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绘画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唐朝绘画既继承了汉魏传统，又融合了西域各国外来绘画的成就。唐代边疆及域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活跃，更使得其绘画风格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绘画艺术的巅峰，而唐朝绘画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绘画史论的发展，收藏著录及绘画史论的著述成就大大超过往代。所有这些，都呈现出大唐王朝的一派大气雍容。
[关键词]唐朝绘画；域外绘画；交流；融合
中国唐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盛唐时期它与各国交往频繁，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都潮涌而来，而中国人到外国聘问、经商者也络绎不绝。特别是开元、天宝时唐朝发展到鼎盛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是雄踞东方的强大帝国，其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雄浑博大的盛唐气象至今仍为人所乐道。
唐朝在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为绘画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唐朝绘画在继承汉魏优秀文化成果的根基上，又融合了印度等西域外来绘画成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开放的文化政策及发达的对外交通也给绘画艺术的交融带来契机。唐朝统治者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开放与交流可以说是唐朝绘画的主题。此时的大唐文化出现了丰富多彩、百舸争流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成为我国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它是一座国际性的城市，欧洲、中亚各国、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旅居长安的极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长安等地即有边疆民族及国外的画师从事艺术活动。而数量丰富的中国绘画也吸引着周围各国，不少外国使臣、商人、僧侣搜求中国绘画作品携带回国。如德宗贞元末年新罗商人在江淮一带以高价购求周日方的绘画作品数十卷携带回国。贞观年间,日本屡次派遣唐使团来唐，随行人员中即包括有画师。
唐朝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在题材和形式上，画科众多，画坛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尤其是人物画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中，道释画、肖像画、仕女画风靡一时。在初唐和盛唐时期分别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画家，如代表初唐绘画水平的人物画家阎立本、尉迟乙僧父子，盛唐时期寺观壁画的代表画家吴道子，反映仕女生活情态的画家张萱、周昉。此外，花鸟画、山水画也出现多种风格，并逐步趋向成熟、繁荣。而花鸟画家有画鹤名家薛稷、“花鸟画之祖”边鸾，以及鞍马畜兽画家韩幹、韦偃等。山水画家有青绿山水名家李思训、李昭道，还有诗画合一的文人画家王维等。唐朝的宫廷衙署、石窟及寺观壁画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无论规模之宏伟，还是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敦煌莫高窟130窟的乐庭瑰夫妇的供养像，其中的乐妻王氏像，丰腴秾丽，悠然自若。再如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像》画面的繁复与盛大既给人敬畏与向往，又给人以美感与享受。在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也有流行，但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呈现出一派唐朝社会的大气雍容。
唐朝文化空前的发展，绘画作为唐朝美术的首要代表，亦充分体现了对外交流的辉煌成果。就人物画题材而言，画家们不仅善于描绘上流社会、宫廷贵族仕女等的生活情态，外来题材也非常流行，这恰恰是当时对外交往活跃的真实写照，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就很擅长表现外来题材。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阎立德《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职贡图》记录了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节到唐朝朝贡的场面，共有波斯（伊朗）、百济（朝鲜）、倭国（日本）等国使节12人。在每个使者的旁边，都用楷书记录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全图主要采用高古游丝描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服饰纹理。阎立本的重要传世作品《步辇图》记录了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会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重大历史事件。唐太宗的雍容大度有气魄、禄东赞的谦卑有礼又自信的神态皆刻画的生动传神。刻画不仅歌颂了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体现了泱泱大国的宏伟气魄，还记录了汉、蕃两族的友好关系，说明了唐人的开放胸怀。
