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颜良、文丑，阵前叫嚣，不消半刻，身首异处；荆轲、钟离昧，壮志豪情，一天时间，命绝人寰。历史中的战斗，总是悲戚而惨烈的，如那夕日的红光，残阳似血。这类战斗，除了带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外，何谈乐趣？
猫有九命，人有轮回，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不妨与人一战，在过程中体验战斗的乐趣，倒也壮哉快哉。然而，逞能逞强终害己，寻求刺激枉送命。 可是，人们总归还是在内心深处暗藏着战斗之心的，加之人的大脑拥有无穷的潜能，故而衍生了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虚拟网游应运而生，闲暇的人们在网游的世界里开疆辟土，南征北战，死而复生，乐此不疲。 不管是现实的古代，还是虚拟的世界，这类战斗说穿了还属于武斗。若非遇上那愿意抹脖子一命呜呼只为寻求一刻刺激者，或者力量悬殊，自信满满可以胜利者，战斗起来自然要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无法施展真实的拳脚，战斗的乐趣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而今我要说的，却是文斗，要么靠三寸不烂之舌，要么凭一杆不秃之笔，或者巧舌如簧，或者妙笔生花，总之，极尽文才之能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思想和文字（而不是权力），将对方击垮。此种乐趣，非平常人可以感受，更非莽撞人可以理解。 文斗之风，古来有之。并非文斗就没有生命危险。夫子屈灵均，主张应战，屡遭排挤，自沉汨罗；史公司马迁，替人公言，惨遭陷害，终至宫刑；名士方孝孺，忠于前皇，怒骂燕王，人头落地；学者康有为，维新变法，徐图报国，遭致毒手。这几位，在文斗前没能认清对方是谁，那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皇权，与之相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 当然，也有本就提着脑袋去文斗者，竟然全身而退，着实让人吓出一身冷汗。三国前的曹操，强忍剧烈的头痛，阅读了一篇慷慨激昂、文辞斐然的《声讨曹贼檄文》，孟德理应气愤异常，却被此文一激，头痛病全好了。孟德将檄文作者诚心请出，问清名姓，欣然放行。此人谓谁？建安七子之陈琳也。盛唐武皇登基，应者如云，反者也不少，初唐四杰之骆宾王即是其中之一，骆宾王甘冒一死，激情挥毫，热血沸腾、淋漓尽致地尽数女皇武瞾的种种有违天道之行径，没料到武则天竟是个识货之人，她更看重的是文章的一气呵成、大气磅礴，以及作者的文气氤氲、豪气干云。奈何骆宾王不识时务，屡屡反周，故而不得善终。文斗中遇着孟德和媚娘这样的对象，也算是二位文人的造化了。 文人是清高狂傲的，尤其真文人。于是，才有屈子狂啸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才有李白傲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才有嗣同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才有鲁迅放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清高的真文人，眼中揉不得半点沙子。所以陶渊明要归隐，李太白要辞官，苏东坡要流放，曹雪芹要写书。也就在这清高傲岸之外，偷偷衍生了一种不良风气——文人相轻。参与相轻的所谓文人，其实都只为了掩饰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不足，妄图以轻视他人来抬高自己，殊不知这样反而泄了自家的老底。而真正的大文人之间，非但不会相轻，反而酒逢知己，惺惺相惜。想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欧阳公，当世文豪，为人称颂，他却甚是欣赏那个比他小了几轮的年轻词人苏子瞻，每每读到妙境，乃至废寝忘食，继而兴奋预言，几十年后，世人只道有子瞻，不知有永叔也。 此类上下两代或不同级别的文人之间，文斗是不存在公平性的，故而也斗不出什么乐趣来，唯有级别年代一致者，才会唇齿相斗，针锋相交，且乐此不疲。大凡历代文人，必为入仕子弟，其行文行言之要旨，不外乎两种，其一是政见，其二是思想。 政见上常见主战与主降的较量，倘是多寡相争，则势单力孤者也必败无疑，如战国屈原，南宋岳飞，而若是职位相当，且忠心为国为民，最终听从于谁，则全靠皇权的喜好了。北宋神宗年间，两位彪炳千秋的文坛巨人，一则以变法和诗词闻名后世的王安石，一位以《资治通鉴》为后人所推崇的司马光，二人皆为翰林学士和任职宰相，且相互欣赏对方的文采学识，常常在各自的诗文中大加赞赏对方。然而，就在北宋国库亏空，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时候，两人恰于宋神宗面前展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交锋。