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母亲的这次选择对我后来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毕业回到厂里,领导上看我年轻又有文凭，让我管一点事管一些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
母亲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我总以为她没有死，总以为还能见到她，或是在家里，或是在街上，或是在其它什么地方。好些天以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幻想。我和母亲已经阴阳两隔，根本不可能再见到她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梦见她，期望在梦里边和她说说话儿。想象着梦见她的情景，真的很甜蜜，可是，慈母迟迟不曾入梦。 终于一夜，我迷迷糊糊中回到故乡小村。天色朦朦胧胧,象是在黄昏。大片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零散地分布于山坡之阳。我走在村中小巷里，身边间或有衣衫褴褛而面孔十分熟悉的人走过，心中顿时泛起一种温馨与亲切的情感。我想到母亲可能在家里，于是加快了脚步。 我家祖宅同记忆中的印象一模一样，它象个世纪老人，静静地伫立在山角下，柴扉半开，院中那盘石碾一如早年卧在那里，房山头那棵大梨树繁花盛开，绿叶如洗。我喊着妈妈跑进屋里，从东屋跑到西屋，再从西屋跑回东屋，屋内陈设依旧，可竟一个人也没有！我依在门框上，怔怔地站着，泪水如泉涌般流出来``````这时侯我醒了，枕巾上已湿漉漉的一片。 我的故乡在偏僻的大山沟里。那时父亲在很远的城里上班，母亲领我跟祖父祖母一块儿生活。我两岁时，身下添个妹妹。她长得撩人，冒话儿也早，刚十个月，就会说许多简单话儿。母亲喜欢她，常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飞快地放开又抱住，逗得妹妹咯咯直笑。母亲用食指点着妹妹的鼻子说：瞅你这小脸儿，真埋汰！妹妹则指着妈妈脸上的草屑说：你埋汰，净小泥！妈妈高兴得笑出眼泪，妹妹小嘴嘟哝着：水——水—— 我家房山头那棵大梨树，苍老的树干上有许多蜂洞。正是梨树开花的季节，一个晴朗的暧洋洋的日子，妹妹在树下玩耍，看野蜂从树洞中出出进进，飞来飞去，不小心被蜂子蛰了手。手背很快肿起来，象个小馒头。母亲心疼得不行，她用黄铜脸盆和一盆稀泥，抹平树干上的蜂洞。当时尽管有许多野蜂在她头上盘旋飞舞，可她毫无畏惧，直到把所有蜂洞堵死，头上也被蛰了两个包。 母亲喜欢妹妹，但实际上更爱我，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妹妹刚满周岁时，我染上麻疹，很快又传染给妹妹。见我俩喘得历害，发高烧，嗓眼直拉风匣，母亲惊恐万状。山沟里缺医少药，她无奈只得把妹妹交给祖父祖母，抱我出山奔了城里。 十来天后，母亲把我背回家，妹妹仅剩奄奄一息。祖母说这孩子折腾着死过几个来回，一口气难咽啊！可能是执意要见母亲一面，在我们回来的那天下午，她死了。母亲痛哭一场。她找来一捆谷草，包住妹妹细嫩柔弱的小身子，埋到了后山坡上。回来，她坐立不安，心里老是想一定有泥土渗过谷草落在妹妹白白净净的小脸上，身上也象有无数根草刺儿扎得慌，一狠心，从被格中扯出一条破旧的麻花被，撕下半块，去把妹妹重新包好，又埋上。 我对妹妹的伤害完全是无意的，我那时还小，幼年生活的许多细节都是后来听母亲说才知道；可这种伤害还是太重了，因为我剥夺了妹妹生命的权利。母亲提到那次异常艰难的选择，总是报以无奈的一笑，她说都因为你是个小子呵！没办法呀，那时侯不是穷么，只能保你一个。她要活着，出息不出息不知道，可她确确实实是你们兄妹当中最好看的一个。 那时侯乡下人日子苦，为填饱肚子，母亲在山里开出一大块坡地，常带我到那儿去。 山路弯弯，崎岖而漫长。