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泡大年】那些年约过的泡

时间:2020-01-12 10:30:43 手机站 来源:网友投稿

  说是那些年,就是一个不必弄清楚的好多年。说是泡大年,那是因为才参加工作到了大西北,那时年轻没成家,又有规定探亲假不得超过12天,这还是对单身的规定;如果是成了家,只能四年一次,还得是父母健在,是规定四年一次只能探父母。而且,就是单身请探亲假,还得看看工作离得开否,因此,才参加工作遇到过年,因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又加上民航系统在过年时因为需要不停航,我们无线电台也因为战备需要24小时工作,那就得和一群年轻的伙伴泡大年了,所谓泡,真是形象,挨的意思啊!也就是找乐子、找机会、找伙伴、找地方,这就不是过大年了,简直是泡时间、熬年节,不就是泡大年了么。

  

  一群年轻人,大年三十在单位食堂一起包饺子,吃过年饭,就齐聚在一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做单身时,每年都会这样。

  

  在那个年代,思想单纯,其实还是很快乐的。自己找乐子么。晚上,大约有20多个单身男女齐聚在候机室,把一串串的纸花吊在候机室大厅,把候机室的壁炉填满硬煤,在候机室顶部四边安装上彩色灯泡。那时,没有市电,年三十晚上机场的发电机一宿不停电。等这些都布置完了,我们七八个爱好者拿起单位给买的铜管乐器、中国乐器,开始了疯狂的演奏。其他的男男女女就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我们机场在1957年建成了一座新的候机室,是水磨石地,在当地独一份。虽然离市区三十多公里,一到三十,白天就有很多在市里地方工作的、也是单身的原籍是外地朋友打电话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场地好,又知道了年三十在候机室办舞会,因此一定会打电话也一定会来的。慢慢的名声起来了。大概在1959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人们的精神上的困苦,毛刘周朱在中南海经常跳舞,青年团也传达这个事,作为一个任务,组织上就很支持,舞会也就扩大起来。那一年,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也要来,平时周末经常来参加舞会的那些年轻人都说要来,因此这一年的舞会特别让人难忘。

  

  机场有旅客灶。那时,飞的飞机都是伊尔十四,一种双引擎32座位的苏式飞机,飞行速度表速只有360公里/小时,从北京或者乌鲁木齐起飞到了酒泉就是中午了,必须吃饭。那时能坐飞机的都是厅级以上人士,因此旅客灶是特供,饭菜在全国有名气。因为这年地委领导来拜年,领导特别通知给舞会准备夜点,这样一来,那夜跳到了凌晨三点才散。

  

  因为每周舞会,地区文工团的乐队和演员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另外还有邮电局、医院、银行这些外地人多的单位男女朋友,都会来参加。

  

  开场,是习惯性的金蛇狂舞乐曲,我们的铜管乐和文工团的民乐共同演奏。那时不叫交际舞,叫做青年舞。开场的舞曲金蛇狂舞是快四步,但是习惯性的没人上场,所以奏了三个来回就停下了,紧接着就是老套套的步步高,也是快四。这时,文工团长就会带着几位漂亮的演员到地区领导席前,等领导上了场,其余的人就会蜂拥而上。快四步很能提高舞会的热度,而且很多人会跳点四,旋转和有节奏的点地,煞是好看。这一场跳过后,就不再管谁是领导谁是百姓了,不分先后随便上,每场都爆场。候机室只有300平方米,来的人有二百多人,那场景能不爆满么。我们乐队也就轮流演奏轮流跳舞了。铜管乐主要演奏快三、快四舞曲,民乐演奏慢四慢三。那一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才出现,我们的横笛、小提琴和文工团的民乐选在第三曲合奏这首曲子,我拉小天琴,大李吹横笛。这首曲子在那个时代最受欢迎,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谓的封资修理论还没有轰炸社会,所以卿卿我我的乐曲引起大家纷纷上场,在优美的慢四乐曲中,人们跳得陶醉了,一场大约有十来分钟,接下来的彩云追月才开个头,还没有下场的人们噢噢乱叫、胡乱鼓掌,大叫着梁祝梁祝!乐队只好再演奏梁祝。

  

  那时的候机室很简单,没有安检,大厅直接上飞机,所以,除了大厅还有三个大小不等的贵宾室。文工团的男男女女来的时候穿的是一水的军大衣,到了以后,分别到小候机室里换上跳舞的衣服。我们和其他来的客人,也都这样,大都是里面换上一条棉线内裤,外面穿上一条好一点的裤子。那时很讲究。我们民航虽然都是发的毛哔叽制服,跳舞时也都换了。人家给我取名斗咪嗖,因为我跳舞穿的是一条很抖索的毛料藏蓝裤子。我在网上有一张拉小提琴的照片,看到的网友知道我那时很帅气。我又是工会的兼职副主席,招待客人和组织活动都是我的事,跳舞也是顶尖的高手,现在叫做白马王子吧。所以,文工团里一位谭月琴的姑娘,算是舞会上的皇后,总是我们两个人跳,一般跳到哪里都会引来别人的注视,都是看我的舞步。

  

  舞会到了晚九点半,文工团的会去换衣服,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椅子少,一些男士站在一起,眼睛不离女士群体,大概是说下一场找谁跳或者是议论女士们的魅力。文工团报节目了,旅客灶的师傅们已经给周边靠着墙摆放的桌子上满了点心和糖果、茶水。那时人们虽然生活匮乏,但是在这种场合都很绅士,一般不抢不拿,只是过去吃上一点点。实在也是给女士们看的,那叫做派。文工团演上几个小节目,地委行署的领导们开始讲话,给大家拜年,然后就走了。他们一走,舞场上少了些许的拘束,舞会更加红火了。

  

  初二、初三继续放假,不值班的会去市里,和友好单位打篮球。可笑的是,我们篮球队员只要去比赛,都是穿大褂,统一做的,深棕色。我已经是国家二级裁判,也是穿这种棕色大褂吹哨。队员们的球服却是天蓝色,那时各地民航的球队都是这种颜色,象征着翱翔在万里蓝天。我们打球以后,就会去邮电局大礼堂,还是跳舞;文工团初一初二到公社慰问演出,初三休息一天,据说那天不能演节目,否则一年都会吵架的。所以初三他们举办小型舞会,在练功房,只邀请我们和银行的人参加。练功房也是水泥地,点四跳不成了,何况第二天他们还要去演出,我们不带乐器,又是民他们的乐队伴奏,所以慢步舞很多,只是在午夜快散了时,才来一曲金蛇狂舞。

  

  三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单位的外号叫做大舞迷、小舞迷王耀林和老李却还是没有跳够,上班休息时会抱着椅子嘴里念着砰擦擦转悠。一般的过了春节后我们会连续在周六办舞会慢慢冷却了热度,走入正常生活。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了无产阶级思潮,跳舞的事也就少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跳舞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彻底废除了。后来过年也就没什么了。我们乐队和一些年轻人组成宣传队,春节到农村去宣传革命思想,后来是宣传毛的思想,不过,人的思想单纯,加上年轻人好动,也还是觉得有点事做还不错,不过那种泡大年的味道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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