王安石宣扬以变法为手段的新理财论，司马光批驳此论名为增加国库钱财，实为变相增加百姓苛捐杂税。神宗初同意司马光观点，后考虑到国家财政紧张，还是实行了王安石的变法，此后二位学界同僚就成了政见上的敌人，司马光愤而启，悱而发，也便最终成就了鸿篇巨制《资治通鉴》。此类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文斗辩论，太过沉重，也是难得其乐的。 而思想上的交锋则更是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最大的两类派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执。当然，因为是历史遗留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差异，各自宣扬各自的思想，少有坐下来探讨和争斗的机会。不过，假使让荀子、范缜、培根、狄德罗等唯物主义代表人物与孟子、王阳明、柏拉图、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代表人物穿越时空的界限，聚在一起，坐而论道，斗个昏天黑地，争个你死我活，虽则也许最终仍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但那浓厚的人文气氛不就给激活了吗？此种生平乐事，任谁都愿意积极参与吧！要说这坐而论道思想，争个面红耳赤又终不伤和气，并能成为思想界流传千古的美谈，说来还真有其人其事，这便是学术界久负盛名的江西铅山鹅湖之会。 这一辩论峰会的发起人是吕祖谦，而论辩双方则是代表理学至尊的朱熹和代表心学翘楚的陆九渊陆九龄兄弟，辩论的主题围绕着为学之方而展开。理学家朱熹主张为学须格物致知，博览群书，而后再入心，认识天理；而陆氏兄弟（主要是九渊）则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知识深广度的积累倒在其次。二人不依不饶地争论了数日，虽无法如吕祖谦所预料的那样最终会归于一，但这却开创了文人论辩之先河，成为今时今日大小辩论会的开山之辩。此后两位南宋词人辛弃疾、陈亮也效法陆朱鹅湖之会，斗词交友，不亦快哉！ 当今文学上的好勇斗狠最甚者，莫过于六零后的王朔和八零后的韩寒。王朔与我同姓，我却不是在《过把瘾》和《编辑部的故事》中寻得他的影子，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是他对大侠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评价：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王朔评人毫不客气，是有其劣根性的，因为他本自诩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自是让人无话可说。我倒是尤其欣赏他这一点自嘲的风范。人贵有自知，既知自己不足，也知自己所擅，所以，站在他的角度，评论金庸也无不可，只是好事者把这一评论冠之以开骂的罪名，就使得王朔也百口莫辩，索性就承认了。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担当。只这一承认，王朔之名即被我辈熟知，而栽赃冠名的好事者却早已名沉深渊了。韩寒年少得志，年青张狂，偶有口无遮拦，却也情有可原，不便多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无恶意，只是想通过文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罢了。此二人生性耿直刚烈，较之于那大嘴宋祖德，为了自抬身价，不明就里，见人就骂，却是天渊之别。 文斗之风向善发扬至高雅极致，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则是文学批评的开始。史上最是乐于此道者，非孟德子曹丕莫属。曹丕自知诗不及父，文不及弟，故而另辟蹊径，以文学批评理论与父弟同列文坛曹氏三才。可谓巧也！ 故而，我以为，文斗的乐趣，在于锻炼敏锐的思维，在于提升文学的品味，在于从过程中寻求真相、真理、真谛。弘扬纯粹的文斗，旨在促进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更好的认清自己，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文学修养和创作水平。一味赞赏的靡靡之音，非但不能使作者得到更大的提升空间，反而让作者因沾沾自喜而停滞不前乃至倒退，成为一个又一个现世方仲永。 而立之年，从文十载，我也常常与文友们发生些许争执和辩斗，诸如散文的长短，诗意的有无，人物的塑造，文言的多寡等等。其间我多次被人误解和侮辱为清高傲慢，或者好为人师。我不以为意。大抵这世上如屈子受屈，谪仙遭谪，隐者被隐，居士闲居者，皆因正直且清高傲岸所致，如能效仿他们而为，正直为文，傲岸为人，不说虚话，不打诳语，岂不快哉？结果怎样，又有何惧呢？ 赞 (散文编辑：散文在线)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