我累了，缠着母亲背我。母亲指着前方一棵老柞树，哄我说：走到树底下再背你。我核计一会儿，同意了。等到了树跟前，母亲又指着远处一块卧牛石说：走到那儿再背你吧。我一屁股坐地上，赖着不走。母亲笑着连声说：好好好，我背你。不一会儿，她开始喘粗气，不停地把我往上颠一下。我摸摸她脑门，发现有汗水，知道她累了，就让她放下我，这时母亲便夸我懂事，可走不远，我又哽叽着让她背我。 地头不远处，有一青石板砌成的方形水池，约一间屋大小，半人深浅。池水甜美甘冽，清澈见底。池边有一坍塌旧屋，仅剩一堆断壁残垣。母亲曾说过，那是兵荒马乱年间，胡子落脚的地方。我渴了，母亲折下一支包米叶子，领我趟过茂密的蒿草，来到池边，惊起一只只青蛙跃入清绿的水中，两腿一蹬一蹬地潜入池底。母亲将包米叶子巧妙地折成一个提斗，舀水让我喝，一口下去，瓦凉瓦凉的，跋涉之苦一扫而光。 母亲在田间劳作，我在地头玩耍。天上大块的浓云漫过来，遮住了太阳，巨大的阴影在山野间飞快地移动，阴冷的山风刮过，我感到一丝凉意，就铆足劲喊：一盆火，两盆火，日头出来晒晒我；一盆菜，两盆菜，日头出来晒晒我脑盖。云过日出，天地焕然一新，放眼望去，青山连绵葱葱茏茏，山下庄稼层层叠叠，头上有鹞鹰盘旋，林中传来命——命——命——一声紧似一声的蝉鸣，在这样一幅古朴自然的美丽画卷中，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童年时光。 到了秋天，收割的时候，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她说：要想过好，就得起早；要想受穷，睡到日头红。 庄稼收回来了，金灿灿的包米棒子堆了一院子，需要新做一个包米仓。木匠做仓时，我爬上去，在仓底玩耍，踩翻了一块短板，掉下去脑袋摔在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母亲抱起我，用手捂住伤口，鲜血很快从指缝渗过来。这时候她想到了那袋火车头牌牙粉，急忙把我抱进屋，把一整袋的牙粉倒在伤口上，可是仍然无济于事。情急之下祖父一句话提醒了母亲，他说柴灰管用，母亲抱我到灶炕前，一把、两把总算把血止住了。事后母亲跟我说：你把我吓坏啦，要是没了你，我种那些包米干什么！ 春节时，父亲从城里回来，带回一台收音机，是红星牌的。在我们这个小村，这是头一台，算个稀罕物儿。有好几次，我从后面挡板的空隙向里偷窥，看里边是谁在说话。祖父看见大声嚷道：看什么，里边有小人！ 冬天里，农村没有什么活儿，人们过着清闲的日子。每个晚上，打开收音机以后，母亲便叫我出去喊人，让街坊邻居过来听戏。我撒着欢儿跑在小巷里，扯着嗓子喊：打戏匣子啦，快来听唱戏喽！很快就有邻居陆陆续续来到我家，坐满满一屋子。这个时侯，母亲总是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为他们端出葵花籽，窝瓜籽，把烟笸箩递到他们跟前。那是个用烟盒裱糊的烟笸箩，有大生产、万里、水产、大婴孩等牌子，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如今很难看到了。 母亲热情好客，与乡邻关系融洽，在村民中口碑很好。赶上逢年过节家里做了好吃货，象酥叶儿饽饽，芥麦面饺子、粘火勺，都要给近邻送一点尝个鲜。她说：家吃填坑，外吃扬名。 那台收音机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也让他们听到许多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新鲜事儿，免不了要发表一番各自的看法。有人说：咱们住这地球是圆的，还转动，怎么可能呢？有人附和：就是。我们站在上面，还说得过去；转到旁边，我们还能站稳当；等转到下面，我们不就掉下去啦？就是么。人们赞同、哄笑。母亲说：戏匣子这么说，必是有道理。人家文化人嘛，不象我们二五不知道一十，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就知道这碗吃不饱吃那碗。