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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中的历史反思
摘 要：在当代作家中，相对来说，艾伟是十分具有思想性的一位。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对现实社会的怀疑，历史、伦理、文化、信仰在艾伟的笔下都重新受到评估。其代表作品《风和日丽》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当中包括对历史选材的思考，对历史偶像的重新定位，如何认识战争，以及对历史中人性的思考等，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认识或反观历史的可能。
关键词：艾伟 《风和日丽》 历史意识 历史反思
一、历史的认识与反思
《风和日丽》是艾伟的代表作之一，它集中反映了艾伟这种对现实的怀疑、对历史的反思的态度。作品以杨小翼和刘世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杨小翼寻父之旅作为副线进行情节的构建。同时引申出杨小翼对生父尹泽桂将军的认识发生的变化这一思想上的明线和杨小翼对于政治的认识、刘世军对于政治的认识两条思想上的暗线。
具体说来，杨小翼对自己的生父尹泽桂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首先在杨小翼的童年时代意识到自己没有父亲，并把经常照顾自己的刘伯伯当为父亲。其次在刘伯伯告诉杨小翼她的父亲是尹泽桂将军以后，杨小翼有一个从震惊、希望能见到父亲，父亲不与她相认时的痛心，进而自己以研究者的身份对父亲进行质问，最后自己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父亲，并且理解父亲、原谅父亲的过程。
在叙述杨小翼对生父尹泽桂将军态度变化的过程中，艾伟紧紧抓住人物心理变化的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在叙述人物心理变化的同时，也不忘对人物的命运的安排。杨小翼几个人生的重大转折都是在她的心理产生巨大的矛盾变化的时刻。例如当她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尹泽桂将军的时候，那种震惊和渴望见到父亲的愿望促使杨小翼去了北京读大学。在她与尹泽桂将军见面却没有相认以后，有瞬间的失望和慢慢产生的怨恨。在这个时候，作者又安排她去了广安，并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她并不深爱的男人伍思岷，并且有了后来一系列的故事。同时，这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又是杨小翼心理变化的环境基础。也就是说，在前一个心理变化完成之际，后一个心理变化的条件已经形成。这是艾伟作为一位擅长描绘心理的小说作家对心理写作娴熟的结果。
而在杨小翼和刘世军对政治的认识和态度上，艾伟采用了平行的方式，写他们对于政治的见解。在童年时期，杨小翼和刘世军对于政治的认识都是简单的、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比如杨小翼穿了一双皮鞋，被同学叫了“资产阶级小姐”以后，她就认为“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是令人作呕的角色。而刘世军在谈到那些清算对象时，也认为他们罪有应得，而且口气是真理在握、不容置疑的。跟杨小翼不同的是，刘世军当时年仅十三岁，但由于出身军人家庭，所以崇拜暴力，他提到一颗子弹击中脑袋，脑浆飞迸的时候，竟然脸上有着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这种表情当然与当时社会的激进、把革命视为简单的暴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等到了青年时期，随着个人的成长和时代的变化，两个人对于政治的理解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时期，艾伟重点描绘的是杨小翼对政治以及历史的认识的变化过程。作者在这里特别安排杨小翼在大学读历史系，这一点对后来杨小翼认识发生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为她后来能够以研究者的身份见到尹泽桂将军提供了条件。
在杨小翼走出永城以后，接触到了方方面面的人物。这当中包括尹泽桂将军本人，也包括尹泽桂将军的儿子、杨小翼同父异母的弟弟尹南方，外交官的儿子夏津博，诗人北原、舒畅、卢秀真，等等。尤其是在结识卢秀真的时候，杨小翼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对于政治和历史的见解渐渐由感性变为理性。
在结识卢秀真之前，她阅读了一本名叫《北伐》的书，书中的故事帮助她客观、真实地看待历史。而在认识了卢秀真之后，卢秀真和她的朋友们的思想与诗篇渐渐对她产生了影响。她开始接受卢秀真的见解，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弑父的冲动，并且通过北原的诗作《两代人》引出北原以及他对于个人和身体的见解――也就是偶像的个人性、作为“人”的一面。这个思想对杨小翼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决定了她日后对于尹泽桂将军及与尹泽桂将军一样在战争年代留下遗腹子的革命者的重新认识，也建立了新的价值判断。
杨小翼价值判断重新建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作者艾伟希望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为读者进行重建价值判断的过程。其中北原的诗作《两代人》更是艾伟对于历史认识和价值重塑的一个宣言书，这也是艾伟对于历史进行的直接反思。
二、历史的分析与解构