再如活跃在盛唐时期的两位仕女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画过外来题材。据《宣和画谱》记载，张萱画过《日本女骑图》，周昉画过《天竺女人图》。周昉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他们的艺术影响不仅遍布于唐代本土，其艺术魅力还大大倾倒了邻国新罗(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贞元年间，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高价求购他的画迹，传为一时佳话。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明显具有唐代周昉的仕女画风格。还有《鸟毛立女屏风》，其仕女画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型。新疆吐鲁番古墓中也曾发现类似周昉风格的仕女形象，皆衣着艳丽，体态丰腴，由此可见张萱和周昉绘画风格的影响流传之广。
各国文化交流往往是双向互动、多元的。外域的绘画风格同样促进了唐朝绘画艺术的完善和成熟。如唐初的中亚名画家康萨陀曾流寓长安，因擅画奇禽异兽、初花晚叶，生动而富有变化而闻名于世。还有知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则是来自于阗（新疆和阗）的贵族，他们将源于印度的绘画风格“凹凸画法”带到了长安，这种画风对唐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乙僧画云：“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汤垢《画鉴》云：“尉迟乙僧外国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称他“画外国菩萨，勾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概”。他在长安光宅寺普贤堂画的《降魔变》，被认为“颇有奇处，身若出壁”。尉迟乙僧的这种独具特色的铁线描、设色侧重晕染的方法，运用上完全不同于中原传统，令时人耳目一新，对唐朝吸取西方画风产生极大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于吴道子画风与凹凸画派的关系有详尽论述。他认为，吴道子的人物画受到凹凸画派的深刻影响，此点早经苏轼等人指出，而且其技法的高妙之处可用新疆等地发现的绢画、壁画来对勘证明。(下转第129页）（上接第120页）书中说：“与乙僧同时，曾蜚声于长安画坛的吴道子，其人物画亦受凹凸画派影响。”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云：“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
天宝年间，鉴真和尚及其弟子东渡日本，在弘扬佛教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也作出了一定贡献。钦慕大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高宗时期，日本旅华僧人空海回国就带回名画家李真的《真言五祖像》，日本正仓院至今仍收藏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中国的近邻朝鲜对唐代绘画亦很感兴趣，而唐代与中亚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杜环《经行记》中曾记载他流落中亚，在大食王国见到汉人画匠樊淑等人。而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与唐朝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对唐朝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画工塑匠法智等随行，狮子国来唐僧人金刚三藏善画西域佛像，曾在洛阳广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样，风格独特。
唐朝画家的有关异域题材的绘画作品几乎都未能保存下来，但从墓室壁画和敦煌壁画中仍可见此时绘画发展的繁荣，或可窥其一斑。如莫高窟第130窟的乐庭瑰夫妇大供养像、172窟之维摩变相等都是宏伟精妙的壁画杰作。再如唐章怀太子墓的《礼宾图》，描绘了东罗马、高丽、吐蕃等使节身穿异域服装，高鼻深目的异域形象。懿德太子墓室壁画中有猎豹猎犬形象等，而狩猎用豹皆来源于异域，可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是当时贵族生活风尚的生动反映。
唐朝绘画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绘画史论的发展，收藏著录及绘画史论的著述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太宗、玄宗曾屡派搜访书画使及接受民间献纳书画，御府所藏，颇具规模。而贵族士大夫如司马窦瓒、薛稷、韩愈等也都富有收藏。李白、杜甫等诗中屡次涉及对书画的赞美，可见当时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唐朝绘画品评著作有张怀《画断》、李嗣真《续画品录》等。裴孝源集公私秘藏前代名画及佛寺绘壁加以著录，著为《贞观公私画录》一书。武宗时朱景玄集唐初以来画家97人，述其生平艺术活动并加以品评，保留了唐代画家的大量史料,具有断代史性质。张彦远于大中元年完成的《历代名画记》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绘画通史巨著。
中外民族文化的交汇共同熔铸了唐朝美术的辉煌，对异域文化的积极拿来和吸纳，亦是雄健磅礴的盛唐气象的重要部分。唐朝因为开放而强盛，因为强盛而更加开放。唐朝绘画也因为多向而频繁的对外交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而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以雄浑博大的气度为世界艺术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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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浴.中国美术史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8．
[3]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肖本建(1965—)，男，湖北襄樊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绘画和工艺美术应用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