母亲这么说，他们当然反对，直到争讲得面红耳赤，谁都说服不了谁。很久以后，我们家来过一个在省城念大书的青年人，关于这个话题的辨论才算平息。那青年人说，收音机里说得对，如今天上有飞机，海上有轮船，只要你有钱，可以绕地球走一圈。他还说，我们现在只能听收音机里面的人说话儿，将来有一天还能看着人哪！那青年人的话，人们将信将疑，可母亲相信，打心眼里佩服人家。实际上母亲喜欢所有的文化人，看谁戴副眼镜，上衣兜里别管钢笔，羡慕得不行，常对我说：长大了好好念书吧，能念到哪就供到哪，砸锅卖铁也供你。我这辈子不行了，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你可不能象我。 我上学那年，母亲带我来到城里，来到父亲身边。第一天去学校，是母亲强拽我去的，中途我挣脱了一次，被她撵上抓了回去。进学校办公室后，见了陌生的老师，我安静下来。老师扔到桌上一口袋包米粒，说：数吧，从一数到一百。 我家住城边，那是一片矿工住宅区。没多久，我有了一个小伙伴，是邻居，他姓马，比我高一年级，我叫他小马哥。有一天上学，他抱怨说：俺们的课，太难啦！我说：俺们的也难啊！他瞪大了眼睛；用一种不屑的神气问我：还有俺们的难啊？我吞吞吐吐：差不多吧。好、我问你，1+1等于几？2呗。那1x1呢？我没学到乘法，自然答不上来。他得意地笑了：我说俺们的难吗，你还不服这念书有啥意思啊，咱俩上西山采葡萄去吧？我同意了，可走不多远，我有点害怕，要打退堂鼓。小马哥不乐意了：刚答应完就变卦，那还叫人啊，胆小鬼！才不是呢！我嘴里辩解着，硬着头皮跟他去了。 一农家屋后，有棵高高的梨树，梨卸过了。我抬头看半天，发现树尖上密叶里有个梨，金灿灿的，煞是喜人！城里的孩子，几个月也许是一年见不到水果，我和小马哥岂能放过它。我俩一人捡一小堆石头，你一下我一下打起来，结果是我打下来却被小马哥抢到了。他抢到梨跑起来，我在后面追他，拽到他书包，他把书包扔了；拽到他一只袖子，他把衣服脱飞了，等我再一次撵上他时，他喘着粗气，朝那只梨吐起唾沫来。我急眼了，冲他喊：你自已上山吧，我往后再也不跟你玩啦！见我生气要走，他急忙堵住我，哄我说：跟你玩的，真生气啦，咱俩吃还不行吗？你猫尿狗尿的左一泡右一泡，我不要。我给你洗净还不行吗，要不你也吐两口我俩来到河沟边，把梨洗干净，用铅笔刀切成很均匀的两半，吃掉了。 在西山的丛林里，我和小马哥找到几蓬葡萄，可惜的是，葡萄已被人摘得一干二净。小马哥用铅笔刀割断一根葡萄藤，插到一个随身带来的瓶子里，他说；这藤子滴出的浆汁儿又酸又甜，可好喝啦，我们明个再来。 第二天，我和小马哥又来到西山。刚刚下过一场阵雨，林子里湿漉漉的，很快打湿了衣服裤子。好不容易找到那蓬葡萄，小马哥冲到前面，拿起瓶子，仰脖咕嘟一口，先呲牙列嘴，旋而喜形于色，连说：好喝，真好喝！说着把瓶子递给我。我接过急不可耐啁一大口，竟未觉出半点滋味，细看瓶内，分明是浑浊的雨水，而此时，小马哥已笑弯了腰。 母亲常说，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子。逃学的事很快就露了馅。晚上吃饭的时侯，一个同学来到我家，两天没去上学，老师派他来看一看。父亲火了，操起条帚疙瘩，高高地举起要打我时，被母亲抢过去了。虽然是我的错，可我还是很委屈，眼泪成串地掉进粥碗里，我都喝进肚，只觉得咸咸的。 父亲早早睡了。母亲解开灯线扣子，把灯泡扯低一些，开始纳一双鞋底。我钻进被窝没一点儿睡意，看见母亲不时用锥子划一下头皮，看见她放大的身影投射在墙壁和天棚上，轻轻地晃动。我猜到母亲有话要说。她叹口长气，果然开口了：我没寻思你这么不要强，没寻思你能逃学。不好好念书，长大了指什么？我一天忙忙乎乎图个啥？还不是希望你有点出息！往后你再这样，我可就一点盼头都没有啦。你妹妹要是活着母亲一提到死去的妹妹，我只觉得嗓眼里凸起一块硬东西，鼻腔里稀乎乎的一股流进嘴里，急忙打断她：妈，你别说啦，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逃学啦！ 第二天，母亲在门前遇见马婶。马婶说：都怨我家孩子，拐得你儿子跟着犯错误。母亲很豁达：不怨他，好汉子赖自已，孬汉子才赖别人。