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现性绘画造型的情节性营造离不开对情境的掌控,构成情境的元素必须符合现实的逻辑关系,否则,无法唤起人们对现实真实感的共鸣。绘画人物的动态是否在造型上符合人体运动规律和现实的情节逻辑,是解决人物自身造型情节性的首要环节。解决人物造型的情节问题,还必须考虑人物的相关背景信息,准确把握特定人物的行为特征,选择恰当的动态、情态,从而实现对人物的个性再现。因此,再现性的人物绘画作品,构筑合理的情节性,符合现实的逻辑关系至关重要。
关键词:动态 情节逻辑 行为特征
中图分类号:J206 文献标识码:A
对于造型艺术中情节性的把握,早在艺术产生之初的具体人类实践中,就已经开始了探索。至今,我们仍会为原始洞穴中先民所描绘的各类动物的生动形象所折服。而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他们把握并呈现出了那些动物在特定情节下的特定形态。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中著名的“受伤的公牛”。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公牛在受伤之后特有的形态特点,弓背蜷缩着的形体,映现着生命的挣扎和恐惧。然而,就西方主流传统艺术乃至我们今天的再现性绘画而言,关于情节性的建构、描绘和表达,始终处在一种发展、充实和完善的认识过程中。这其中求新的探索和因循的继承也始终相伴。
回顾美术史上再现性造型艺术的几个高峰期不难发现,对人物造型的情节性匠心经营,是不同时期伟大艺术家们共有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每个时期的艺术形态在其成熟的过程中,都留下了基于情节性的探索、尝试和研究痕迹。以古希腊为例,众所周知,古希腊的雕塑是西方再现性造型艺术的丰碑,也是后世模仿和学习的经典造型样式。然而其古风早期的雕刻却并非我们熟知的样子,那时的雕刻造型上深深留有埃及雕刻程式化的印记,但在技术和能力上,却远不及埃及成熟。至于造型中如何合理地建立情节性以使之更为生动,形态意义更为明确,则显得过于稚嫩。这一时期,他们也试图摆脱埃及雕刻呆板、僵硬的程式,寻求更为接近自然的生动和鲜活。于是,我们在希腊古风时期的雕刻中,看到了人物面部温和、轻松的笑容。或许是因为这一造型上的突破令希腊人觉着太过精彩,也或许是这时的他们仍然习惯于程式化的模仿。致使这一微笑的情态一度过于泛滥,千篇一律,最终走向了机械和教条。尽管如此,“古风的微笑”仍旧是希腊人开拓辉煌艺术成就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的尝试。
对于造型中情节性的关注,古希腊如此,文艺复兴亦如此。17、18直至19世纪中叶,尽管每个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艺术作品也呈现着各自时代的不同风格特点,但以情节性为主导的造型处理,却始终是艺术大师们探索和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更是后人阅读、理解前人作品和学习、借鉴前人经验时,不可或缺的知识和不能回避的课题。
一 动态规律与行为逻辑
关于绘画的情节性研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初期,佛罗伦萨的乔托就已经提出了“戏剧性情节的构图”这一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课题。戏剧性情节的营造和建立,离不开对情境的掌控以及特定情境下动态的把握。对情境的描述成为完成作品的关键。这里所说的情境,是指作品试图再现的现实情境,或者是与现实中人们的一般经验相吻合的想象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所有构成情境的元素,应该符合现实的逻辑关系,彼此制约,相互呼应。否则,就无法唤起人们对现实真实感的共鸣。如人物的动作与自身表情神态的呼应;不同的人物间造型关系上的呼应;人物与环境之间、环境中物与物之间等等,都需要紧紧围绕某一特定情节来塑造。而能否掌控情境中的人物与环境,使之合乎情节逻辑,便成为造型过程中决定性的环节。这便要求创作者对现实生活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同时也需要有在复杂情节中,进行合理概括和提炼的敏锐洞察力,从而精确地捕捉到生活中那些能够震动心灵的情景。因此,再现性的绘画作品,无论是何种体裁,构筑合理的情节性,符合现实的逻辑关系都至关重要。