除此而外，艾伟还有对历史进行间接的反思。这些反思从他塑造情节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显现出来。例如他写到当刘世军对杨小翼开玩笑，称自己的父亲能活一万年时，杨小翼下意识地反驳：“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活一万年，刘伯伯活一千岁也差不多了。”实际上，无论是一万岁还是一千岁，对于一个正常的生命体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之所以杨小翼进行下意识地反驳，是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还存在着等级意识，有着“毛主席”和“刘伯伯”的差等。这种差等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是阶级之间的，而是属于阶级内部的差等。“毛主席”和“刘伯伯”同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但却有了一万岁和一千岁的差异，这当中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人民公社运动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提出的口号都是要人人平等，消灭阶级的差异。然而人民内部却产生了这样的差距，那么这些运动、革命的意义又究竟何在呢？
如果说艾伟对于“文革”为代表的十七年的政治反思尚属平常，那么他对于后“文革”时代的反思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所持有的独到意见无疑是深刻的。在对后“文革”时期的反思中，艾伟仅仅借杨小翼之眼看清了一件事，即当时被打倒的徇私舞弊的教导主任以及诱奸自己的吕维宁都成为了“革命路线的代表”、“被‘四人帮’迫害的英雄”。杨小翼想到：“这样的叙述离事实多么远。”事实上，也正如前面对于十七年的一个总结一样，“革命”的审判总是代替司法的审判，用政治的正确代替法律的公正。“四人帮”虽然倒台，但是如果政治高于法律、意识高于公平，那么这样的变革又存在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反思不但对当时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今天的政治生活、司法公正依然存在警示的作用。
在分析1980年代的文学艺术现象的时候，艾伟也能有他理性、正确的见解。比如解读先锋的产生，艾伟通过杨小翼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在1980年代，人们之所以像发了疯一样追随文学艺术，是因为多年的教条把人性禁锢的太久了。当艺术开始悄悄融化人性的冰坚的时候，就产生出更多拓展思想边界的能量，这就是先锋的起源。在文学上，先锋的影响迄今尚未消退，而艾伟在2006年创作《风和日丽》的时候，以莫言《檀香刑》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迎来另一个高峰。
三、历史的人性透视
除此之外，在《风和日丽》中艾伟还对政治下的伦理，政治与文化、信仰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在小说的开始，写到杨小翼的外公的葬礼举办的非常草率，这里艾伟特别用杨小翼的视角认真地写了一句：“幸好，葬礼非常草率。”“幸好”二字和“草率”二字进行的对比，突出了杨小翼出于对政治正确的信仰，而忽视了基本的伦理和人情。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尹泽桂将军遭到批斗，杨小翼希望伍思岷能高抬贵手，这时她突然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伍思岷，否则“以伍思岷对造反的狂热程度，她估计即使说了，他也不会施以援手，更可能的是大义灭亲”。足以说明杨小翼当时对伍思岷有清醒的认识，更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以政治替代伦理实际是很普遍的。
而在信仰上的反思，则主要是通过对范嬷嬷的经历的叙述。范嬷嬷是一位善良的修道者，收养了许多流浪儿童，但这些儿童中竟然有人出面指控她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当时，所有的宗教仪式都被指控为封建、迷信的内容。人在伦理上得不到正常的安慰，在信仰上又缺乏应有的自由。
因此，一部《风和日丽》，最能看出艾伟对历史的思辨。与前辈的先锋作家不同，艾伟特别重视事件发生的时间。他或正面提出，或用一些历史事件代替（如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中越战争等），或者用写信时的末尾标注，或用人物的年龄作为时间的纪元，方法多样，但对于时间的重视则是统一的。尤其是在叙述作品中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艾伟往往把时间精确到月和日，如尹泽桂将军去世的时间，艾伟从正面提出，是1995年6月30日的夜晚，其实正是传统史书的做法。换而言之，艾伟写作小说，更注重与历史的结合，把故事平行于历史，也把作品作为个人的成长史来完成。
诚如艾伟自己所言：“作家的个人气质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他的气质，他的趣味，他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艾伟的小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气质，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认识或反观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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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霞艳.消费时代的革命叙事――以《风和日丽》为例[J].南方文坛?绿色批评，2010（3）.
作 者：常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本科生;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乡土文学与女性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