我儿子不去，你儿子也不能把他硬绑去。时间一长，我们两家成了最要好的邻居。到了冬天，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侯，我从学校领回一张小奖状，交给母亲时，她脸上绽放的笑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九六0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异常艰难。那时侯弟弟妹妹先后来到这个世上，一大家人要吃要喝，母亲发愁说：旧社会有句话，贵人吃贵物，穷人吃豆腐。我们家现在连豆腐都吃不起喽！ 因为国家经济调整，父亲厂里开始精简下放，一个回乡工人能发一千多块钱，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父亲不在名单里，可领导说只要个人提出来就能批，父亲动心了。一家人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面临着重大抉择。关健的时候，母亲做出了正确的影响我们一生的选择，几次劝说父亲无效后，她去了父亲厂里乡下不去了，可日子要过下去，母亲愁了许多日子，想起了一个主意：她自己动手，钉了一个木箱，缝两块棉垫子，走街串巷卖上了冰棍儿。这样一来母亲更辛苦，她早晨三点多钟起来做饭，白天出去卖一整天冰棍儿，晚上回来还得给一家人张罗吃的，忙得不可开交。卖几年冰棍儿，母亲说她从未舍得吃过完整的一支。在最炎热的夏季，她嗓子渴得冒烟，便找户人家讨口水喝，有时卖不了剩下下几支，就带回家来给我和弟弟妹妹吃。常常是掀开棉垫子，几支稀乎乎的冰棍躺在箱底，早已擎不住手，只能放到盘子里，用羹匙舀着吃。母亲卖冰棍，城里不好卖时，要到乡下去，要走很远的路。晚上回来累得不行，一进屋便瘫在炕上，让我们给她捶腿。她说骨头架子都累散了花，两条腿也不象是自己的。在农村母亲用冰棍换过青菜，换过鸡蛋。母亲炒出来的鸡蛋很受看，象一件工艺品，我的记忆里，那真是一盘好菜，比现在的鸡蛋也许要好吃一万倍。以往吃黄豆炒咸菜，我和弟弟妹妹总是先把黄豆吃个精光，剩下咸菜在碗里。所以吃鸡蛋的时候，母亲给我和弟弟妹妹每人分一小碟。弟弟妹妹的吃法是很快就吃得一干二净，一个渣都不剩。我与他们不同，先是很珍惜地一点一点吃，最后一口饭时吃下剩下的一大块，慢慢咀嚼。母亲从来不吃，她先是看着，接着讲起换鸡蛋的经历。她说到了农村，看见抱孩子的妇女，就使劲吆喝，边说边挎起冰棍箱子，在地上绕一圈，嘴里喊着：甜冰棍——甜冰棍——等那边的母亲架不住孩子的纠缠，就乖乖地把鸡蛋拿出来做交换了。看着母亲得意的样子，一家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几年，因为缺少油水，每个人的一张嘴都象个无底洞，总是填不满，草根，树皮，许多种代食品都吃过了，还是饿。有一天放学，我饿得走不动道，好不容易捱到家门口，看见母亲领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刚回到家。母亲让我等。她摆上饭桌，端上仅剩的两个窝头，热了一大碗萝卜汤，让老人吃。我眼巴巴地看着老人一口一口地把窝头吃进嘴里去。老人临走时，母亲把她送出屋，又塞给她一些零钱，说了一些话儿。母亲回来，我问：她是谁呀？母亲未答，却对我说：做人心眼要好使唤，有饭要送给饥人，有话要说给知音。我追问，又被母亲叉开了。我想，这个老人一定是我的什么亲属，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肯定还能见到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父亲厂里用临时工，领导对父亲说，你家里挺困难的，让你家里的也来吧。冰棍不卖了，去厂里上班，母亲自然高兴。她说自己干活不打怵，就打怵开会，天天开会，天天让发言，自己不会说什么，没等张嘴心里先打起鼓来，本来想好的又吓忘了。还不让说上班是为挣钱，得说是为了革命，可不为挣钱谁去干啥呀？