就人物绘画而言,对情节性的把握,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物自身造型的情节性问题。其中,人物的动态是否在造型上符合现实的情节逻辑,肢体动作是否做到了相互配合,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环节。现实生活里,人的每一个合乎常态的动作,都是身体各部分协调配和的结果。走路时迈左腿,右臂会自然后摆,而迈右腿时,左臂又会向后。这是寻求重心平稳的自然反应。因为只有重心平稳时,人才会感觉到舒适。因此,人在常态下的每一个动作,总是为求舒适而使身体的各部分相互配合,形成某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动作逻辑。在阅读作品时,我们也正是通过对不同动作逻辑的解读,来明确其所蕴含的情节的。而一旦动作背离了应有的逻辑,或者动作的逻辑是完全脱离人们已有经验的,便会令人茫然不解,更何况产生相应的情节感。
这里,我们仍然以古希腊的雕塑为例进行阐释。由于受埃及的影响,古风早期的雕塑造型上呆板、机械(如《克里俄比斯和拜吞》)。几乎所有的动态都是人物直立,头部自颈以上僵直,一条腿前伸,手臂多为紧贴躯干,或前臂做简单而机械的弯曲。肢体动作间缺乏合乎规律的内在联系和呼应,动作与动作之间各行其是,造型在情节性上令人茫然。而至古风的后期,不仅人物动态的丰富性大为加强,其动作间更增添了合乎生理及情态规律的相互结合(如这一时期的许多阿波罗像)。因而,召唤起人们对某种现实情节的经验。从而在造型上实现对情节性的传达。
我们再来看一下《荷犊者》这件作品,不难发现其在造型上存在的问题。人物的塑造显然不合逻辑。头、颈、肩以及躯干的形态,既无合乎行为逻辑的呼应,也不是其负重后该有的样子,人物的形体动态背离了荷犊的情节,因而丝毫不能让人感受到负重的紧张和吃力。相比之下,人物所背负的小牛反倒显得格外生动。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对小牛的形态塑造与其被背负的情节十分契合。无论是被人物双手束缚的四肢形态,还是伏在人物肩背上的躯干形态,包括小牛的头部形态,甚至对它的眼神的塑造,都与其被背负的情景十分吻合。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到小牛在人物肩背上充满活力的扭动。可见,合乎逻辑的形体动态,是表达合理情节的关键。
希腊雕塑在情节性造型方面的探索还不仅于此,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对于情节性造型的认识有了更为系统理论化的深入。古典时期的雕塑家普拉克希特列斯就找到了很好表达恬静、愉悦、轻松情节的造型样式,即所谓的“S”型的人物造型样式。这在日后的岁月里,成为众多艺术家塑造人物时的经典样式。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维纳斯的造型;安格尔的《泉》中少女的造型。而另一位希腊雕刻家史珂帕斯则用“C”型来有力表现悲剧情节,同样成为造型的经典。
至此,关于人物自身造型的情节性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认识:构成人物动态的各肢体动作需符合人体运动规律,一定的情节往往要求一定的动态,一定的动态又往往传递着一定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同的动作与情态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的经验正是我们阅读再现性绘画作品,并与之沟通和产生共鸣的桥梁。尽管,对不同民族,不同身份、性格、习惯、职业的人来说,在表达情感、展现情态时,会有个别较为独特的表情和动作方式,但无论是哪种表达方式,就其自身动作与表情之间的关系而言,依旧是相互协调又互为呼应的。对于人物绘画来说,希腊雕塑在情节性造型上的成功经验,无疑是最好的借鉴。
二 动态、情态与背景信息
此外,人物绘画在考虑造型的情节性问题时,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物除形象之外的其他背景因素。如人物的职业、性格、年龄、性别、民族、生活习惯、行为特征,甚至地域风俗等等。作品所描绘的人物必当考虑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会做些什么?又会怎样去做才是妥帖的,才能与人物的身份相适宜。正如黑格尔所说:“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的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要塑造合乎现实情境的人物造型情节,就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些环节,使得塑造的人物具有某种典型特征,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最大限度唤起人们的经验共鸣,从而实现艺术作品的审美表达和交流。
