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理论说明：（1）社会进步的路径有其规律可循，同时社会进步的具体展开过程又是开放性的。（2）“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和“人与物相统一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三个基本尺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社会进步由其主导性尺度，同时尺度又是多样性的；不同种类、层级的进步尺度之间既可能是和谐兼顾的，又可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且和谐兼顾与矛盾冲突往往相互交织。（3）社会进步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进步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既有积极的重塑作用，又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且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相互交织。（4）不但社会进步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存在复杂的关系，对这两个评价尺度的评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尺度本身的评价，既要处理好现实评价与理想评价的关系，又要处理好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关系。这个理论说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社会进步；社会秩序；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019-09
作者简介：
张雪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235）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理论说明，这个理论说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在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人们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提炼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五形态说”，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发展的学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进步的“二形态说”，并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深刻说明：“事实上，自由王国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我们知道，除了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之外，马克思还十分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了他晚年的实证人类学的研究进程。他先后阅读了法国医生兼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的农村制度》；研究了古代斯拉夫制度，阅读写下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一书摘要”等；并在1870年代末到1880年代初写下了《历史学笔记》，摘录了施洛塞尔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晚年马克思研究实证人类学的伟大成就，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东方社会理论”，并据此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给出了深刻解答。这个理论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发，就是马克思通过对非欧社会，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超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从一个全新的视野去探寻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对他之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作出的卓越研究的自然延伸、补充完善，同时也是新的伟大发现。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二形态说”、“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与他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相互补充、相互辉映，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但提出了社会进步的基本图式，也阐述了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社会秩序，同时也隐含着它对社会进步尺度的深刻揭示。这对于我们说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并借此揭示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社会进步路径的选择有其规律可循，同时社会进步的具体展开过程又是开放性的。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他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2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坚决地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匡衡人类历史。所以他强调：“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 42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野中，人类社会进步的真实图景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过程，任何企图把某种抽象的历史运动公式强加给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的做法，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的。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的理论体系，为我们考察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实践图景，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并对这种结合所取得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也制造了巨大的人类悲剧，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瓜分资源的世界战争，对无产者的剥夺、物化和异化，等等。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梦魇，人类开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新的辉煌，但它同样没能避免人类悲剧的发生，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实践中，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在许多国家制造了短缺、饥荒和对人性的泯灭。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人类历史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西方历史终结论者借机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舍此之外，“人类别无选择”（［奥］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