父亲说，让你和怎么说就怎么说呗，一天学一句也学会啦，你也是太笨！母亲反驳说，你不笨，你行，要依你，一家人都在乡下爬地垅沟呢！父亲顿时哑火，母亲则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强烈地感染着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家人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一九六八年，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们这茬中学生，现在人称之为老三届的，告别城市，告别亲人，全部走向农村广阔天地。 看着所有的中学生一锅端走，母亲终于想通了，对我说：去吧，下乡的千千万万，又不是你一个，人家能去你怎么不能去。可到了那一天，我去派出所起户口，去粮站起了粮食关糸，跑回家时，看见母亲蹲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面壁而泣，肩头一起一伏的。我站在她身后，不知说什么安慰她。后来母亲慢慢转过身，两眼红红的，竟哭出声来：闹哄这么些天，这回真走啦到了农村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别指望回来，往后在那头娶个媳妇、安个家，好好过日子吧，在哪还不是一辈子！ 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送我。她站在屋门前，看我一步一步走出院子，最后嘱咐一句：别忘了往家里写信。便返回屋，关上门再没出来。 到了乡下，队里把我们这些知青分到社员家——辽东山区一带学习碱堡经验，不建青年点，知青和社员实行五同，即所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开展革命大批判。刚下去是冬天，白天下地刨粪送粪，晚上天天开大尾巴会，念报纸、批斗地富反坏右，生活很枯燥，想给家里写信，又觉得没什么写的，直到有一天 那天凌晨，房东家做豆腐，水缸里没水了。我懒懒地从热被窝里钻出来时，烟气弥漫的厨房里，房东大伯和大娘已开始拉磨。我挑起水桶，顶着肃杀的寒气出了门。因大伯腿脚不灵便，从到这里第二天起，挑水劈柴的活我便包下了。我记下了母亲交代过的一句话：年轻人在外边，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 暗蓝色的天幕上撒满寒星，西山的上空悬着一钩冷月，小村在白雪覆盖下静悄悄的，只有我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踏雪声。这一带吃井水，打水的方式很原始也很特别，井台边高高地矗立两根柱子，中间穿一个轴，将一根横杆从中间固定，形成个杠杆。横杆的一端系着长长的井钩，另一端坠块木头，这样打水时省力些。干这活儿需要技巧，当地人闭上眼睛也干得麻溜利索，左一摆右一摆再向下一压，水桶便满了。可我既便在白天，也有好几次把桶掉进井里。 走上结冰的井台，我就有点打怵。将水桶送进井里，用力一压井杆，只听咣当一声，向上提时轻轻的，我的心随着水桶一道，沉下去了。毫无办法，我解下井杆，伸进黑咕隆咚的井口。十分钟过去了，井钩有几次碰到水桶却没挂到桶梁。我冻得浑身发抖，只得停下来，把麻木的手伸进裤腰里捂一会儿。。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念书的时候，语文老师讲过的一个叫诃赛特的法国小女孩深夜打水的故事，我曾对那个女孩儿寄予深厚的同情，并为她后来遇上恩人喘过一口长气，可眼前，在这寒冷的、举目无亲的乡村冬夜里，会出现一个冉阿让帮助我吗？我自悲自怜，泪水涌满了眼眶。 小村仍在沉睡，四周没有一点儿声音，这时有个人来到我身边，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是我想到了她。