我们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德国文艺复兴巨匠赫尔拜因的肖像作品《伊拉斯莫》中,描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情节:学者伊拉斯莫正在伏案疾书。无论从人物所处的环境还是人物自身的动态上看,画面都显得波澜不惊。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平稳、安静中,赫尔拜因构建起了一个典型的却异常贴近人物身份和性格特征的情节。画面中伊拉斯莫的动态是一个标准的书写时的动态,低垂的眼睑与正在伏案书写的手的相互配合,将这一一般性情节精确地展现出来。赫尔拜因对伊拉斯莫口部形态的塑造,却赫然使这一情节超越了一般性。画中伊拉斯莫双唇抿合,略作回拢,周围肌肉虽紧张,但却并不僵硬。如此巧妙的一个口部造型,不仅彰显了伊拉斯莫内心蓬勃的思绪,同时也暗示着人物内在拥有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进而,精致、细微却异常生动的口部形态与先前的手眼动态相契合,又使得人物整体形象呈现出温文尔雅、从容大度的气质。
黑格尔在他的著作《美学》中说:“生活情况、行动和命运的总和固然是个人的形成因素,但是他的真正的性格,他的思想和能力的真正核心却无待于它们而能借一个情境和动作显现出来,在这个情景和动作的演变中,他就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而在这以前,人们只是根据他的名字和外表去认识他。”赫尔拜因正是准确而敏锐地把握住了人物身份与行为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通过对情节的塑造,实现了对特定人物造型的深度再现。
另一位画家,西班牙人穆利洛的作品《吃葡萄和甜瓜的孩子》为我们展现的则是另外一种动人的情节:两个流浪于街头的孩子,躲在角落里一同分享得来的食物。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瓜果究竟是如何获得的,作品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们的“幸福”和“陶醉”中。而传递这一情节的关键,恰恰是两个孩子一边吃一边彼此对视的造型。这让我们不由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然而,透过这一造型情节,我们感受到的却不仅仅是与他们年龄相适应的天真、活泼甚至顽皮,更多的是感怀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依相伴,相互信赖以及流浪岁月中的同甘共苦。而先前的那种表面上的“幸福”、“陶醉”,此刻则令人倍感酸楚!这件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有这样动情的体验,完全归功于作者对于人物背景因素的细微关注,更得益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敏感体察。于是,特定年龄人物的行为特征与人物的生存状况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品震荡心灵的真正内在动力。可见,对于不同背景的人物,即使处在相同的情境下,事实上也会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而在人物绘画作品中,能够捕捉并成功表达这种独特性,则是再现性人物造型的始终追求。
考虑人物的身份背景因素,既是使人物造型具有特殊个性的需要,更是营造合理情节逻辑的必然要求。对于再现性人物绘画而言,造型上的感人,无不源于创作者对人物深层次背景信息的谙熟和精炼。而画面中的情节意味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则更需要肯定而明确的背景信息来支持。在这里,无论是对人物动态的把握还是情态的表达,都离不开对其相关背景信息的考查。否则,动态也好,情态也罢,就会因失去特定人物的身份因素而变得苍白、空泛。与此同时,再现性的人物绘画也会因对人物的背景描述不清而令读者感到困惑,从而失去两者间产生共鸣的可能。
此外,再现性绘画作品中可能蕴含的更为丰厚的审美内涵,也会因此而变得单薄。作品的美感只可能停留在图示的浅表层面,更为深厚的内在精神传达却无法触及。而这恰恰与再现性绘画艺术形式试图通过再现客观世界来表达人的主观情感世界的初衷背道而驰。由此,如何透过造型准确地捕捉并传达特定人物的相关背景信息,就成为创作者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而提炼并把握恰当的与人物背景信息相吻合的动态、情态,则无疑是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作者简介:彭永清,男,1970—,河北张家口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西画专业教学和美术理论研究,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