研究和研究者所采用的分类依据密切相关。按照理论的对象来划分，我们看到“理论”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和“人文科学理论”。
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是普遍性陈述，像所有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一样，科学理论是记号或符号的系统”。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运用科学仪器和方法所获得的关于科学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它是通过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并经过实践或逻辑证明的系统知识。人文科学理论是思想家在社会实践经验上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人文科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真理性的研究和探索，同时还反映了一定的价值观和社会阶级的特殊利益。“人文科学”一词来自拉丁文“humanitas”，意为“人性”、“教养”。在中世纪末期原本与“神学学科”相对而言，现代语境中则是与“社会科学”相对而言。它们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是思想家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迷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人文科学一般使用解释和意义分析的方法研究微观领域精神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学、伦理学、艺术学等理论。而社会科学理论是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知识体系，侧重于使用实证和分析的方法研究宏观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等。由于“人”与“社会”是紧密关联的，因此，我们无法在理论上可以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分开来。这种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看是合理的。这是因为，人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生存必须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条件。所以马克思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离开人的社会性，我们根本不能正确形成关于人的认识，也根本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挑战，“人文”研究是无法绝缘于“社会”研究的。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文科学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中的主体内容都同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不仅都体现特定的价值取向和阶级性，而且同时也都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说：“所有的科学都可以划分为两类：理论的和实践的；理论和技术；严格意义的科学和技艺。前者的目的是知识，后者则寻求通过人的行动控制事物，它们告诉我们怎样使世界有助于我们的目的。”在他看来，实践科学高于理论科学，而实践科学中直接以人为对象的伦理学则处在“实践科学之首，在某种意义囊括了它们，因为所有的技艺根本上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人生的完善”。
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应该是在多层面多向度展开的。而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面向“中国化”事实本身。也许关于理论的“三分法”是完全的典型的形而上学语言。自然科学理论形式与其他两种理论形式，从共享着“人”这种共同质料看，它们不应该是完全隔绝的。在逻辑上看，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理论也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无论是从“人文学科”的产生历史背景来看，还是从当代西方哲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来看都是如此。不同的理论形式在“人对世界的把握方式”上实现着真善美信的合一，任何理论都应该如此。所以一种理论天然地包含着对真善美信的精神本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做出努力，即，真化、善化、美化和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