当时我失望地仰天长叹，看见清刷刷的夜空和满天的繁星，看见黑糊糊矗立着的西山，那是城里的方向，我想到了母亲。她现在睡了还是醒着，她知道此时此刻我在干什么吗？我深信，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妈妈心中。醒着，她在惦记着我；睡着，我在她梦中。仿佛有一股暧流在我心中滚过，信心和勇气回到了我身上。我又拿过井杆，不一会儿，手中有了沉甸甸的感觉 我开始往家里写信了，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写信。我写了来到乡下的见闻和感受，写了房东家的情况，最后写了那个晚上的经历。写完我仔细地看过一遍，去供销社买了信封和邮票，小心翼翼地寄出去了。 几天后，我去大队部看有没有回信，发现寄出的信静悄悄地躺在信匣里。问题出在信封上。那是个竖式的信封，而我习惯于从左至右横写，把寄收地址写反了。再则这里没邮筒，寄进寄出的信都放在墙上分格的木匣里，人多手杂难免有放混的时候。无奈，我只好另换信封，重寄出去。 据母亲说，信是傍晌午到的，她正在厨房做饭。邮递员在门前使劲地响着自行车铃，母亲慌里慌张地跑出来，撩起围裙擦干手，颤抖着接过信。她急匆匆地去找识字的丁婶，求她念。信念一半，母亲已止不住流下泪来。当天晚饭后，全家人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活动内容，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齐齐地坐在热炕上，母亲取出信让妹妹念，大家静静地听。 在乡下我写的所有家信，母亲都板板正正地装进信封，放在装有粮票、布票和鱼票肉票的抽屉里，时常吃过晚饭，她会顺便拿出一封，让妹妹念。长了妹妹不耐烦，斥斥搭搭地：念，念，就那么点事儿，总念个什么劲！母亲生气说：我不识字才让你念，要不自己看多好，爱看多少遍看多少遍。念你哥的信，就象他在身边跟我说话似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没什么事，就没给家里写信，再则这地方很穷，一个壮劳力一天能挣十几个大寨分，合三角几分钱，邮一封信要花八分钱邮票，能省就省点。很快家里来信问为什么，我回信解释，母亲来信说，信要照常写，没事就报个平安，也好让我睡个安稳觉。 我写家信出过一次事故，母亲接到信时，见信封写的红字，慌得不行。自己先撕开信封，见满纸密密麻麻全是红字，心就格登格登地跳起来。母亲虽不识字，可听人说过，红字写信不吉。她慌里慌张去找丁婶，偏丁婶不在。一个人正急得团团转时，妹妹放学回来了。 信是我用双色圆珠笔写的，因蓝色的用完了，顺便用了红色的。我这里不经意的一个过失，给母亲带来的惊扰却象是一次地震，明明没有什么事儿，她仍不放心，亲自到乡下来了，黄帆布的旅行袋里，装满了白酒、糕点和糖果。 房东大伯说：我体格不好，乡下活又多，让你孩子受累了。 母亲说：他一个小人，要能吃饱饭，不干活干啥，累不坏他。 没什么好嚼物，吃饱饭还能。村是缺粮户不少，好多人家春头子揭不开锅，我家口粮却宽绰，张三吃驴，富富有余。 母亲笑了：只是他大娘要多费事儿。 大伯也宽厚地笑了：费啥事哟，就是多舀一瓢水，多添一把柴呗。 母亲诚恳地：往后，咱们就当一门最近的亲戚走吧。我的儿，交给你啦，你多担待。他有啥毛病，你该说说，该骂骂，就当自己的孩子。 你不心疼？ 母亲很干脆：我不心疼。你这里管不好他，我还挑你的理呢！ 母亲走了，拎着乡下特产：小豆、大黄米，还有一只大公鸡。 三年以后，有了招工的消息。因为盼望我快点抽回来，母亲说她经常睡不好觉。那时候我家住平房，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经常凑在一起闲聊，总是有人发布一些工厂招工的消息，虽属望风扑影，却一次次点燃母亲内心的希望。时间一长，这种希望变成一种煎熬，她不敢再听人家的议论，常常是在人堆里呆一会儿就走，走了忍不住又要转回去。 每天早晨，母亲都来到马路边，看大街上的风景。自行车汇聚成的长河，一眼看不见尽头，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使劲蹬车驶向他们的工厂。