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夏之交收获土豆的季节，我总要挑选一小篮大小一致、形象美观的新鲜土豆，洗干净，用竹片刨去表皮，一个个如剥了壳的鸡蛋，煞是精致。接着把锅子洗刷得油光锃亮，架到灶上烧热，淋上菜油煎得八分熟，在锅面上泼洒均匀，然后倒进备用的土豆，一个个摊匀在锅面上，让文火慢慢煎炸。等到贴锅的一面开始焦黄，再翻一面。当整个土豆全面焦黄后，里面也就熟了。这种煎炸的土豆，拌上精盐和葱蒜等佐料，吃起来香脆粉嫩，落口消融，既开胃口，又营养丰富；既可作下饭的菜肴，也可当主食充饥；于我，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是啊，三十多年来，我把煎炸土豆做为传统节目一直保留下来，除了它长盛不衰的食用价值以外，还缘于一段珍贵的的记忆。 1970年冬，我作为回乡知青，被派遣到新晃县境内的湘黔铁路工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在团部干文书。翌年春，大兵团作战结束后，宣传机构压缩，我依然留在连队参加劳动。驻扎的地点也由原来一个叫暮山坪的村寨转移到新店坪。说实在的，由轻松的文秘工作转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环境的也越发恶劣艰苦，二十多个人挤在一座木架子屋的楼板上睡连铺，汗臭味，嘈杂声，蚊叮虫咬，文弱的我不堪其苦。 房东姓刘，是一位铁匠，个子不高也不粗壮，倒有三分英俊，说话文雅，尤其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样板戏的的选段来，字正腔圆，惟妙惟肖。他的老家在邵东，为什么流落异乡做铁匠，我不曾探问。那时搞大呼龙，他不在自己店铺里做营生，而被集中到公社的手工联社上班，平时很少回来。而我们驻扎在他家的那段时间里，他的老婆也回邵东老家去了。 一天晚上刘师傅回来了，在楼下唱起《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愿战友多保重》，那悠扬顿挫，声情并茂的韵味，听得人回肠荡气。我对他顿生仰慕之情，极想和他交往。于是我麻着胆子，下了楼敲开他的门。他很友好，让座、递烟、筛茶，接待老朋友似的。见我一副读书人的模样，言谈举止不俗，很乐意和我交谈。我们一边天南地北地侃着，一边用竹片刨土豆。后来他精心煎炸出一锅色香味俱全的土豆款待了我。这顿土豆晚宴欢乐的氛围，脍炙人口的味道，像一段精彩的电影，永远拷贝在我记忆的深处。 刘师傅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在他的卧室里看书、睡觉，并且吩咐要是肚子饿了，可以煎炸土豆。我为交上刘师傅这样的好朋友欣喜万分，仿佛从糠箩里跳进米箩，不仅免却了与众人挤住在一起的困苦，还可以安安静静读读书，又时不时可以一饱煎炸土豆的口福。这些对于患上严重失落感贵恙的我来说，有着十分强烈的慰藉效应。 有了钥匙，我出入刘师傅家门，俨然主人般十分随心，也不失懒散，收工回来，锄头扁担任意摆放，有时还和战友们在屋里下棋、打扑克。 有一次刘师傅回来，我正为没来得及收拾整理屋子感到过意不去。忽然，他躬身朝床底下一看，立即痛心疾首地叫了声糟糕，糟糕！旋即探进身子，抱出一个坛子，唉声叹气不已。我一看，也大惊失色，尴尬得无地自容，原来那是一坛雪白的冻猪油，足有二十来斤，却因为我的疏忽、莽撞，有时将锄头扁担往床底下捅，不慎推倒坛子，被老鼠发现，日夜饕餮，吃空了一个大窟窿，没吃的也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一坛熟猪油实在太珍贵，也许是刘师傅一家一年多的食油贮备，何况资源紧缺。当时，我想到应该赔偿刘师傅的惨重损失，但明知天亮却爬不起，每月发十几元钱的零用，卖得牙膏肥皂来，每天还要抽一包劣质纸烟，加之朋友交往，所剩无几，即使一分钱不用，也起码要两个月的补助 刘师傅看出了我的窘境，不再叹惋，反而自我安慰兼安慰我：算了算了，不就是一坛油吗？少吃点就是。 我并不觉得好受，赔字无能为力说出口，不赔也深觉难堪。那天晚上我不知是怎样离开刘师傅的，已经没有印象，但是那份愧疚至今烙在心头。 在我们行将转战的前一天，刘师傅的老婆带着儿子回来了，她只清点出少了两只碗要我赔，我爽快地应承了。我私下里向老天爷祈祷，千万别让她发觉那一坛被糟蹋的猪油啊，否则，若是扯住我的行李作赔偿，那就惨了。 第二天坐在车上从刘师傅家门口经过时，我探出窗口，想向他道别，可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带着遗憾，久久地凝视着曾经给予我温馨的屋子，直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心里盘算，日后一定和他联系，道谢兼补偿损失。回乡后，我向刘师傅写过两封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把希望寄予日后与他会面，可惜没找到机会，只是曾经三次坐湘黔线的火车经过那一带，旧地重游，也只能一次次勾起无尽的怀旧情愫。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品尝着飘散着香味的土豆时，脑海里就演绎出那难忘的一幕，沉浸在经久不衰的激情中。它激励着我对有恩于我们的人常怀感激，也鞭策我做事谨慎，免得玩忽了职守遭遇难堪。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