母亲说她常常看得出神，脑子里总是冒出这样的想法：什么时候我才能出现在这个队伍中，骑一辆铮新的自行车，货架上绑着她为我备好的饭盒。她说这话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次想起都让我感动不已。 我终于回城了，在一家企业里当木工学徒，每月工资二十四元。上班挺远的，有台自行车就方便了。可那时自行车算一大件，一台一百多块钱，不是说买就能买的。有一天，母亲突然交给我厚厚的一沓钱，很平静地对我说：去买台自行车吧，前屋后院的小伙都有了，怪眼人的。我吃惊地问母亲，打哪弄这些钱，母亲说她把祖母给她的戒指卖了。我怪母亲：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那是祖传之物,卖了可惜!母亲说：等以后条件好啦，再治；你这里急需，先紧你。车买了，东方红牌的,铮新瓦亮.。开始许多天,当我早晨推车上班的时候,母亲都把我送到马路边,看我骑车汇入自行车的洪流,脸上挂着笑,一副夙愿得以满足的神情。后来，厂里要选送我上一所大学进修,我考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决定不去,可母亲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去!为凑足一些必要的费用,母亲张罗着,把我那台心爱的自行车卖了. 母亲的这次选择对我后来的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毕业回到厂里,领导上看我年轻又有文凭，让我管一点事管一些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立马跑出屋,先去告诉邻居丁婶,还没等进人家院子,站在院墙外就喊起来:他丁婶-----他丁婶------老丁婆子!丁婶推开门问：听着呢，什么事儿？母亲便乐得闭不拢嘴:升了,升了!丁婶摸不着头脑:谁生了?丫头小子?母亲笑弯了腰：不是,是我家大贵升啦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城区改造动迁,我家搬进楼房,还买了黑白电视机。一家人看电视的时候,母亲提到了当年父亲买的那台红星牌收音机，提到那个省城里的大学生说过的话,同时说到将来,说等以后条件好了,就出去走一走,最好坐飞机,绕地球走一圈。可突然有一天,母亲得了脑出血,在医院里昏睡了十来个昼夜,撒手走了。好便是了，等到把一大帮儿女拉扯大,日子过得有些滋味的时候,他们已步入风烛残年,有的积劳成疾,百病缠身,有的走到了人生旅途的尽头,母亲那个时代的为人父母者,命运许多如此。 农历七有十五,民俗鬼节,我和弟弟妹妹们去给母亲上坟。墓地在一处向阳山坡上，周围绿树葱葱茏茏,山角下小河蜿蜒如带,河对岸是一座伟岸奇峰。我们拨开茂密的灌木丛,来到墓前。墓冢十分简陋,没有墓碑,只撮了几块山间青石,一如母亲其人生前一般简朴。我们默哀,烧纸,清理杂草,一切在静静悄悄中进行。母亲为我们操劳了大半生,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 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母亲的坟上开满了黄花,而周围的坟上却没有,是一根都没有。我们大为好奇。我以为,那一定是母亲在天有灵,向我们露出她那灿烂的笑容,除此之后,无法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弟弟妹妹们先后在坟前磕过头,走了。我磕了三个头站起后,忽然想起身下那个妹妹,再一次跪下时,泪水夺眶而出,同时说出了心中默念过无数次的那几个字:妈，您安息吧! 作者电话13009229137 二0一一年五月 赞 (散文编辑：可儿)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